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績的房子並不算大，不過好歹也是獨立的門戶。房子前面有個一般大小的院子，裏面種植的花草找理的整然有序。房子裏大大小小的雜務是由一位從外面誰來的老人負責。
李績指示老人把驢子系在棗樹上，並喂它喝水和食物。
「這些事情做完之後，你就可以回去了。今晚，我要和這兩位客人好好的喝一杯。」
「辛兄，如果你們還沒有找到落腳的客棧，不妨在寒舍屈就一宿吧？」
李績熱心的邀請，辛讜也爽快地答應。
不一會兒，遠處響起了暮鼓的聲音。待鼓聲敲完三百下的時候，城裏各街區的坊門都得關閉，任何人一律禁止進出。
盡管入夜後，坊與坊之間禁止往來，但是坊的內部倒是可以自由通行。說起長安城的「坊」，不論是面積或人口都遠遠超過鄉下的大城，尤其是崇仁坊這個不夜城，到處都是營業到深夜的酒樓和飯館。
「我知道哪家客棧備有好酒好菜，我們到那裏再好好聊吧，這頭驢子就暫時留在這裏。」
李績帶著辛讜和李延樞走在黃昏的熱鬧街道。坊內的道路是采南北縱橫的棋盤式設計，位於中心交叉位置的叫做十字街，路幅有五丈（唐代的一太約三點一公尺）其他一些垂直交縱的狹窄巷弄，在長安城裏總共有數萬條之多，實在是多不勝數。
而對十字街正好有一間客棧，是棟頗具規模的二樓建築。李績一行三人被帶往一樓後面的位置。臉頰紅潤的中年掌櫃看到李績，笑容可掬地趨前打招呼。
「歡迎歡迎，今天有河東運來的『幹和蒲桃』呢。」
「這個不錯，送上來吧。」
所謂的「幹和蒲桃」指的是完全不加一滴水的純白葡萄酒。李績另外還點了五、六盤的小菜，盛情款待今天剛認識的兩位新朋友。
揚州其實也算是繁華的大城市。往來國外的大船以及長江、運河的船只都以揚州為停靠的港口，而且也住了許多外國人。不過，旅居揚州的外國人多半是來自新羅或日本等國的東方人，並不會令人感到特殊的異國氣氛。但是崇仁坊這家客棧可不同，裏面的酒客甚至是店小二，大約有三成是毛發、眼睛都和漢人不同的異族。或許這就是長安的特色吧，不管是日常用品、家具裝飾都帶有西域的氣息，隨處可聞的弦樂器也讓人聯想到遙遠的異國情調。
李延樞指著辛讜，重新作了一番自我介紹。
「我雖然是個無名小卒，不過這位辛兄可是宰相的孫子呢。」
辛讜的手在臉的前面揮了揮。
「祖父是祖父，我只是平凡的布衣罷了。」
所謂的布衣，指的就是平民。辛讜系出名門之後，他的祖父辛雲京曾在代宗皇帝時期擔任宰相，以忠義武勇為人所稱道。不過，辛讜卻寧願選擇離鄉背井，到長江下遊的都市定居，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他生性好打不平，仗義行俠，壓根就沒想過要在朝廷裏謀個一官半職。除了祖父留下的遺產足夠他享受豐衣足食的生活之外，辛讜本身也懂得生財之道。年屆三十一歲的他，盡管沒有任何官街，但在揚州卻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大富豪。只不過到了長安，只能算是個單純的旅人。
「喔，原來兄台是辛宰相的禦孫啊？」
李績非常欣喜，也報上了自己的名字。年紀二十七，在長安出生長大，早年喪父，由母親一手帶大。不久之前參加過坊州所舉行的地方武藝大會，經過往返十天的旅程，最近才剛回到長安。
最後自我介紹的是李延樞。李延樞也算是個讀書人，屬於知識份子的階級，不過遠不到參加科舉或是在朝為官的程序，只能在家鄉開私塾教小孩讀經識字、或是擔任有教人家的家庭老師、替目不識丁的百姓代寫書信、處理衙門的文書之類的工作。但願話說回來，「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這些膾炙人口的民間小說，就是出自鄉下秀才的手筆。只不過李延樞的出生早了五百年，這一年他才二十九歲。
「這麼說來，小弟是年紀最小的，還要仰仗兩位大哥多多照顧。」
李績說話的當兒，店小二陸續把幹和蒲桃、牛肉和河魚料理端上桌。在李績的要求下，辛讜也說出了他千裏迢迢從揚州來到長安的原因。
「在揚州，我認識了一位叫圓仁的外國和尚，他告訴我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Ⅳ
圓仁是日本來的和尚，在四十五歲那年，也就是文宗皇帝開成三年（西曆八三八年）隨著遣唐使的船只渡海到中國學習佛法。當時的日本認為唐朝是佛教的中心，圓仁為了學習佛教的真髓，才甘願冒著生命危險渡海求佛法。七月二日那天，他在長江河口附近上岸後先滯留在揚州，等待文宗皇帝頒發的入境許可證明，一等就是半年的時間，他和辛讜就是在這段時間認識的。其實辛讜對佛法並不熱衷，但是圓仁遠從異國來唐求法的精神卻令他甚為感動，所以在生活起居上提供不少支援。
其後，圓仁還到過五台山的佛教聖地修行，於開成五年八月抵達大唐的京城長安。未料二年後，就遇上歷史上有名的「會昌廢佛」風潮。
在中華文長久的歷史中，經常發生這類的悲慘事件。在位高權重者的煽動下，少數派遭到誣陷迫害，難以數計的文化寶藏被無情摧殘，「會昌廢佛」就是非常有名的例子之一。
會昌二年（西曆八四二年）十月，二十八歲的武宗皇帝頒布敕令，強迫國內的僧尼還俗。翌年，大權在握的宦官仇士良去世。仇士良生前為了貢因自己的勢力，暗中進行各種陰謀勾當，包括謀害皇族二名、後妃一名、宰相四名。但是這位橫暴惡名昭彰的惡徒，惟獨對佛教崇拜有加，對外國來的僧眾更是禮遇，所以仇士良的死對外來和尚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
仇士良死後，他的遺族和隨從遭到逮捕處刑，萬貫的家產也被沒收充公。所謂「種什麼樣的因，得什麼樣的果」，長安城百姓對仇家的下場莫不拍手叫好。只是，長安城並沒有因仇士良的死而回複平靜，反而連番發生嚴懲的祝融肆虐，其中，六月一場大火更造成了四千戶民家燒毀的巨大損失。
會昌四年（西曆八四四年），武宗正式下令「朕痛惡佛法，下令燒光天下所有的佛書、壞毀天下所有的佛寺。」到了這時期，「會昌廢佛」的運動正式如火如荼地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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