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因傷無法動彈前不久，小說家就知道赫澤爾「身體不適」、但「正在好轉」，並給他寫過一封長信。該信提到，等他回來後，他們將有機會談談「米歇爾的那份手稿」，要緊的是看看「這份手稿是否真有點內容」和是否有必要鼓勵米歇爾。他跟他談到關於東京①的問題，並為「在不可信賴其誠意的那些中國人的門前卷入這樣一件難以擺脫的事件」而感到遺憾。
①舊稱越南的海防、南定、北寧和海東四省為東京，1883年8月25日置於法國的保護之下。
我們可以看出，這幾行文字並沒流露出半點憂慮。
他正在「平心靜氣」地為赫澤爾創作《最後一個奴隸》的第二卷。他們原先一致同意將題目定為《北方與南方》，但出版商覺得這個題目「不大合適」，因而建議改為《北方反對南方》。
這封信的寧靜口吻與漸漸積聚的烏雲的陰暗色彩形成對照，雲層中蘊含著的霹靂行將狠狠地擊在他們身上。此後，《北方反對南方》的出版工作將由小懦勒·赫澤爾負責，雖然說，一般情況良好，但直至6月份，作家的傷口尚未愈合，「彈洞一直沒封閉」，他還得過幾個月才能走動。10月份，他可以出去散散步、上劇院和文社，但到了12月，他又被禁止走動了。
1882年2月9日，他年滿花甲，自稱「已被列入老人行列」。盡管「傷口的一側已經愈合」，但他雙腿很不靈便。他只能穿一雙「像平底駁船似的鞋子」，但這並沒妨礙他東跑西顛。他要到巴黎走走，但此後直至臨終，他只能一瘸一拐地穿過朗格維爾廣場到工業品公司、市議會、園藝協會、儲蓄銀行……或馬戲場去，但這是另外的事了。
然而，他始終沒停止創作。1886年，他已經在檢查《北方反對南方》的校樣是否確實改好。例。日報》對這部小說挺感興趣，並宣稱打算在12月份的增刊上發一個中篇。這個中篇是否就是對英國很不客氣的《吉爾·布雷特》？
從這時起，他致力於《兩年假期或一所魯濱遜寄宿學校》的創作。為此，他要求給他寄一本「達裏爾編著的《英國的學校生活》。他這部小說是專為《教育與娛樂雜志》的讀者寫的。然而，我們對這位小說家的精湛技巧不由得贊歎不已。他的高明手法使我們絲毫不覺厭煩地去聽他講述孩子們的遇險故事。這班孩子不得不應付使大人也感到恐懼的各種危難。第一章對猛烈的風暴作了給人印象極為深刻的描述。這場風暴將斯魯吉號——一艘奧克蘭的英國縱帆船刮走了，船上只有一群8－14歲的新西蘭孩子。該船的纜索被人解開，晚上悄悄地漂離了碼頭，它被卷進茫茫大海，任狂風惡浪撲打。這艘海船迷失了方向，船上只有一位缺乏經驗的年輕小夥子擔任船長。他是個很有膽量的法國人，名叫布裏昂；作為船員，只有一位少年見習水手莫科。他倆以令人有點驚異的冷靜創造了奇跡，終於使航船拋落在一個海島上。這群孩子在該島足足過了兩年魯濱遜式的生活。他們絕大多數是英國人，在年紀較大的孩子當中，有3個起主要作用，他們是：布裏昂、戈登和多尼範。
多尼範是個英國孩子，容貌端莊、注重儀表，是蔡爾曼學校無可爭辯的出類拔萃的學生。他有點貴族式的傲慢，因此大夥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多尼範勳爵」；他那容易沖動的性格又使得他無論在什麼場合都喜歡一個人說了算。當然，他瞧不起少年見習水手莫科，因為莫科是個黑人，他十分妒忌同伴們對布裏昂的信任。布裏昂則表現出溫柔。忠誠和大大超乎他的年紀的毅力。這位13歲半的孩子雖然非常聰明，但學習不大用功。他大膽果斷、敢作敢為、生性靈活、善於應辯；此外，他樂於助人、性情和藹，可就是有點衣冠不整——總之，很有法國人的氣質。而這正是他與那些英國籍的同學大不一樣的地方。況且，他常常保護弱小者免受大孩子濫施武力的威脅，因而受到大夥深情的愛戴。
這位在書的末尾恰好十五六歲的法國小夥子的形象，與作者跟他保持通信的那位南特中學生的形象十分相似，因此，人們自然而然地將這位布裏昂（Briant）跟成為政治家的那位布裏昂（Briand）等同起來，他倆的名字儀有一個字母之差。對於這位政治家，我們可以說他「一無所知，但心裏全然明白。」
