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還是個嬰兒時，我的媽媽就去世了。
是我父親的第一房太太，把兩個哥哥和我撫養長大。她叫包甜——「甜苞、甜花蕾」，這名字不是很適合她。我們作為她的繼子女，只得親切地叫她甜媽。我所缺失的感情，都應歸咎於她。而我所有的生命，都來自於我的親生母親。
對於甜媽來說，如果她不堅持要我父親娶妾，以避免家族斷了香火，那麼她可能會是父親唯一的妻子。
「是我自己的主意，」甜媽總在向人炫耀，「我不是被迫接受這樣的安排，根本不是。」
命中注定，甜媽不能生育。
在嫁給我父親後不久，她就得了皮膚斑病，也許是麻疹或水痘，但沒有天花那樣嚴重。病發後她常痛哭，因而阻斷了身體熱量的源泉，無法產生足夠的熱量來孕育胎兒。相反，有多餘的熱量從體內發出，致使臉部和手部起泡，可能其他部位也有。一次又一次，我們驚歎，她肯定是前世做了罪孽，使得今生遭到這樣的報應。
「我犯了什麼小錯誤，要承受這樣大的懲罰呢？」她哭著抱怨，臉上的痘痘更鮮紅了，「沒有親生的孩子，只有別人的孽種（指我的哥哥們和我）。」
她一吃什麼不對勁的東西，比如沒熟透的金橘，或者被別人挖苦，臉上就會冒出油漬，看上去像外國的地圖。「你知道印度在哪裏嗎？」我們會問她，同時硬憋著不使自己笑出來。為了使自己好受，她就使勁撓癢，不斷地抱怨，說我母親把我生得這麼難看。她把眉毛都撓沒了，在不畫眉的時候，就像頭頂受戒的尼姑似的。不過與尼姑不同，她總是怒氣沖沖。
這就是甜媽留給我的印象，總是用尖尖的手指撓光禿禿的眉毛，同時還在不停地閑扯。我的哥哥們曾想逃出她的手掌。他們對她的影響有免疫力，對她報以不屑和輕蔑。因此，她的矛頭都是對准我的。
「我告訴你，」甜媽鄭重其事地對我說，「聽了我的話，你再聽到別人這樣說，就不會受打擊了。」
然後，她再一次告訴我，我的媽媽和我長得一樣矮，但不像我這樣矮胖，我的媽媽十六歲時只有七十斤，那時我的父親把她騙到手做小妾。
甜媽不斷說我母親的壞話：「她雖然可憐，但實在太貪婪了，吃太多的東西，太易激動，笑起來控制不住自己，笑得滿地板打滾，直到我把她抽得清醒才停下來。還有，她睡得太多，還整天打哈欠。睡得太多，骨頭就軟了。所以，她才會像離開了水的海參那樣虛脫。」
戰爭時期，豬肉價錢漲了三倍，甜媽常常宣稱：「雖然我們有足夠的錢，但我吃一點點肉就滿足了，只是嘗嘗味道，一周絕不超過一次。但是你媽媽活著時，她的眼睛就像野狗一樣，隨時准備撲向任何死肉。」
甜媽說作為一個端莊的婦人，對飲食和享樂要保持克制，最重要的是，她不應該成為家庭負擔。甜媽一有機會就想方設法讓我父親知道這一點。
在我的童年時代，我們住在上海的法租界，馬斯南路上的三層都鐸式樓房。
雖然這裏不如宋家和孔家住的辣斐德路那樣高檔——別墅加上寬闊的花園、棒球坪、小馬車。但我們畢竟也是大戶人家，房子看上去還是很氣派的，甚至比現在舊金山價值幾百萬美元的房子還要好呢。
我父親的家族世代經營一個棉花加工廠和誠信商場倉庫，那是我的祖父在1923年創建的。它可能不如誠信百貨商店有名，規模也沒有那麼大，但加工的棉花在同類價格商品中質量最好，我父親所有的外國客戶都這麼說。
他是典型的上海資產階級：在家庭中絕對遵循傳統，在商業和外面的世界裏又完全現代。他離開家門後，就進入另一個王國，宛如一條變色龍。必要的時候，他還會講外國語言，口音絕對正宗——專門請了家庭教師教過。因為口音能區分階級，他的英語是牛津口音，法語是右岸口音，德語是柏林口音。他還懂拉丁語和一點滿語，所有文學經典都有滿譯本。他的頭發柔順地往後梳，抹了油而充滿光澤，他吸過濾嘴香煙，談論的話題範圍極廣，像謎語一樣。他對生理學和烹飪也感興趣，這當然是源於中國人的美食傳統。他能對凡爾賽宮高談闊論，也能將但丁的《神曲·煉獄》和中國的《紅樓夢》作比較。回家後，他就切換回另一個他，埋頭讀很多舊書，但很少說話，幾乎一動不動。因為在這個房子裏，他的女人尊敬他，對他服侍周到。
