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家裡給我做的飯食我連看都不想看。倒不是老婆手藝不好，做的不好吃，只是我家有四張嘴巴，靠兩個人不多的工資過活，所以她不得不節省著過。當然啦，要是我的話，用這點兒錢也可以吃得好一點兒，可是我能說不合她心意的話嗎？不管你說什麼，她總是一個回答：等你掙得像伊萬諾夫、彼得羅夫或者西多羅夫那麼多的時候再回家來吩咐我。我能對她說什麼呢？說這不是我的過錯，因為我年青時代讀法學專業，在民警局裡工作名聲好、受人尊敬，而攻讀民法、經濟法和財政法，那個時候只意味著能在企業里混個法律顧問的差使、枯燥單調地苟且偷生？說20年前我選擇報考哪所高校時，根本無法預料，今天一切都正好翻了個個兒？說20年前金融家、經濟學家、計劃工作者、會計師、民法專家，說得客氣點兒，沒人看得上眼，可是今天，人家成了生活的主人，成了百萬富翁，而我們，這些民族的驕傲、社會的精華，卻被拋到一邊，橫遭污辱？尼古拉，簡單說吧，只要你讓我到你家來睡覺，我就自己動手。我做的飯味道好極了。」
這使謝盧亞諾夫十分滿意。
他們買了些調味汁、調料、蔬菜，每樣一兩份兒，裝了滿滿幾網兜，快步朝尼古拉家走去。這些調味汁、佐料、蔬菜的名稱，謝盧亞諾夫從未聽說過，更不知道該怎麼使用，跟什麼東西一塊兒做了吃。
「你那包里是什麼東西這麼香？」個頭兒不高的謝盧亞諾夫問道。他小心翼翼地仰起頭，望著高大的科羅特科夫，咽著飢餓的口水。
「不告訴你，」尤拉一本正經地回答道。對尤拉來說，最大的快樂是讓尼古拉因猜不出而難受。他從來不事先說，打算用什麼東西做什麼。但是每次都做得好吃極了。
「科羅特科夫，你這個壞蛋。」尼古拉生氣了，「你知道，我什麼都能忍受，就是好奇心得不到滿足這一點我忍受不了。快告訴我，是什麼這麼香？說呀！醋漬蒜頭？」
「不是。」
「熊蔥？」
「也不是。尼古拉，別問了。」科羅特科夫哈哈大笑。「過一個鐘頭你就知道了。」
「真見鬼！」尼古拉被激怒了，「一個鐘頭后我會因飢餓、好奇而死的。」
「你要是表現得好，我就放你進廚房看看烹調大師是怎麼工作的。」科羅特科夫答應說。
他們進了廚房。尤拉紮上一條圍裙，動手洗菜切菜，謝盧亞諾夫則在面前擺滿一張張記著筆記的紙片。
「簡單地說，拉特舍夫供認，兇案發生時他在昆采沃婚姻登記處。」他向尤拉簡要地講述了他和馬拉特及其女友葉梅利揚采娃的長時間談話。
「那麼是誰看見他的汽車了？」科羅特科夫一面切著圓蔥絲一面用手背擦著眼淚問道。
「老實說，誰也沒看見。那是我虛張聲勢詐出來的。」尼古拉坦白說。
「怎麼，毫無顧忌地詐他？」
「不，不完全是。有一輛綠色汽車，這是真的。有個人看見了。當然，牌號是我發揮了想象力。」
「發現汽車的是什麼人？」
「是個小夥子，在鄰近建築工地的起重機上幹活。他坐在高處，看得遠。我頭一件事便是跑去找那些建築工，幸好他們星期六也工作。起重機司機說，婚姻登記處所在的那個廣場從他工作的地方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老是朝那兒張望，因為他自己很快也要結婚了。他回憶起，那輛綠色小汽車駛離婚姻登記處，高速駛過廣場大約是在1點剛過。」
「算你運氣好。」科羅特科夫點頭讚許說，「那麼，下一步你打算怎麼辦？」
「跟你商量商量。」尼古拉微微一笑，「拉特舍夫除了到過婚姻登記處之外，我還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指控他。我跟偵查員談過，他斷然拒絕搜查拉特舍夫的住宅尋找手槍。」
「他是對的。已經過了一個星期，要是手槍至今還藏在他那兒，那麼它一定還會在那兒，什麼時候搜查也不晚。要是他已經把槍扔掉了，那麼搜查就更沒有意義了。現在只好使用一些小的花招兒了，採取根本性措施已為時過晚。說到底，想破壞巴爾托什和圖爾賓婚禮的人太多了，其中任何一個人都可能進行兇殺。只不過在那兒發現了馬拉特，其他人幸運，沒人認出他們，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沒去過那兒。也許是那個戈諾瓦諾娃，要麼就是圖爾賓娜老太太，還有可能是巴爾托什太太本人。她殺了人，把婚姻登記處的工作搞得亂作一團，把手槍塞給一個什麼人，比方說塞給卡佳。卡佳那時候正在不遠的地方，不想被新娘看見。馬拉特在婚姻登記處旁等著卡佳，她很快乘馬拉特的汽車走了。再沒有什麼別的了。所以，要麼搜查所有人的住宅，要麼不露聲色，暗地裡行動。」
