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深圳方陳述，事情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年初的時候，深圳廠家欲到重慶建立銷售網路，先是派了兩個人做市場調查。方方面面跑了兩個月，就很堅信地得出重慶大有做頭的結論。重慶市場之大，確實讓人興奮，而更讓人興奮的是，重慶的電腦市場就如同一大片廣袤無垠的黑土地，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那麼誰先進入，誰就佔了先機。但是，它之所以是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重慶的銷售市場還沒有發育成熟，許多銷售方式，銷售渠道人為制導因素極為顯著，所以採用通常銷售方式就有可能一籌莫展，還是要靠人際關係的渠道才能走得通，走得順。深圳的人明白這樣的特殊形勢后，便仔細地篩選了各行業的市場需求，最後確定把建築行業做為主攻的重點。因為重慶變成直轄市后，最先啟動的必將是建築行業，況且還有三峽大壩的跨世紀的大工程呢。
深圳的人於是目光瞄準了市建委的主要官員，沒有多久就將注意力聚焦在建委第一把手楊主任的身上。做生意的人對於如何對付政府官員，那真是輕車熟路，但卻沒有想到，這次卻屢屢碰壁撞牆。建委楊主任工作能力很強，有眼光也有魄力，但也就獨斷專行，權力集中。當然這是商家最理想的對象。但楊主任極有內力，隨便商家施展出多少手段，他就是不為所動，甚至是根本就不吃那一套。彷彿他渾身練就了刀槍不入的鐵布衫，水潑不進針扎不透。深圳的人沒有辦法了，正準備打道回府時，卻遇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楊主任的兒子出事了。
楊主任有兩個孩子，姐姐在一家廣告公司，弟弟在農業銀行。姐弟倆相差十歲，姐姐離了婚，而弟弟沒結婚。姐弟之間的關係一直很好，姐姐很能幹，很有主見，象父親，弟弟卻很貪玩，象母親。貪玩的弟弟在農業銀行信貸處，挪用了公款，與一幫子哥們成天花天酒地。後來事發東窗，原是要送交警方，後來顧及到楊主任的面子，便通融了一下，決定如若能賠出挪用的款，即可內部處理。回家楊東一說，差點讓楊主任背過氣去，當時就發了脾氣，聲稱要打電話，請農行交司法機關處理。楊東的母親攔住了怒不可遏的楊主任，立即打電話告知女兒，女兒問挪用了多少，母親問楊東，說是一百多萬，女兒電話那頭吸了一口涼氣，但又馬上說，先別讓父親動作，給她三天時間，她去想辦法。三天後，姐姐提著不知從哪搞來的一百萬交到了農行，農行便以一紙辭退書了結此事。
沒了工作的楊東只好獃在家裡，母親又怕他出去鬼混，就狠心地控制了他的錢。所以有時楊東身上摸遍了也摸不出五分錢。他在外面花錢花慣了，現在這種情形真讓他有心去死。恰巧這時深圳的人找到了他。
深圳的人說是想在重慶設立分公司，請楊東出任副總經理。楊東問，我能做什麼呢？深圳的人說，其實你也不用做什麼。楊東說，那我去當什麼副總經理呀？深圳的人明說，你爸爸不是建委主任嗎？建委系統的計算機配置業務隨便弄一個過來，就夠你忙幾個月的。楊東說那行，不過我得回家說一聲。沒有想到第二天楊東變卦了，說是不想當什麼副總，但是可以作為重慶一方與深圳合作銷售。深圳人一聽，就猜到楊東背後有一位高手給他出了點子。但也沒有別的辦法。於是就同意了。過了幾天，楊東說他自己搞了一家公司，自己出任總經理，主要業務是電腦及電腦配置，如果深圳方願意合作的話，就約個時間談談合作細節。