政治家布裏昂常常保護弱小者，人們雖然偶爾取笑他衣冠不整，卻十分贊賞他那演說家的非凡才能。他那和藹的性情使他有別於他的那些英國對話者，但英國人對他還是十分尊重；有時，他也表現出跟領導蔡爾曼島那群小夥子的布裏昂所具有的同樣精明和剛毅的品質。
在遇難者的表殼上發現該表的制造商就是聖馬洛時布裏昂所流露出來的激動情緒，不禁使人想到，這個小夥子跟那位國際聯盟的熱心推動者一樣是布列塔尼人。多尼範是否就是奧斯汀·張伯倫①？這位保守党的領袖聰明好學，具有貴族的派頭，後來曾激動地贊揚過那位「引導別的民族走向和平與文明的道路」，「只有當法蘭西恢複她那女神的步伐時才感到高興」的法國的政治家。
①奧斯汀·張伯倫（1863－1937），英國保守党大臣。
這就更不確實了。但布裏昂和多尼範在擺脫他們各自的成見之後，不是言歸於好了嗎？
1886年，阿裏斯蒂德·布裏昂才24歲，而奧斯汀·張伯倫才不過23歲；儒勒·凡爾納大概有一種非常奇異的預感。他非常贊賞政治家布裏昂的優秀品質，這是確實的，是值得稱贊的；關於奧斯汀·張伯倫，這就不大可能了。在他眼裏，多尼範是個出身中上階層的英國小夥子的典型。如果說，儒勒一凡爾納的頭腦中曾出現過張伯倫的形象，那只能是奧斯汀·張伯倫的父親、推行帝國主義政策的政治家、那時已經50歲的約瑟夫·張伯倫①。
①約瑟夫·張伯倫（1863－1914），英國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的倡導者，1895年任英國殖民大臣。
至於戈登，他是個性情沉著、注重實際、講究方法的美國人，具有熱愛嚴肅事物的興致。他想方設法緩和多尼落過於苛求的性格，極力避免他的這兩位朋友的分裂。
在寫作這部書的時候，作家又一次繼續他那誤人維斯開辟的道路的創作意圖，我們對此或許會感到遺憾，但倘若他不是因自己覺得有此必要而重蹈覆轍，我們或許更覺惋惜。計劃中的《魯濱遜學校》不過是《神秘島》的一縷遙遠的、清淡的反光，而《兩年假期》乃是《魯濱遜學校》的代替作品。
凡爾納的創作靈感的這種衰減，可以從他面臨的處境得到解釋。這位作家因日益積聚的愁雲而變得心灰意冷，而且不得不過著病魔纏身的日子。
除了我們已經了解的痛苦之外，他還遭受到一種嚴酷離別所造成的痛苦；那位住在阿尼埃爾的老朋友似乎比赫澤爾還要早逝。她可能是在1885年去世的，但我們很難了解確切日期。在他寫給赫澤爾的一封信中有這樣一句：「您了解我的悲傷。」
他雖然才60剛出頭，但已將自己列入老人的行列。事實上，他尤其有點看被紅塵的味兒。他說自已被「卷入一系列不幸的事件中」，但他並沒頹然沮喪，而是躲避在頑強的工作之中。從體力上說，他的確變得更加遲笨，只能「拖著步子走路」，因此只好毫無樂趣地固身於亞眠的隱居室裏。1887年，一系列不幸事件尚未結束；2月份，他母親去世又給他增添了新的憂傷。因行動不便，他既無法再見她一面，也無法參加她的葬禮。奧諾裏娜只身前往南特。1887年2月17日他母親去世後，「這個人口如此眾多的家庭的最後一線聯系」也隨之消失了。
他要將在赫澤爾臨終前便已著手創作的《北方反對南方》這部小說寫完，並盡量在工作中忘掉自己已進入垂暮之年。為了寫這部書，他不得不整個兒泡在他一直很感興趣的美國南北戰爭的歷史之中。他在敘述這兩兄弟的犯罪活動時，的確作到專心致志。這兩兄弟模樣相像，多次逃脫法律的追究，利用時代的災難到處作案。
這場戰爭保證了廢奴主義者的勝利和美利堅合眾國的統一，不過是20年前的事。奴隸制的問題解決了，但在美洲以外地區，這主要是從理論上而不是在實踐上獲得解決。我們認為，奴隸制問題已成歷史，但在1885年，它在人們的頭腦裏仍記憶猶新。使人感到詫異的是，我們竟無真地以為今天已經再也沒有奴隸，我們能否確切肯定，被俘的奴隸旅隊不再在大沙漠穿行了呢？奴隸的數量確實大為減少，但是否一個也沒有？這是值得懷疑的。