外國朋友們叫父親菲利浦。我哥哥的英文名字是普雷斯頓和諾貝爾，聽起來很吉利，一個像是「總統」，另一個是帶來巨大財富與榮譽的諾貝爾獎。甜媽選擇貝莎作她的名字，因為我的父親說貝莎的發音很像「包甜」，我的母親則叫「小不點兒」，其實父親給她起的英文名字是「伊麗莎白」，但她自己發音不准。
我父親叫我璧璧，既是西方名字，又是媽媽給我起的名字「璧芳」的簡稱。
可以想像，我們是一個世界性的家庭。哥哥們和我有英語和法語教師，我們接受的是現代教育。這也讓我們在甜媽面前有了秘密語言，甜媽只懂上海話。
有次，諾貝爾發現我們那只被甜媽厭惡的貝得靈敦厚毛犬，在甜媽房間裏留了點東西——Ilafaitlamerdesurletapis，由於地毯圖案掩飾了狗的糞便，我們的繼母總搞不清為什麼房間充滿惡臭。哥哥們喜歡在甜媽的藥瓶和鼻煙壺裏放進令人意外的東西。Cacad』oie，是從我們的用舊了的鵝毛筆中搜集出來的，哥哥們最喜歡把這個放進去，因為這東西很惡心，又髒又黏，像膽汁一樣的綠色。他們對我講這個的時候，我笑得滿地打滾。我真想念我的哥哥！
哥哥們因為讀書常不在家，甜媽便會趁機虐待我。當我一坐到鋼琴前，甜媽就嘮叨我母親如何不懂音樂，所以我也是個樂盲。有一次我為母親辯護，大聲地告訴甜媽：父親曾對客人說過，我母親「彈肖邦的《幻想即興曲》（FantaisieImpromptu）有如行雲流水」。
「哼！」甜媽相當氣憤，「那是說給外國客人聽的。他們都喜歡吹牛。那些人不知廉恥，沒教養，不知好賴。另外，凡是個女孩子都會彈那個，如果你稍微用點心練習，你也會彈的。」
然後她就用手指戳我的腦袋。甜媽說我父親用不著誇她，因為他們互相非常了解對方：「婚姻如果美滿和諧的話，就完全不需要多餘的言辭，這是因為我們的緣分天生注定。」
那時，我不知道如何問她，哥哥們也不懂什麼叫愛情，即使他們知道，他們也不會告訴我。所以我認為一樁好的婚姻，就是丈夫尊重妻子的隱私。父親從不幹預她的生活，也不進她的房間，從不問她什麼問題。順著甜媽的邏輯——既然他們想的都一樣，那麼也就沒必要彼此說話嘍。
但有一天，叔叔和他的家人來我家住幾個月。我的表姐玉珩和我從早到晚都在一起，雖然一年才見一次，可我們就像親姐妹。那次來訪，表姐告訴我，她已經聽說叔叔嬸嬸與朋友們的傳言——那時候傳言是人們了解真相的唯一途徑。
傳言事關甜媽和我父親，說他們還沒出生就訂了親——1909年，兩個愛國青年在日本留學，共同加入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成為了生死之交的同志，他們跪下來發誓：將來革命成功推翻滿清政府，兩人若有幸活下來，便讓下一代聯姻。
清政府在1911年被推翻了，生兒子的那位同志聲名遠播，就是我那位著名的祖父。而另一家生了女兒，可惜家道中落，那就是甜媽的家族。貧窮的同志帶著女兒去找大富大貴的同志，小心地提起當初的誓言，惋惜不能門當戶對。此事在當時廣為人知，仆人們都說我祖父真是一條講義氣的好漢子，硬是逼著長子與這位家世平凡，其貌不揚的姑娘成親。難怪這個兒子很快就娶了小妾。
當然，甜媽有另一番說辭：「你的母親，是一個勉強算是中等家庭裏的小妾生的。那個小妾生了十個小孩，其中只有一個女兒，這個女兒到了十六歲仍矮胖不堪，但據說可以像她媽媽那樣能生孩子。我就把她推薦給了你父親，你父親說我真是賢惠的妻子。我堅持公馬一定要有母馬配，母馬生小馬，那麼他就不是騾子了。」
根據甜媽的說法，我父親和我母親的關系是「非常禮貌，像陌生人似的」。實際上，父親是體貼過頭了，母親也學會了利用這一點。
甜媽說：「她是個陰謀家，她穿著玫瑰色的衣服，戴著花形發夾，挑逗地垂下目光，然後抬起臉癡癡地對你父親笑。噢，我知道她要幹什麼。她總是向你父親要錢，替她的九個哥哥還賭債。得知她家裏簡直是蛇窩真是太晚了。你長大可別像他們那樣，否則我就讓老鼠半夜跑進來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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