深圳的人去了楊東的公司，也查驗了經營執照，雖則是渝興公司下屬的分公司，但竟也是獨立法人公司，註冊資金也有一百萬。深圳人便沒有任何疑慮地與楊東商討合作的細節，楊東拿出一份清單，上面全是建委系統電腦配置的規劃的指標，其中最讓深圳方感興趣的就是重慶建築設計院的訂單。楊東說要是深圳出面去做這筆訂單，十有八九拿不到手，但如果由他的公司出面，那易如反掌，因為這筆訂單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建委撥款。深圳人心領神會，於是就商定把貨物調到楊東的公司，銷售以後按比例分成。楊東說，如果不放心，他可以馬上預付五十萬，並且可以讓深圳留下一個人監察貨物到后的出入情況。深圳的人拿到五十萬預付款，而且又可派專人看護貨物，既然如此，何樂而不為呢。
誰也沒有想到會出事。
深圳發到重慶的貨櫃是8月25日到的重慶東站，楊東偕同深圳常駐的人一起提貨，又一起將貨盤進了楊東的庫房。什麼都弄好了，這時已經下午6點多鐘了。楊東說應該慶祝一下，於是由他作東，請深圳的人實實在在玩了一晚上。第二天下午深圳的人到楊東的公司，卻看到的是人去樓空。問及物業管理部門，說是前幾天楊東的租期就到了，昨天晚上來了一幫子人把所有的東西都搬走了，深圳的人頓感大事不好，迅即到庫房一看，果然也是空空如也，問庫房管理人，人家說不知道，楊東租的庫房，也是昨晚把貨物拉走了。再找到渝興公司，公司的總經理說，楊東是掛靠在渝興的，屬自付盈虧的承包關係，且是獨立法人，債權債務與渝興無關。深圳方找不到楊東，也不知道貨物的下落，只好求助於警方。
文靜沒有怎麼費力就找到了楊東，但楊東說自己也是受害者。文靜不相信，從已掌握的情況看，這件事從一開始就布好了套子讓深圳人鑽，而如果沒有楊東，深圳人怎麼會那麼容易就上當了呢？楊東卻說你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
楊東今年二十八歲，個子挺高，長得也有幾分帥氣，但就是臉上老是擺出一副對什麼都無所謂，對什麼都不再乎的神態。文靜說，合同是你簽的，你又是法人，從法律的角度上講，你就應該對這批貨物負責，至於你是不是受害者，當然是另當別論。文靜的話中意思很清楚了，儘管你說你也是受害者，但法律責任還是要由你來負的。楊東也聽明白了這個意思，於是似乎象是初出道的樣子問，那我能做些什麼？文靜感到不可思議，這麼嚴重的事怎麼到了楊東的嘴裡就變成了一件搞糟了的遊戲？他是真不清楚問題的嚴重性呢，還是故意揣著明白裝糊塗？於是又問，你知道你要為此負什麼樣的法律責任嗎？楊東說，知道，知道，我就當是欠了他們貨物行不行，我都承認了，難道還要把我抓起來不成？文靜說，你不是欠了別人的貨，你是騙了別人的貨，是詐騙，懂嗎？而且騙得不是小數目，這是犯罪，犯了詐騙罪，你已經犯了罪，不抓你又要抓誰呀？楊東一聽嚇壞了，好象想都沒有想，便向文靜提了一個古怪的要求，說能不能讓他姐姐來一趟，文靜問，讓你姐姐來做什麼，楊東說，我見了我姐姐我就知道我應該怎麼辦啦。
文靜一想，看樣子，楊東也是別人利用的工具，如果楊東能積極配合警方的查證，或許結果更好一些。所以就同意讓楊東給他姐姐打電話。文靜在一旁聽著，楊東打電話時幾乎快要哭出聲來了，也不知道電話里他姐姐說了些什麼，楊東這才又回復到對什麼都無所謂的神態。文靜心想也夠奇的，看來楊東在家裡被寵環了，寵得一無所能，寵得不象個男子漢了。從這一現象分析，楊東可能也是象他自己所說，也是受害者。但為什麼這個時候他不要求見父母，而單單要求見他的姐姐呢？
楊東的姐姐沒有來，而是深圳的人來了，是來要求撤消對楊東的指控。文靜覺得很奇怪，但深圳的人說他們已經找到那批貨的下落，並且已經追回。完全是一場誤會。誤會？那怎麼解釋楊東的人去樓空呢？又怎麼解釋庫房連夜提走了貨物呢？又怎麼解釋楊東事後避而不見呢？深圳的人說半天也沒有說出個讓人信服的解釋。但事主已然找回了貨物，又明確認定錯不在楊東，文靜也覺得有些騎虎難下。恰在這時，局領導也找到文靜，說是這個案件可以到此為止了，文靜說如此而為，是不是過於草率了？儘管事主提出了撤控，但其中許多隱情並沒有進一步得到澄清，如果就這樣了結了，那會不會有什麼預想不到後果？局領導說，出了問題自有領導承擔責任。
