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能怪他們，」鄧普西說，「他是個很好的演說家，沒準兒還要參加下屆總統競選呢。」
「這傢伙比我們現在看到的其他人都高出一截，」貝利實實在在地說，「是個值得敬畏的人物。」
鄧普西沒有理會貝利的評論。法羅還沒答話，他問道：
「保安機關有何打算？」
「州警察局負責保護他的車隊，州長的車隊也由他們負責」，法羅站起身在地圖上標出行車路線，「不管他們何時行動，都由州警察局負責。我們承擔了他留駐期間的保安任務，就是在溫徹斯特莊園，朗伍德飯店和中學。」他邊說邊在地圖上指出打紅叉的地方。
貝利往前靠靠，說道：「我不明白乾嘛非要樹那麼一個雕像。英國人在這兒登陸的時候鎮子還沒有，從那以後也沒有發生過什麼大事。」
鄧普西苦笑一下，貝利說得不無道理。
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大家都沒有提。三個人都清楚，無論採取什麼預防措施，如果有人蓄意謀殺本森或別的什麼人，他是能夠做到的。
貝利和法羅起身退出時，電話鈴響了。「你的電話，警長，」瑪麗通過對講機告訴他，「是貝爾-唐納利。」
鄧普西按下電話機上的一閃光按組，拿起聽筒。對於這位費爾波特首席行政委員，他的確有點喜歡。唐納利生就一副倒三角形身材，人們把他當成一隻會群又可愛的大狗熊。
「貝爾，我打算這兒的事一完就去拜訪你，給你簡單說說參議員本森訪問時的保安計劃。」
「很好，吉姆。這位參議員是我的至交，這你知道。」
唐納利講話時，鄧普西握著聽筒的手放了下來。跟唐納利談話就象聽收音機，單向、不間斷。唐納利是個天生的政治家，無論和誰談什麼事，他都可以隨口均出一堆名人為自己壯氣。
等了一段時間，鄧普西打斷他的獨白，說道：「我的天哪，貝爾，什麼時候你能把話說得短一點？」
「今天有扶輪國際社的每月例會，你在12點來訪怎麼樣？午餐之前我們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好吧，貝爾。你攬的什麼好事呀，我早記不得什麼扶輪國際了。謝謝，一小時以後見。」
鄧普西放下電話，把腳提上辦公桌，向後仰卧在靠背上。精神真是太不集中了，怎麼把午餐會的事忘了？這也是一次很重要的會議。按扶輪國際的一項計劃，內德-尼科爾斯已同意向小組報告坎德爾伍德湖附近幾座可以作為夏令營的房產交易的最新消息。他打開抽屜取出房產文件，很快地翻閱一遍，然後又還了回去。鄧普西的思路沉緬於對這些房產的憧憬之中。那真是一個美麗的風景勝地，150英畝茂密的林地中間有一座釣魚用的房舍，坐落在小山丘之上，在此可以縱覽坎德爾伍德湖，一棵蒼勁的古松遮蓋著鄉土味的門廊，每年春天都有一隻蜂鳥在松樹上築巢。維繫鳥巢的只是一根細絲。鄧普西想，這就是生命的象徵，它是那樣的脆弱和纖細，又是那樣不可思議的柔韌和堅忍。那根細絲足以使鳥巢經得起大自然的一切侵襲；可是如果有人想毀壞它，他只要用手指輕輕一擊即可成功。
瑪麗打斷了鄧普西的暇想，她帶來了今天的郵件：兩封信和一本《體育畫報》。她把咖啡壺的杯子放進托盤拿了出去。第一封信要求他參加基督青年會的一次特別建築基金旅行，並為他們帶隊。他把信放到一邊，這事以後不能不考慮。雖然要花費許多時間，他知道他最終還是得同意。郊區的大部分犯罪都是那些討厭而好動的十幾歲的孩子乾的，一個好青年還是很有用的。
看到第二分封信，他「忽」地從椅子里直起身來。這是一張用打字機打的八又二分之一英寸普通白合同紙信件，收件人欄寫著他的名子，蓋有當地郵局的郵戳。信的全文如件：
鮮血殷紅，
警豬臉發綠。
數數冤死鬼，
頗有幾許。
黑桃青青，
紅桃赤。
時光不會太久，
爾亦就死。
方塊紅紅，
草花青。
你的老夥計，
安家於袋中。
鄧普西深吸一口氣，努力使自己鎮靜下來，跳起身大聲叫著貝利和法羅……兩人走到門口，他給他們指指桌上的信：
「別碰，」他警告說。兩位上尉越過他的肩頭看信，他打開對講機呼叫他們的試驗室專家保羅-賴斯。兩人輕輕地罵了幾句，然後表明了相同的看法。
「怪人，可能還是專門研究淫穢電話的，」貝利說，他的黑眼珠忽閃忽閃的。
「很可能是一個惡作劇，」法羅懷著希望補充說，「如果不是的話……」他猶豫一下，然後結束了自己的推理，「我們就遇到麻煩了，這是個瘋子。」
兩人滿腹狐疑地看著鄧普西，他正望著窗外的什麼地方。
加拿大鵝已然不知去向。經過整整一分鐘的沉默，他才轉過身來。恰在此時，保羅-賴斯無精打采地走了進來。
這位中學時期的籃球名星生得細高、結實，有一副運動員型的身架。因為總是弓著腰走路，他平時給人的印象並不覺得高。除了站立姿態不佳外，這位30歲的專家在其他方面還是頗為注意的。他稀疏的金髮梳理成一寸長的波浪型，與之相稱的金黃色髭也修整得有條有理。
鄧普西覺得賴斯是試驗室技術人員中最出眾的。他思維敏捷，分析透闢，只是喜歡自行其是。他喜歡干自己的事情，違反規則成為一種習慣，帶有強烈氣味的修面霜洗劑就是他的商標。
鄧普西用手指指桌上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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