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整整齊齊地躺成一排，一個緊挨著一個，雙手都在胸口交叉著，像小天使般地睡著，這些終日在街頭的小戰士終於安息了。
我想摸一摸奧塔里歐，拍一拍他的胳臂，向他說聲對不起。我想喚醒他，帶他回家，讓他吃飽飯，給他一切他所喜愛的東西。
我又向前湊近一些要更看得仔細一些。「別摸他。」比爾說。
我點了點頭。莫迪凱說：「就是他們幾個。」
比爾又用白布單把他們蓋了起來，我閉上眼睛，給他們做了一個簡單的祈禱，是仁慈和請求寬恕的祈禱。再也不要讓這樣的事情發生了，上帝對我說。
在大廳的一個房間里，比爾拉出來兩個網兜子，裡面裝的是這一家人的個人物品。他把這些東西放在一張桌子上，我們幫助他清點這些物品。他們穿的衣服又臟又破，我那件勞動布的夾克是那裡邊最好的一件。有三條毯子，一個錢包，一些不值錢的玩具，嬰兒營養粉，一條毛巾，又是一堆舊衣服，一盒香子蘭餅乾，還有一聽沒有打開的啤酒，一些香煙，二隻避孕套，以及二十美元零零碎碎的錢。
「她的汽車在市停車場，」比爾補充說，「人們說那輛車已是破爛不堪了。」
「我們會處理的。」莫迪凱說。
我們在物品清單上籤了字，帶著朗蒂-伯頓一家的全部資產離開了。「我們把這些東西怎麼處理呢？」我問道。
「把它們送到她外祖母那兒去，你的那件夾克衫還要嗎？」
「不，不要了。」
舉行葬禮使用的屋子是莫迪凱所認識的一位牧師的。莫迪凱並不喜歡這個牧師，因為他所在的教堂對無家可歸的人不夠友善，但他卻能左右這個人。
我們在教堂前停下了車，教堂在哈佛大學附近的喬治亞大街。這個地方比較清潔整齊，附近房子的窗子上沒有釘那麼多木板。
「你最好待在車裡，」他說，「如果我單獨和他談話，話能說得更坦率一些。」
我真是不喜歡一個人坐在車裡，但這時我已把生命都託付給他了，只能說，「沒問題。」於是我坐得更低一些，這樣可以向四周張望。
「你會沒事兒的。」
他走了，走時把車門鎖了起來。幾分鐘以後，我放鬆了一些，並且開始思考問題。莫迪凱要單獨會見那位牧師自有道理。如果我要露面很可能會把事情弄得複雜了。他會問我是誰？我為什麼對這一家人感興趣？這樣一來，花費就會大大增加。
人行道上行人不斷。我看著行人匆匆而過，寒風吹襲著他們。我看到一個母親帶著兩個孩子，穿著很好，他們手挽著手。當昨夜奧塔里歐一家人擠在狹小的汽車裡受凍，呼吸著沒有氣味的一氧化碳直至死去時，這些人在哪裡？我們這些人又在哪裡？
這個世界已經完了，一切都沒有意義。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裡，我已看到六個無家可歸的人死去。對這樣的令人震驚的事我是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的。我是個白人律師，我受過良好的教育，錦衣玉食，收入頗豐，而且很快就可以成為要什麼就有什麼的富人。不錯，婚姻是要吹了，但我可以從頭來過，世上不乏漂亮的女人，我從未為此而擔心過。
我詛咒那位先生，是他讓我的生活脫了軌，我詛咒莫迪凱，是他讓我有一種罪惡感，我也詛咒奧塔里歐，是他叫我心碎。
這時有人敲車窗把我嚇了一跳，幾乎魂都沒了，原來是莫迪凱，他站在路邊的雪地上。我搖開車窗。
「他說他要二千美元，把五個人都埋葬了。」
「不用管他要多少！」我說，他又消失了。
過了一會兒，他又回來了，坐回駕駛座位，把車開了起來。「葬禮定於星期二，就在這個教堂。木棺材，但都是不錯的。他還準備些花兒，你知道，這樣看起來才像樣。他開始要三千，但是我告訴他新聞界還要來人，你還可以上電視，結果他就同意給二千了。二千塊還算不錯。」
「謝謝你，莫迪凱。」
「你還好嗎？」
「不怎麼樣。」
他沒有再說什麼，我們開車回到我的辦公室。