文靜決定非要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文靜結案之前，又仔細詢問了一次楊東。
楊東得知深圳的人讓他去任分公司的副總經理，儘管待遇相當優厚，但他還是把不準划不划算，所以提出回家問問。但他並沒有問家裡的人，而是找到了渝興公司的薛總經理，他與薛很熟，過去就有一些交往，特別是他在農行工作的時候，也幫過薛的不少的忙，到現在還有一筆貸款薛沒有歸還。楊東問到薛總，薛總說，深圳的人狡猾得要命，名義上是讓你去當什麼副總，實際上是想利用你父親的權力，到最後大頭讓他們拿走了，你不過是拿點小錢。與其如此，還不如你自己做，跟他們對半分成，再者說了，你自己做，別的廠家也會自動找上門來。楊東為難地說，我自己怎麼做呢？薛總說，那好辦，聽我的沒有錯。
其後幾天里，薛總替楊東辦好了一切，先是將原本就有的分公司的法人改成楊東，然後再替他租了一間寫字間，掛出公司的牌子，又為他的帳上劃去了五十萬的流動資金。這一切做好以後，薛總讓楊東出面約深圳的人到分公司面談。到貨物進入庫房后，薛總又讓楊東出面去應酬深圳的常駐代表。再後來楊東就一無所知了。第二天下午他也是到公司去以後才發現什麼都沒有了。他跑去找薛總，薛總說當時事情緊迫，分公司法人的易名沒有通過工商局，也不知道是誰向工商局舉報了，沒有辦法只好接受工商局的處罰，分公司的執照被註銷了，還罰了一筆款。楊東問那批貨怎麼辦？薛總說你就不用管了，後面的事情他會處理好的。並且強調，這段時間裡楊東最好獃在家裡，不要與任何人聯繫。等事情處理好以後，薛會告訴楊東的。楊東聽后就回家了，果然沒有跟任何人聯繫，也沒有跟家裡講。
假如楊東所言為真，那薛總經理就是一手設計的這個圈套。但這時候去接觸薛，顯然不會有什麼結果的，尤其是深圳方面撤控的情況下。文靜去找深圳的人，一方面是想核實一下楊東的話有幾分真實，另外也極想弄明白撤控的原因。但出乎文靜預料是，深圳的人是找到了，但卻什麼也不願意說。這讓文靜很失望，但也不能強迫別人說。文靜感覺到深圳人有一種難言之隱，但究竟是什麼，好象無從而知。文靜正準備走的時候，無意中瞥見一份材料，抬頭上赫然印著「重慶市建築設計院」的大字，她心裡一動，原來如此，怪不得深圳的人要撤回對楊東的詐騙指控，也怪不得事後深圳人對此諱莫如深呢，顯然與什麼人做了一筆交易。
楊東確是充當了薛總經理的工具，但薛總其人為什麼連楊東也騙了進去，目前尚不得知，而確切無疑的是薛利用楊東騙到了深圳廠家的一批貨。深圳方報案后，渝興公司不是合同簽訂方，而獨立法人的楊東當然難逃其責。楊東的家裡人知道后，認定楊東當了一回冤大頭，但又明知無法追究渝興公司的薛總。那麼若要讓楊東免於警方的追查，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深圳方撤回對楊東的指控，而這樣做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與深圳做一次交易，楊東家裡，特別是楊東的父親，手裡有交易的籌碼，身為建委主任，把深圳想要的業務拿出來應該是很簡單的事。於是楊主任用某種方式找到了深圳的人，直截了當地提出了交換。在這樣的情形下，深圳方經過權衡，當然會接受楊主任的交換。於是撤控，於是諱莫如深，於是楊東也就沒事了。
