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本人從沒想過要表達這些，是第一修正案成員組等組織，從作品中看到了意味深長的含義：美國人如何需要醜陋的震撼，來認識自身的責任。後來史蒂芬·希弗的作品被批判時，第一修正案成員組等組織都站出來為他辯護。
我本該為生命中有這樣一個男子而感到驕傲。社交上我們是典型的二重唱。至於閨房之樂，我承認我們有過無數個狂野之夜。但我不能放棄我的工作來做他的陪襯。他經常做有酬講座，參加紐約理事會的年會，或者光臨豪華上流場所，甚至每晚幾家。我們在一起時，喜歡互相取笑。但我們不溫柔，對沖動時說的話從不後悔。
時光逝去，鮮花枯萎，萬物難免漸漸衰落。沒有爭吵或討論，我們開始忽視對方。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保持著朋友關系——參加聚會時仍假裝親吻臉頰。因此，我們沒有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我們防止閑話還是相當有成效的。
我有其他穩定的男性伴侶，我對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喜歡，但又不算刻骨銘心。當然有許多失望，也有為了某種激情，而將睡袍撕碎這樣的插曲。這睡袍可比那男人貴多了。
但現在捫心自問：自己有沒有過真愛呢？是否有人獲取了我的心，而不僅僅是我的情？
說實話，我的愛一無所有。
這是我的錯，大概是因為我的本性吧。我不能讓自己成為那種漫不經心的人。愛情不就是失去理智嗎？你不在乎人們怎麼想，你看不見所愛人的缺點——小氣、疏忽、偶爾的卑劣脾氣。你不嫌棄他的社會地位、教育程度、經濟上、道德上低於你。
如果是最後一點——道德上沒良心，我認為那是最糟的。
我總在乎這些，我總是對「不理想」的事情很謹慎。我關注離婚率：能得到持久婚姻的機會有多大？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我所認識的女人的心好像都被傷透了，就像循環利用的罐頭盒一樣被壓扁。
據我觀察，當愛情的麻木漸漸消失時，總會有劇烈的傷痛隨之而來。你並非一定要嫁給一個錯誤的男人，找不到合適的，一定要嫁嗎？
看看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不動產托管人薇拉·亨迪克斯。她是個極聰明的女子，擁有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是幾家最大的非營利性非洲——美洲事務基金會的董事之一，她常入選美國百位最具影響力黑人女性。
然而，薇拉年輕時也錯誤地嫁給了一個爵士鼓手馬克西韋。他的工作好像就是晚上在外邊呆著，抽煙喝酒講笑話，然後淩晨回家。還得告訴你，他不是黑人，而是猶太人。黑人和猶太人，在那個年代可不是一般的不正常。他母親信天主教，宣稱他已經死了，並服了幾星期的喪。當他們從波士頓搬家到Tuscaloosa時，薇拉與馬克西韋和全世界都做了鬥爭。薇拉說人們對他們的怨恨是他們維持這段婚姻的理由。後來，當他們住進充滿混血婚姻的伯克利郊區時，爭鬥就只在他們兩人間發生了，錢和酒都是不和諧婚姻的普遍起因。即使聰明的女人選擇男人時也會犯錯，薇拉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我快接近四十歲時，幾乎說服自己幹脆結婚生孩子。因為有一個深愛我的男人對我說著浪漫的空話和難以啟齒的愛稱。我被奉承得很是受用，也被打動了。以傳統眼光來看，他不是很瀟灑，但很強壯。他不善社交，有些怪習慣，但單就DNA來看，他是生兒育女的理想伴侶。他說我們未來的小孩就像半天使半神童。我被生小孩的未來所吸引，但不可避免地也要考慮到做母親的責任，這讓我想起了繼母。
在我拒絕那個男人的結婚乞求時，他深受打擊。我對此非常內疚，直到六個月後他跟另一個女人結了婚。的確很突然，但我為他高興，真的，他們有了小孩，我仍然替他們高興，然後一個又一個地生，一共四個小孩！我想小孩想了多年，可我頂多也就能生一個，我的孩子會不會喜歡我呢？當然，我永遠都不會有孩子了。
看著薇拉的兩個女兒，我常常思考——她們非常喜愛媽媽，十幾歲了還是這樣。她們真是只應夢中有的好孩子。如果我有小孩，我的小孩會不會對我也這樣好呢？
如果我有女兒，我一定要讓她坐在我的膝上，給她梳頭，聞著她頭發散發出來的淡淡的香味，在她耳後紮個芍藥花，或在她的頭發裏別一只有翡翠斑點的發夾。我們一起照鏡子，彼此深知親情濃厚，因而熱淚盈眶。我很久以後才意識到，我想像中的那個孩子，其實就是小時候的我自己，我一直想有一個這樣的母親。
我承認，每次聽說朋友的孩子變得不再乖或忘恩負義，我都會幸災樂禍，慶幸自己沒有這種為人父母的悲傷。當你的孩子宣稱他們恨你，並且永遠地疏遠了你時，你會作何想？
這問題在我腦中閃現，因為我看到亞洲藝術博物館的通信委員會負責人露辛達·芭莉走上了台，發表她對我的悼詞。她曾說我就像她的媽媽一樣，現在她來到我的追悼會，歌頌「來自陳璧璧的財產」。
她停頓了一下，賽馬似的甩了甩柔順的頭發：「賣掉她的豪華三單元公寓樓和利溫沃斯富麗堂皇的、能看到大橋景色的小別墅，還有她的商店、傳奇式的『不朽者』和其成功的在線目錄業務，接下來是個人的佛教藝術品收藏——插一句，這是非常優秀的收藏品，已經在遺囑中寫明歸入博物館名下。」
大片掌聲響起。這是露辛達的天賦，她能把戲劇與平凡誇張地結合起來，聽起來還像真的一樣。在掌聲達到雷鳴程度之前，她舉手示意安靜，說道：「她離開我們，留下不動產價值約——稍等，哦，找到了——兩千萬美元。」
沒有人在喘氣，沒有人歡呼雀躍，他們大聲鼓掌，好像我的遺產就像他們預料中一樣，只是一串數字。
突如其來地靜下來後，她舉起一個小徽章：「我們將用這個來懷念她的慷慨，新亞洲博物館將在2003年建成，其中一幢樓將由這筆遺產捐資興建。」
一幢！我本應該確認一下，我那兩千萬究竟能換來何種程度的贊揚。還有，這徽章是普通的方形，不鏽鋼的，我的名字字母刻在上面，小得連坐在最前排的人都看不清楚。這就是露辛達喜歡的風格，現代又平庸，像藥瓶上的說明一樣難以讀取。我和她常常以朋友的方式，爭論她那花了大價錢請藝術家設計的藍圖。
「你的眼光還太幼稚，」我不久前告訴她，「你必須得認識到，捐出巨款的人們，其眼光是老到的。如果你想要這種風格，就得給人們配上放大鏡才能看清楚。」
她以不完全開玩笑的語氣說：「你就像我的媽媽。總有事情做得不對。」
「我只是提供有用的信息。」
「像我媽媽一樣。」
在我的葬禮上，她最後又說那些話，只是這次帶了微笑加眼淚：「璧璧就像我的媽媽。她總是慷慨地作出建議。」
我的媽媽沒給過我什麼建議，無論好的還是壞的。
我在上海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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