克萊爾的弟弟詹姆斯已確診為何傑金病，所以全家都祈禱上蒼。這倒與我無關，我只是聽她講述她一家人是如何度過這個周末的。先是聽到這個嚇人的消息，接著就是抱頭痛哭，禱告，安慰詹姆斯和他的妻子。這一家子就好抱頭痛哭。看來她沒叫我去她家真是謝天謝地。醫治立即著手進行，據說預后還不錯。
她回家來還是讓人高興的，家裡總算有人可以述說一下心中的煩悶。我們在公寓的舒適的小屋中喝酒，烤火，腳上蓋著毯子，那情調真有點浪漫，儘管我內心受到傷害太多，幾乎想不到那些充滿柔情的事。我儘力去聽她的講述，對可憐的詹姆斯說些同情的話，不時地用些適當的詞兒。
這種情況是我原先所沒有預料到的，我也不知道這是否是我所需要的。我想我們可能會閃爍其辭互不說破，也許還會發生小的摩擦。很快就會變得撕破臉皮，後來還可能變得平緩，就像真正成年人那樣分手。但是，自從奧塔里歐那件事之後，我再也不想涉足情感，我的情感已經枯竭。她不斷地提醒我說我看上去很疲憊，我真得感謝她。
我一直注意地聽她的講述，一直到完，後來話題又轉到了我及我的周末過得如何。我和盤托出，向她講了我所經歷的一切，我在避難所做志願服務者，後來又講了奧塔里歐和他的一家，把報紙的有關報道也給她看了。
她真的有些感動，但也有些困惑，好像我和上周相比簡直成了另外一個人了。她不知道她是喜歡這后一種形象呢還是原來的形象，就連我也說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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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我和克萊爾都是工作狂，又年富力強，所以根本不用鬧鐘，特別是周一的早晨當我們面對新的一周工作挑戰的時候。我們五點鐘就已起床，五點三十分吃點麥片粥，然後就各奔東西了，甚至比賽似的看誰先離開家。
可能是喝了些酒的緣故，我一夜沒有做夢，沒有夢到周末所發生的事情。在我開車上班的路上，我決心從此以後要讓自己和那些無家可歸的人保持一定距離。但我仍要參加葬禮，不時地為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做些公益性的工作，並且保持同莫迪凱的友誼，經常到他的辦公室去。也偶爾會到多利小姐那兒幫忙，去為無家可歸的人做飯。我會捐一些錢讓他們改善一下伙食。我想我如果出錢肯定比那些窮律師出得更多。
我來到辦公室時，天色尚未亮，我決心每天工作十八小時，一連工作幾天，這樣可以調整我自己。我近來的所為已和我的事業脫了軌，這樣瘋狂地工作一陣子會把事情正過來。只有傻瓜才會離開我現在的軌道而跑到別的什麼地方去。
我乘電梯時特意不再進那位先生曾經乘過的那一部。他已成為了歷史，我決心不再想他。我也不再去看那間會議室，當時他就死在那裡。我把公文包和大衣扔在辦公桌后的椅子上，去沖咖啡。還不到六點鐘，我就已走在辦公大樓的廳廊里，與這位同事打個招呼，與那位職員問個早，脫去上衣，捲起袖子，一切都是重新開始的架勢。
我先瀏覽了一下《華爾街日報》，因為我知道這樣的報紙是從不報道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的。接著我又讀了一下《郵報》，在「大都市」欄中對朗蒂-伯頓一家有一段簡單的報道，還有一幅照片，是她的奶奶在一所房子外面哭泣的情景。我看過之後，把報紙放到一旁。我比報道的內容知道得更多，我已決心不再為之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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