要證實這一推斷，文靜認為很簡單，只需跑一趟建築設計院就清楚了。她果然去了，果然也證實了這一推斷主體思路的正確性。而仍要做的就是落實其中尚不完全清楚的細節。但有一點文靜心裡很自信。那就是可以重新立案偵察渝興公司的詐騙案。但向局領導彙報后，局領導說研究一下再說。二天以後，領導對文靜說，這個詐騙案交給別人去查，你交接后立即到珠寶搶劫專案組報到，說是那邊遇到難題了，局裡決定調一些業務骨幹去充實專案組的力量，以期儘快查出結果出來。文靜心裡興奮不已，她確確實實早就想介入那宗專案了。
文靜到了專案組，照例是從卷宗開始。
從卷宗上反映出案件的偵辦進展看，警方並沒有取得實質上的突破。一方面儘管警方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做了全面而又細緻的查尋，但沒有獲得令人振奮的線索，文靜還是堅持當初案情分析會上她自己的反證：也許根本就不是慣犯所為。
其實從文靜自己的辦案經驗看，是不是慣犯所為，大都與殘忍沒有必然的聯繫，在相當多的案例中，許多慣犯作案手段反而不如初犯兇狠，這主要因為慣犯對實施犯罪的結果比較注重，在持槍震攝住現場對自己有所阻礙的人員后，一般情形之下是不願意再去殺人的，慣犯真正絞盡腦汁的是得手不被逮到的結果，假如可以不殺人卻殺了人，那就意味著被逮住的可能增大，越是老謀深算的慣犯越是不願意做這種自己與自己過不去的事情。劫犯殺死保安，純粹是一種另有含義的舉動，好象不單單是殘忍。從現場情況看，劫犯一進店已經向保安開了一槍，打斷了右腿上的動脈，出血不止，他站都站不起來，也就無從談起阻止劫犯了。那為什麼還要開第二槍呢？文靜琢磨著現場目擊者提供的細節。不止一個人說那名女劫犯拿到珠寶箱后，不是馬上離開現場，而是又一次把槍筒頂向了坐在地上的保安的頭部，也正是因為復又頂著頭部，剛從樓梯上下來的清潔工才會嚇得失聲叫起來，至使驚動了劫犯，甩手一槍打死了清潔工。為什麼，為什麼呢？
文靜怎麼想都想不出個答案出來。
把槍頂在頭部，是想再威嚇一次，豈不是多餘？況且在那種情勢下，案犯竟然會如此從容不迫？是想說些什麼？對了，後來在打死清潔工后，她不是說了一句「你活著有什麼用」？可不可以說，假如清潔工不出現，案犯就可能先說這句讓人不明所以的話，然後？然後開槍打死保安。那麼也就是說，不管清潔工出不出現，保安是在劫難逃，非死不可的？這到底是為什麼？那為什麼一開始不打死保安，而要在搶劫得逞之後，而且還要說一句周圍的人都聽得見，卻又聽不明白的話？好象是這時保安該死了。可是保安該不該死究竟與案犯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從案犯的口音上可以斷定，案犯都是重慶本地人，雖然所使用的摩托車牌照都被事先用紙遮住了，沒有人能看見，但使用摩托車本身就證明案犯相當熟悉重慶的狀況。重慶私人開輛摩托車上街拉客是極為普遍的，重慶人戲稱為「麾的」。用這樣的交通工具，一是考慮到走到哪不顯眼，另一個就是可以在事後逃避途中不受堵車之阻。假如是外地流竄人員作案，可能就考慮不到如此的細微。文靜想起前些日子，有一外地來重慶的案犯搶劫了一家儲蓄所，得手后開著輛小麵包一路狂奔，沒想到沒有開出多遠，就遇到了堵車，堵得案犯進也進不得，退也沒法退，眼睜睜地看著警察追趕上來，俯手就擒。審訊的時候，他後悔不迭地反覆叨嘮：沒想到重慶塞車塞得這麼邪乎。
但也不能就此斷定是慣犯。
但如果不是慣犯，警方下一步應該根據什麼來確定查尋的方向呢？
文靜又埋頭卷宗中。
