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諸志，皆從世俗，絕不異人，亦無一定義例，惟所便爾。夫志以考地理，但
悉心於地理沿革，則志事已竟。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餘曰：「餘於體例，
求其是爾，非有心於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如雲但須從
俗，則世俗人皆可為之，又何須擇人而後與哉？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
如雲但重沿革，而文獻非其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為集眾啟館，斂費
以數千金，卑辭厚幣，邀君遠赴，曠日持久，成書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
臆測所能為也。考沿革者，取資載籍。載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
後人猶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
宜，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夫圖事之要，莫若取後人所不得而救
正者，加之意也。然則如餘所見，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
獻而輕沿革耳。」戴他顧而語人曰：「沿革苟誤，是通部之書皆誤矣。名為此府
若州之志，實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餘曰：「所謂沿革誤，而通部之書皆誤者，
亦止能誤入載籍可稽之古事爾。古事誤入，亦可憑古書而正之，事與沿革等耳。
至若三數百年之內，遺文逸獻之散見旁出，與夫口耳流傳，未能必後人之不湮沒
者。以及興舉利弊，切於一方之實用者，則皆‧實可稽，斷無誤於沿革之失考，
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
馮君曰：「方志統合古今，乃為完書，豈僅為三數百年以內設邪？」餘曰：
「史部之書，詳近略遠，諸家類然，不獨在方志也。《太史公書》詳於漢制，其
述虞、夏、商、周，顯與六藝背者，亦頗有之。然六藝具在，人可憑而正史遷之
失，則遷書雖誤，猶無傷也。秦楚之際，下逮天漢，百餘年間，人將一惟遷書是
憑；遷於此而不詳，後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統合今古，蓋為
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無所取裁，不得已而發凡起例，如創造爾。如前志無
憾，則但當續其所有，前志有闕，但當補其所無。夫方志之修，遠者不過百年，
近者不過三數十年。今遠期於三數百年，以其事雖遞修，而義同創造，特寬為之
計爾。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盡方志而皆計及於三數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觀
美，將求其實用也。時殊勢異，舊志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
須更修也。若雲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則沿革明顯，毋庸考訂之，州縣可無庸
修志矣。」馮君恍悟曰：「然。」
戴拂衣徑去。明日示餘《汾州府志》曰：「餘於沿革之外，非無別裁卓見者
也。舊志人物門類，乃首名僧，餘欲刪之，而所載實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
然僧豈可以為人？他志編次人物之中，無識甚矣。餘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當歸
古跡，故取名僧事實，歸之古跡，庸史不解此創例也。」餘曰：「古跡非志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