「對，對，一點兒不錯，」謝盧亞諾夫接過話茬，「他正是這麼說的。順便說一句，我沒發現拉特舍夫和婚姻登記處工作人員有任何聯繫。所以，如果你我把他作為主要嫌疑人，那麼首先應該調查這件事。你那兒有什麼新發現？」
「我在調查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科羅特科夫憂鬱地嘆了口氣，「真是個令人不解的人。聽聽我都打聽到了些什麼吧。她生於1925年，一個著名建築師的家裡。家庭生活富裕，她是在父母的愛撫中長大的。后考入醫學院，當了一名耳鼻喉科醫生。未婚。她父親死於1956年，母親死於1963年。只剩下她孤零零一個人住在一套擺滿書籍、繪畫和古董的寬大豪華住宅里。1968年她生了一個兒子叫瓦列里，可誰也不知道是跟什麼人生的。她有兩個十分要好的女友，她們可能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可是兩個人都死了，一個死於去年，另一個四年前就死去了。她以前的鄰居、同事自然都不知道，她自己不說，他們也不便於問。就這樣直到1985年，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便一直住在她那幢古舊而珍貴的住宅里，把瓦列里撫養大。後來她卻突然像瘋了似的，開始從一所住宅搬到另一所住宅，而且每搬一個住宅總比原先的那個要小些、要差些。」
「換個小點兒、差點兒的房子，為了拿補差費？」謝盧亞諾夫猜測說。
「很像是這麼回事。」尤拉點了點頭，「這樣的話就自然會產生一個問題：要錢幹什麼？如果說，第一次搬家時瓦列里17歲，那麼可以推測，錢可能是用作一筆巨大的賄賂，為的是讓兒子不參軍或者送他上大學。可話又說回來，這兩件事實際上是一回事兒。」
「等一等，可那時她已經60歲了，她兒子不可能參什麼軍，他是年邁母親的獨生子，應該免服兵役。」
「哎喲，我怎麼把這條規定給忘了，」科羅特科夫深感遺憾地皺了皺眉，「這麼說，我說了這麼半天都白說了，還得從頭開始。她1985年突然需要錢，有什麼急用？而且數額這麼大。」
「也許她想避開什麼人，換個地方住。你記不記得她第一次搬到哪兒？」
「我短外衣上面口袋裡有一個活頁本，勞駕給我拿過來。那上面記著呢。」
尼古拉取來短外衣，當著科羅特科夫的面掏出那份兩天前他給他留在辦公室桌上的情況資料記錄。
「真怪，」他聳了聳肩，「她在那幢房子里住了60年，可突然搬到緊挨著的那條街上。」
「真的？」科羅特科夫放下手中那把不時攪拌幾下煎鍋里炒的圓蔥的廚刀，兩眼直盯著謝盧亞諾夫。
「你有把握，她新搬的住處就在緊挨著的那條街上嗎？」他又問了一遍。
「是的，沒錯兒，正常走路只相距三分鐘路。你要是不信，咱們這就去，我指給你看。」
尼古拉-謝盧亞諾夫對莫斯科了如指掌。因此，他的話完全可以相信。
「這麼說，她不是隱藏起來。」尤拉一邊用舌頭舔著粘在刀刃上的金黃色圓蔥碎塊，一邊深思地嘟囔道，「尼古拉，這麼說，還是為了錢，不是為了免除兒子的兵役，也不是為了他上大學。那麼莫非瓦列里犯了什麼罪要花錢打發受害人或者向偵查員行賄？」
他們沉默了幾分鐘，因為科羅特科夫開始進入一道十分精細、需要全神貫注的操作程序——製作滷汁。謝盧亞諾夫家裡沒有量杯，各種拼料只好憑眼力大約估摸著量。這種時刻是不能談任何閑話的。
調配好滷汁后，尤拉把切得整整齊齊、事先拍松的肉放了進去，記下時間。
「塔吉克式煎肉排要浸漬45分鐘，不多不少。」他說，「這是咱們的第二道熱菜。第一道過十分鐘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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