從搶劫案犯的前後過程分析，顯然是經過了周密的策劃。從摩托車，到頭盔，著裝，再到各自明確的分工，都可以想象案犯把每一步都預先設計好了。但這也就讓人想不通了。不管案犯策劃得多麼周詳，有一點他們是無從策劃的，這就是那箱價值五百萬的珠寶。據調查的情況分析，那箱珠寶出現在搶劫的現場，只是一種巧合，因為出事的前一天下午快要下班時，總店才臨時決定第二天調五百萬的貨到沙坪壩分店。當然也許這之後有人向案犯透露了消息。但為什麼偏偏等貨進入分店后才實施搶劫呢？雖則其它地點，其它方式不確定性因素，或者是不可預見的因素髮生率較高，但進入分店搶劫的一個對案犯而言最致命的因素，這就是貨到分店后要麼馬上上櫃，這就無形之中增加了作案的時間，也增加了敗露的風險；要麼就是先入分店的保險柜，如果真是這樣，那案犯就等於白忙一場。
實際上案犯不僅要事先知道五百萬的貨將調到分店，而且還要對友誼商店內部運營規律相當的了解。假如真是這樣，那不就是裡應外合了嗎？
文靜查找卷宗，想看一看對那個保安的調查情況。
保安名叫黃偉，出事那天本不當值，但他前一天與同事調了班，理由是10月5日要去參加戰友聚會。案發後警方專門向他的戰友調查過，沒有一個人知道聚會的事，也沒有人知道是哪一個戰友通知黃偉的。警方立即斷定，黃偉是自己編造的借口調的班。但為什麼呢？
另一個細節是，案犯進入現場后，發現四個櫃檯中有一個是空的，便問櫃檯主任，櫃檯的貨放在哪裡了。櫃檯主任下意識地把目光掠向了坐在地上的黃偉，而黃偉卻又把目光掠向了站在櫃檯後面的主任，有人斷定，黃偉的目光不是下意識的，而是在提醒案犯，那箱珠寶就在主任的腳下。於是案犯才用搶頂到了主任的額頭上，逼著主任取出了珠寶箱。進一步推斷：黃偉從某種消息渠道得知了第二天總店要調五百萬的貨到分店，所以用戰友聚會的借口調了班。當案犯進入現場時，黃偉假意沖了上去，事先商定好這時案犯向他開一槍，用這種苦肉計的方式洗刷他的嫌疑。案犯也許是故意裝作不知道那箱珠寶放在哪裡，也許真的不知道箱子的確切位置，所以問櫃檯主任，所以黃偉用目光指引案犯。但黃偉沒有想到，案犯早就打算過河拆橋了，一旦拿到了珠寶，就準備殺黃偉滅口，正準備這麼做的時候，清潔工出現了，因此案犯先打死了清潔工，然後說了那句話以後開槍打死了黃偉。
文靜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暗想不對，假如真是這樣，案犯何必要說什麼呢，何必要讓警方懷疑到黃偉是做內應而一步步查到自己的頭上呢？黃偉用目光指引案犯，案犯又用那麼一句話指引警方，這不顯得不合情理了嗎？
但儘管如此，文靜還是認定了黃偉身上的確有許多疑點。
友誼商店調五百萬的珠寶到分店上櫃，案發之前，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詳情。從上往下排，老總們知道，但也只限於知道要調，而具體什麼時候調，具體都調哪些品種的貨，就全然不知了，因為具體的操作都是由總經理去實施。除了總經理以外，還有就是保安部的主任，還有就是庫房的人員。假如黃偉是這起劫案的內應，那麼他必須是在與人調班之前知道這一詳情的。調班的時間是下午6點40分左右的時候，而總經理正式通知庫房備貨是在下午6點20分左右的時候。與此看來，可能是總部有人用諸如電話的方式通知了黃偉。也由此看來，總部也一定有與此案有關的另外的內應。那個另外的人是誰，黃偉一定是知道的，所以搶劫得手后要殺死黃偉滅口？要不就是那另外的人沒有直接通知黃偉，而是通知了劫犯，然後劫犯再通知了黃偉，如果真是這樣，那黃偉就有可能不知道那另外的人是誰，既然不知道，那劫犯還有必要殺人滅口嗎？有必要，因為黃偉認識劫犯。文靜自己也不知道她想得出什麼樣的結論。
那麼殺死黃偉的原因除了上面二個可能外，會不會有第三種可能呢？
有沒有第三種可能，呆在辦公室里想是想不出來的，文靜合上卷宗，想再找有關的人談談。
文靜首先找到了黃偉調班的那名保安。這個人是個大個子，寬平的臉，名叫齊遠。一進保安部的辦公室，就瞪直了眼睛問：「是不是黃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