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郵報》下面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法律文件大小的馬尼拉紙文件夾，這類文件夾我們公司每天不知用上多少。上面沒有任何標記，所以格外讓人疑惑，它就放在那裡，沒有封口，在我的桌子角上，一定是有人偷偷地放的，我慢慢地打開它。
裡面只有兩頁紙，第一張上就是《郵報》上昨天登載過的那報道的複印件，也就是我昨晚給克萊爾讀過好幾遍的那個報道。在這張紙的下面是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官方文件中提出來的一份檔案，標題上寫著：被驅逐者的名單——河橡公司。
在左欄中有從一到十七的編號，其中第四號就是德文-哈迪。第十五號上寫的是朗蒂-伯頓以及三四個孩子。
我慢慢地把這份檔案放在桌子上，先是站在那裡，然後又走到門邊，把門鎖好，又靠門站了一會。開頭的幾分鐘里一切都是那麼平靜，我注視著桌子中間的那份檔案，我不得不相信這份檔案是真實可靠的，可是是誰把它放到我這兒來的呢？於是，我又一次拿起這份材料，仔細看，在第二頁紙下面，就在檔案里，這位不肯通報姓名的人用鉛筆寫下這樣的字：這次驅逐住戶的行動是不合法的，也是不人道的。
這些字都是用印刷體字母寫成，很顯然是怕我分析字跡而認出寫字的人。筆跡也十分不清楚，就好像用鉛筆十分輕地在檔案上寫上去的。
我的辦公室門一直鎖了一個小時，在這段時間，我一會兒站在窗前看日出，一會兒坐在桌子那兒看看這份檔案。樓廳，走廊中的人漸漸多起來，我可以聽到波利說話的聲音。我打開了門，向她問好，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並要繼續裝下去。
整個一個上午除了開會還是開會，其中有兩個會是魯道夫和他的客戶的。我表現得很得體，儘管我已根本不記得我們都說了些什麼又做了些什麼。魯道夫看到他的一員幹將又精力充沛地回到工作崗位，他感到十分驕傲。
我對那些仍想談起人質事件或問起我事後感覺的人都不很客氣。我仍然和以前一樣，精力充沛，幹勁十足。所以，人們漸漸就不再關心這些事了。後來，父親給我打來電話。他上一次是什麼時候打電話到我辦公室的我也記不清了。他說孟菲斯在下雨。他每天就在房子周圍坐一坐，感到很無聊，還說他和我媽媽對我都有點擔心。我對他們說克萊爾挺好，為了怕他們進一步問起她，我找了個話題，把她弟弟詹姆斯的事告訴了他們，他們在我婚禮上曾見過他一面。我表現出對克萊爾一家人的關心，這能讓他高興。
爸爸往我辦公室里通了電話，他很高興。我仍在這裡工作，掙著大錢，而且會越掙越多。他要我常給他打電話。
半小時后，我的哥哥沃納也從他在亞特蘭大市中心區的辦公室給我打來電話。他比我大六歲，也是一家資金雄厚的大公司股東，是一位不受任何限制的律師。沃納和我小時候並不總在一起，但我們在一起時又是彼此感到很愉快。在三年前他離婚期間，他幾乎每周都打電話給我，把他的心裡話和我說一說。
他也和我一樣是個守時的人，所以，我知道我們的電話不會很長的。「多和爸爸談一談。」他說，「他把一切都告訴我了。」
「我想他是會告訴你的。」
「我知道你現在的感覺，我們都經歷過。你工作努力，收入可觀，從來不停止地幫助小人物。後來發生了點事，你就回想起法學院，想到我們在一年級時的事情，那時我們充滿理想，想將來用我們的法學知識來拯救人類，你還記得嗎？」
「記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一點不錯，我們一年級時，學校做過一次調查，我們班有一半的同學都想學公共利益法。可三年後當我們畢業時，大家又都想去掙大錢去了。我真不知道是怎麼搞的。」
「法學院讓你變得貪婪。」
「大概是吧，我們公司有一項計劃，你可以有一年的假期，就像學術年假之類的假期，在這一年之中你可以從事公益法。十二個月後你再回來，就像從來沒離開一樣。你們公司怎麼樣？」
文塔吉-沃納有過同一個問題，他已然解決了這個問題，乾淨利落地解決了。十二個月，我就可以脫胎換骨了。真是一條捷徑，而且我的前途也不受任何影響。
「可非股東成員不行，」我說，「我也聽說有一兩個股東曾離開這裡為別的什麼機構干一兩年，然後又回到這裡。但從來沒有一個非股東成員這樣做過。」
「但你的情況不同，因為你是這一公司的成員，精神受到極大傷害，甚至幾乎喪了命。我會用我的力量去說服一些人，告訴他們你需要一段時間休息。就休一年吧，然後再回來干。」