《北方反對南方》寫得很有魄力，這說明小說家已恢複了他的精力。這個故事如他所希望的那樣帶有濃厚的悲劇色彩。作者避免將我們帶入一個擁護南部同盟分子的種植園裏，而是將我們置於主人是個廢奴主義者的農場中，並將雙方陣營描繪成一幅沒有色彩變化的圖畫，對此，有些人感到莫明其妙。這裏，對南部同盟分子沒抱任何成見，但這個農場的確位於南部，這就意味著，即使在這個地區亦同樣存在廢奴主義者和采取騎牆態度的人。
南部同盟分子（書中稱為「可怕的下等人」）並不屬於正規軍隊。他們是發戰爭財的家夥，是他地道道的強盜。他們企圖利用混亂局面建立自己的財富。特克薩是個「危險的壞蛋」，他不是為南部同盟的事業，而是為個人的利益而拼命。很顯然，要不是他曾經發動下等民眾，他肯定要受到南部同盟的司法機構審判。他並非依靠南方同盟的政党，而是依靠「烏合之眾的党」。詹姆斯·伯班克的種植園不是受到南軍的破壞，而是遭到由特克薩唆使的「由一群壞蛋透頂的家夥組成的下等民眾」的蹂躪。
書中詳細地向我們交待說，特克薩兄弟在戰爭爆發前便巧取豪奪、販賣黑奴，犯下了種種罪行。對他們來說，戰爭只不過是一種大發橫財的機會。如果因為一位擁護奴隸制的監工對一位偷懶的年輕黑人說過，要想跟白人平起平坐，不僅要獲得自由，而且要改變膚色，因而認為作者就黑人問題表態，並認為這是小說家的道義結論，這種看法顯然是膚淺的。
《北方反對南方》之所以能引起這些議論，那是因為小說家在寫這部作品時恢複了他的熱情。這種熱情從好幾方面表現出來。他無法拒絕讓比納赫將《法蘭西之路》改編成戲劇，雖然他「不相信這個劇本能夠上演」，「因為有個經理表示，只有當劇本中的民族熱情具有現實性時才肯演出」，但他還是把劇情梗概寫出來了。他對貝裏奧和多貝打算搬上舞台的《北方反對南方硬有信心；他向他倆指出，必須設計一個喜劇場面，而這種場面在書裏只是隱隱約約地提到。眼下，他希望根據《馬蒂亞斯·桑多夫》改編的、由羅夏爾演出的劇本能夠獲得成功；他認為，「這個劇本一定能順利演出」，並無論如何會重新引起對他「日漸減退的注意」。
但他並沒觀看這個戲的首場演出，因為他同意到比利時和荷蘭朗誦他的作品。1887年11月20日，他到安特衛普去了，因雙腿行動不便，他對這次旅行信心不是很足，12月1日便回來了；他覺得，這次巡回朗誦非常成功，每一場都滿座了。這是《比利時獨立報》的看法，而不是《費加羅報》的見解。
據科內利·埃蘭先生認為，《費加羅報》的看法是對的，演講人興許使聽眾感到失望：朗誦者本來挺不錯，但他只朗誦了一些不大重要的故事，而且《拉東家族》的曆險故事並沒使聽眾發生興趣。
不管怎樣，這向我們表明，他並不希望自己沉淪下去，雖然「他的腿受了傷，傷口只是一側愈合」，但他重新振作精神，從事一系列繁忙的活動，以擺脫籠罩著他的愁雲。
他跟當納裏合作，試圖將《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苦難遭遇》搬上舞台；12月，他到了昂蒂布角，但他在那裏沒作事，因而感到十分煩悶，「這個世界上最優美的地方」只給他帶來狂風和暴雨。
然而，一種緩和的因素出現在他的生活之中。跟米歇爾接近的局面已經形成。1887年，他承認了重新結婚的米歇爾的家庭處境，給他增加了生活費。1888年，他跟兒媳婦有了接觸；這位少婦的人品吸引住他。他很快便發覺，這個年輕的女人具有良知和非常明敏的智慧。她那耐心的行為感動了他。他明白，今後，他倆將共同努力，向米歇爾施力D影響，使他逐漸變得沉著。這是一種強烈而持久的感情的開端，這種感情必將逐漸加深。但在1888年，這位讓娜已經征服了他，在創作《無名家庭》一書時，他寫信給小赫澤爾說：「我認為，我們必須保持我們這位讓沒有姓氏，讓跟讓娜相配，這不是開玩笑，倘若作出改變，我會感到很不高興的。」他畢竟還是被冒犯了，因為沃德勒伊小姐的名字不叫讓娜而叫克拉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