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而成書，則連床架屋，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遲之又久，終亦
必亡。是則因度數繁重，反並史文而亡之矣，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數哉？
然則前代章程故事，將遂聽其亡歟？曰：史學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
歐陽《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窺於典章制度，不可求全於史志也。劉氏有《政
典》，杜氏有《通典》，並仿《周官》六典，包羅典章，钜細兼收，書盈百帙。
未嘗不曰君臣事跡，紀傳可詳，制度名數，書志難於賅備，故修之至汲汲也。至
於宋初王氏有《唐會要》、《五代會要》，其後徐氏更為《兩漢會要》，則補苴
前古，括代為書。雖與劉、杜之典，同源異流，要皆綜核典章，別於史志，義例
昭然，不可易矣。夫唐宋所為典要，既已如彼；後人修唐宋書，即以其法，紀綱
唐宋制度，使與紀傳之史，相輔而行；則《春秋》、《周禮》，並接源流。弈世
遵行，不亦善乎？何歐陽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數，而猥
加羅列，則亦不善度乎時矣。」或謂《通典》、《會要》之書，較馬、班書志之
體為加詳耳。其於器物名數，亦複不能甄綜賅備，故考古者不能不參質他書，此
又非知言也。古物苟存於今，雖戶版之籍，市井泉貨之簿，未始不可備考證也。
如欲皆存而無裁制，則岱嶽不足供藏書，滄海不足為墨瀋也。故為史學計其長策，
紀、表、志、傳，率由舊章；再推周典遺意，就其官司簿籍，刪取名物器數，略
有條貫，以存一時掌故，與史相輔而不相侵，雖為百世不易之規，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掌故之原，始於官《禮》。百官具於朝廷，則惟國史書志，得而擷其要，國
家會典會要之書，得而備其物與數矣。撰方志者，何得分志與掌故乎？曰：部寺
卿監之志，即掌故也；擬於《周官》，猶夏官之有《司馬法》，冬官之有《考工
與魯《春秋》也。郡縣異於封建，則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職掌，在上頒
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較之國史，具體而微。志與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
溷也。
今之方志，猥瑣庸陋，求於史家義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蓋無
以譏為也。然簿書案牘，頒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
為加；雖有愚拙，不能為損；名勝大邦，與荒僻陋邑，無以異也。故求於今日之
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故
曰：禮失求諸野也。夫治國史者，因推國史以及掌故，蓋史法未亡，而掌故之義
不明，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轉從掌故而正方志；蓋志義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墜；
修其掌故，則志義轉可明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志義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