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篇，（《漢書》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
乃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粒‧疾計涫欏0喙獺逗菏欏罰‧
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
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
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
永久也。遷書自裴‧為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為之注者，猶若幹家，則皆闡
其家學者也。
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為文也，體既濫漫，絕
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複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
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
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複遝，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
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
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龜醺
遝之弊出。複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複，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
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
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曆久而失真也。九師之
《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
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自敘》之作，其自注之權
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雲，而特筆以標之。
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雲雲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
未嘗不反複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
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範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
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
一驗也。自後史權既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尚存餼羊
於一線。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逖傘K畏凍逍蕖渡褡謔德肌罰‧鷂
《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為之解。當與《通鑒舉要》、
《考異》之屬，同為近代之良法也。
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為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
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為二品，實則
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複者也。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
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