「這可能會奏效。」我說，盡量不打擊他的情緒。他是A型行為者①，有時會一意孤行，常常一句話不當就會爭論起來，特別是在家庭成員中問。「我得忙去了。」我說，他也有事要做，我們約定以後再詳談。
①A型行為是一種行為類型，常表現為高度進取心和緊迫感，性情急躁，凡事認真求全。這類人易引發心臟病。與之相對的B型行為則是輕鬆悠閑，無緊迫感。這些用語是美國心臟病專家MeyerFriedman等人首先使用。
午飯是與魯道夫以及一個客戶在一家豪華的飯店吃的。這種情況我們稱之為工作午餐，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喝酒，同時也意味著我們的客戶對這段時間也要付費。為魯道夫一小時要付四百美元，而我則是三百。我們連工作，談話，再加吃飯共是兩個小時，那位客戶就要為這頓午餐付出一千四百美元。我們公司在這家飯店有賬戶，所以飯錢可以記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賬上，如果教堂地下室的伙食管理員也把賬記在這位客戶的賬上就好了。
整個一個下午又是不停的電話，一個接一個的會議。僅憑我的意志力就能使我看上去是精神抖擻、幹勁十足的，所以這些事我是應付裕如的。我這樣每天的收入都是十分可觀的。但反壟斷法也從未像今天這樣顯得繁忙和無聊。
直到五點鐘時我才得空一個人坐一會兒。我和波利說了聲再見，又鎖上了門。開始打開那份神秘的檔案，並在記事本上胡亂地記一些什麼。劃了許多帶箭頭的線條，從各個方向指向河橡公司與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其中大部分箭頭都指向了布雷登-錢斯，這個我曾在檔案中看到的房地產股東。我想送這檔案來的是他的律師幫辦，那個曾聽到過我們尖刻的話，並在幾秒鐘之後當我們離開他們房間時把錢斯比作蠢驢的那個年輕人。他對這次驅逐行動的底細一定十分清楚，他會有機會接觸這份檔案的。
為了避免公司錄音，我使用我的手機向反壟斷部門的一位幫辦打電話。他的辦公室從我這個辦公室轉個彎才到。他把我當成了另外一個什麼人了，而我沒費多大勁就知道我所要找的人是赫克托-帕爾馬。他在公司已工作三年了，一直搞房地產方面的工作。我想找到他，但是不能在公司里找他。
莫迪凱打來電話，他問我晚飯打算在哪兒吃，他說：「我請客。」
「請我喝湯？」
他笑了：「當然不是，我知道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我們約好七點鐘碰面。克萊爾又回到那種外科醫生的精神狀態中去了，把時間、吃飯、丈夫早就忘到了腦後。她下午三四點鐘才上班，簡簡單單說上兩句話，然後就不知何時才能回家，總之是不會早的，至於晚飯男人只有自己照顧自己了。這一點我並不反對。她已從我這裡學會了快節奏的生活方式了。
我們在杜邦廣場附近的一家餐館碰頭。餐館里酒吧櫃檯前站滿了一些收入可觀的政府工作人員，他們在進城上班之前在這裡喝點什麼。我們是在後面一個小包廂里喝著啤酒。
「伯頓的事越來越引人矚目。」他呷了一口乾啤，說道。
「對不起，在過去的十二小時里我就像在山洞裡一樣，外面什麼事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
「許多報紙都報道了這件事，四個孩子和他們的母親都住在汽車裡，一起死在了大街上。他們死的地方就離國會山不到一英里，而國會山上還正在開會要改革福利政策，這會使更多的母親和孩子流落街頭。你看吧，有好瞧的了。」
「這樣一來，他們的葬禮就會更讓人注意了。」
「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已經和十幾個這方面的積極分子談過話了，他們打算把他們的人都帶上，這樣葬禮的會場就會擠滿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報紙、電台又會報道一番。四口小棺材再加上他們母親的棺材排成一排，攝影，照像，六點鐘的新聞你就看吧。我們先集會，后遊行。」
「這樣一來，他們的死很可能帶來好的結果。」
「很有可能。」
作為一名有經驗的大城市的律師，我當然知道每次午餐或晚餐的邀請背後總是有些目的的。莫迪凱準是找我有事，從他的眼神我就看得出來。
「知道他們為什麼成為無家可歸的嗎？」我問道，試探一下他是否知道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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