「那你們找的結果如何？」
「當然毫無結果啦，」雷舍爾似乎有些幸災樂禍地說。
我覺得他對瓦格納教授的態度不大友好。
「我家裡有未婚妻在等著我呢，」雷舍爾不打自招地說道，「可憐的林！他也有個未婚妻。」
三、會說話的大腦
就在這時，擋在門口的帆布帘子撩開了一些，瓦格納教授出現在門口。
「您好，」他彬彬有禮地對我說道。「您幹嗎坐在這兒？到我那兒去吧。」說完，他擁抱了我一下，領我到他的帳篷里去了。雷舍爾沒有跟來。
我好奇地打量著瓦格納教授的野營帳篷實驗室。
這裡的儀器設備說明，瓦格納教授進行著各種不同學科的科學研究。無線電台和玻璃的、瓷的化學器皿並排放著，顯微鏡既有光學的，也有電子的。還有好多儀器的名稱我也說不上來。
「請坐吧，」瓦格納教授說。他自己也坐到塞在兩張擺滿儀器的大桌子之間的小桌子前的行軍椅上，開始了書寫。與此同時他用一隻眼珠瞧著我，跟我聊上了。
令我吃了一驚的是，我覺得他對我的了解好象要比我對他的了解多得多。他列舉了我的一串學術著作，還做了些評論，其中肯與深刻又令我大為驚訝，可從他的專業來講，他是個生物學家而不是化學家。
「請問，您能不能幫我做件事？我覺得我們不久就要在一口鍋里攪馬勺了。」
「攪什麼？跟誰？」我本想問一聲，但忍住沒張口。
「您已經看到了，」瓦格納教授繼續說道。「亨利希-雷舍爾是個非常討人喜歡的年輕人。雖然他狗屁也發明不出來，卻是個規規矩矩的分類學家。他是個在科學領域中收集積累原始材料的人，終日碌碌，為未來的天才準備嫁衣而已，而天才的一個想法就能使成千上萬至今還是莫名其妙的問題迎刃而解，把部分結合成整體，建立起完整體系。雷舍爾是科學的僕人。但問題並不在於此。各司其職嘛。他就是那個層次的產兒。他是那種自以為是、規規矩矩的德國小市民爹媽的規規矩矩的乖兒子。星期天早上得細聲細語地唱讚美詩，午飯之後，喝上一杯按他可敬媽媽的方法煮的咖啡，還要照規矩飯後一支煙兒——抽支雪茄。難道我就沒注意到在我解剖林的屍體時他怎麼向我翻白眼嗎？」說到這兒，瓦格納教授突然笑了。「幸虧他沒看見我後來幹了些什麼！我不僅開了林的顱，還取出了他的大腦，打算解剖。我從不會放過這樣的機會。取出林的大腦之後，我用繃帶把他的頭包好，然後就跟雷舍爾一道把這具沒有腦子的屍體給埋了。雷舍爾在墓前念了禱文，這才一本正經地離開。而我開始研究林的大腦。」
在亞的斯亞貝巴找不到冰來保存大腦。當然可以把它泡在酒精里，但我的實驗需要完全新鮮的腦子。於是我決定無論如何得保證大腦存活，用我發明的一種完全可以替代血液的生理溶液維持它的生命！這樣我就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擁有一個活腦子。我還從它上面切下薄薄的一層做成顯微切片，供其他研究用。最困難的就是給大腦一個『顱骨』，以保證它不受感染。您會看到，我非常成功地完成了這一任務。我把腦子放在一個特殊的容器里，開始向它輸送養料。我給它受傷的部分徹底消了毒，開始醫治。根據腦組織開始結疤來看，大腦仍然活著，就像被切下來的手指在人工條件下活著一樣。
在對大腦進行研究時，我一刻也沒忘記我朋友圖爾納教授的命運，不管是死是活，我一定得找到他，於是我就帶上林的大腦和我的流動實驗室上路了。
我有希望找到圖爾納的蹤跡。他是在人相當多的地方旅行的。他沿途得在村子里購買食物，這樣我們就可以從當地居民口中打聽到消息。我和雷舍爾匆匆趕路，幾天之後就到了提格雷高原上。
一天晚上，我決定對林的大腦進行第一次解剖。就在我拿著解剖刀走到它跟前時，一個想法制止了我。要是腦子活著，它會感到疼痛。我的手術是不是太殘酷了點兒？我這不就是要使林的大腦遭到那些在本地居民宴會上被生吞活剝的牛的命運嗎？您昨天不也看到那種慘狀了嗎？
我猶豫起來。到了最後，大概還是科學興趣戰勝了惻隱之心。要知道在我手下的畢竟不是個活生生的人，而只不過是一塊『肉』罷了。
人道主義者反對活體解剖。然而10隻『飽受折磨』的實驗用的兔子不是挽救了上千人的性命嗎？還有我們吃的肉呢？
管它呢！總之，我又把手術刀湊到腦子跟前，可又停住了。
有一個新的，還沒有完全形成的想法，迫使我謹慎從事，再等一等看，這種想法最終會從下意識的黑淵里浮出來，到達意識的表層。
幾秒鐘之後，我的意識里出現了這一想法：
「既然林的大腦還活著，那它不僅僅是只能感到疼痛。思維——是大腦的職能之一。如果林的大腦還能思維會怎樣呢？他能想什麼呢？能不能想辦法知道這一點呢？能不能和大腦建立聯繫呢？要知道林還沒來得及告訴我們圖爾納在哪兒，出了什麼事呢。我能不能從林的腦子裡掏出這個秘密呢？如果這個實驗成功，那就是一箭雙鵰：既解決了一個有趣的科學問題，也許還能拯救我的朋友，」
「是阿姆巴嗎？」我笑著提示道。
瓦格納教授想了一下，很快也笑著答道：「對，是阿姆巴，不過不是阿比西尼亞的阿姆巴，而是抽彩一抽兩中。一舉兩得。可以指望實驗在科學方面得到很多有趣的材料，所以我就狂熱地開始了工作。而工作還真不少。應該發明一種和大腦進行交流的方法，它既不能看，也不能聽，未必能感覺到什麼，這大概比不懂火星人和月球人的語言時就跟他們打交道容易不了多少。
我還得告訴您一個秘密：林在『囫圇個兒』時也不聰明。有一回圖爾納告訴我，林曾經叫吃人生番抓住過，卻活著回來了，而和他一起被抓的兩個被吃掉了。
「這是因為，」圖爾納開玩笑地解釋說，「吃人生番們發現林太笨，怕吃掉他后自己被愚笨傳染了。生番們吃人不是因為餓，而是想通過吃肉獲得被吃的敵人的勇氣。」
「這樣看來，」瓦格納教授繼續說道，「我是在跟一樣非常難對付的材料打交道。但困難永遠不能阻止我。」
在研究中我是這麼想的。大腦的工作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電化學過程，這個過程中會發射出無線電短波。我在兩年前就組裝了一台可以接收電波的儀器，用它可以接收大腦進行思維時放出的電波。我甚至還發明了一架可以自動記錄波動曲線的儀器。
但是，怎樣才能把這曲線翻譯成人的語言呢？這就非常之困難了。我敢肯定，就是同一個想法，也會因人的心情不同而用完全不同的曲線表現出來。
「顯而易見，應該掌握的既不是全部的思想，甚至也不是單個的詞語——應該走另外的途徑：跟大腦商定一種字母，編製一份特殊的字母表，大腦在想到某一個字母時，應該產生一種清晰的，不同於其他字母的電波，並在我的儀器上變成可見圖形。總之，我找到的是一種被關在單人牢房裡的囚徒在不知道獄中暗號的情況下，跟隔壁牢房的犯人通過敲打牆壁而建立聯繫的方法。
但這一切還是后話。首先得確定林的大腦是否能發出電波，換句話說，它是否在進行『腦力』勞動，還是它的全部生命只在於細胞的生理存活。從理論上講，大腦應該能進行思維。
我製造了一台十分精密的儀器，把它跟大腦聯結起來。因為大腦只能發出極為微弱的電波。為了不使它由於在空間傳播而變得更弱，我決定儘可能把它所放射出的全部電能統統收集起來。為此我給林的大腦罩上了細金屬絲做的網，用導線把它和我的儀器聯結到一起。盛著林的大腦的匣子和大地是絕緣的。這台儀器收集到的電波再傳給非常靈敏的自動記錄儀。一根細針再把變化刻到一條塗著特製清漆的移動電影膠片上。我不過把電影膠片當成普通的記錄用材料了。
噢，該叫雷舍爾看看我乾的這種事！他見到這種褻瀆神明的行徑一定會憤怒地咆哮起來。」
瓦格納教授不說話了，我急切地望著他，想提個問題，又怕發問會打斷他的思路。
「是啊，」瓦格納教授又講了起來，「儀器接收到電波，針在膠片上根據波動記下了像速記符號一樣的曲線。林的大腦在思維。但它到底想的是什麼，對我來說還是一個加了7道封印的秘密。您知道，我的記憶力好得出奇。膠片上記錄下的東西現在全在我的腦子裡。我把破譯這份莫名其妙天書的任務交給了我大腦的左半球，也就是更好的那一半腦筋。」
商博良①在著手釋解埃及象形文字時，對其所知一點兒不比我多，但他成功了。為什麼我就不能破譯林大腦的象形文字呢？我想。但它們很久沒向我屈服。我還沒辦法讀懂這些象形字，但我已經確定了哪些符號出現了多少次。特別經常出現的是這樣一個符號：
它代表什麼意思我還不曉得。但相同符號的重複已經給下一步的工作以某些支點。我望著膠片上曲曲彎彎的線條，想著它們究竟意味著什麼。
①商博良，1790-1832，法國人，埃及學的創始人，曾制定譯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