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時，新德裏的天空已經完全黑了下來。
莎伯楠在餐桌前等他。他已事先給她打過電話，所以她為丈夫做了滿滿一桌他最喜歡吃的東西這是出征前最後的晚餐。
「吉娜和吉米娜都咆過了，這頓飯就我們倆。」妻子對丈夫說。
結果是兩人都吃得毫無滋味「莎伯穗，真對不起，我要離開你和孩子了。」上床後很長時時間拉奧打破了沉默。
「納林德爾，該說對不起的是我，你知道，我一直想為你生個男孩子，一個像他父親一樣了不起的小拉奧，可是到現在……」莎伯楠埂咽起來。
久久拉奧把妻子攬在了懷裏。
「這沒什麼，等我回來小拉奧還是要到這個家裏來的，而且還不止一個小拉奧。想想看吧，到那時，我們有一群小拉奧，全都圍著你叫媽媽，讓你顧都頤不過來……」
莎伯楠被拉奧說得搶起了頭，含淚笑了。
他們沒想到，就在這天晚上的某個時刻，一個小拉奧已經在他們完全沒有察覺的情況下，悄悄地向他們走來。
當時，莎伯楠在極度憂傷又極度亢奮中達到了頂點，反弓起身子嘶喊著「拉奧！奧！拉奧！」嚇得拉奧急忙用手捂住妻子的嘴，怕她的喊聲驚醒兩個女兒，她卻一把甩開拉奧的手，繼續喊道「不不，讓我喊，讓我喊！也許，小拉奧就是在這一刻被減到這個世界上來的。」
但是，納林德爾·拉奧中校卻注定不會有機會看到自己的兒子了。
紐約20O0年1月11日
就在拉奧中校向接替他的那位少校一件件地移交工作之際，聖巴斯蒂安·杜米埃紅衣大主教走進了紐約東河畔那座與西斯廷大教堂一樣著名的玻璃大廈——聯合國總部。
負責教科文事務的副秘書長、西班牙人梅內克斯在自己的辦公室裏接待了紅衣大主教。當兩人的手終於握在一起時，聯合國副秘書長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這是世俗聯合國與宗教聯合國的一次握手。」
「是的，是一次創世紀。」紅衣大主教應對機智。
說這話時他們根本沒想到美國的各大報紙已經找到了明天一早見報的通欄標題。而這時，聯合國總部的廣場上，一隊身著制服的警衛隊員，正手推著旗車挨個走過一百數十根旗杆，按照英文字母的順序，依次徐徐降下各國的國旗。這場面使紅衣大主教心有所動，但他卻巧妙地使梅內克斯沒發現這一點！
會見是純粹禮節性的。教皇的代表與聯合國秘書長的代表彬彬有禮地把談話範圍限定在了對紐約天氣的評論和對統蒂岡天氣的回憶中，這樣就義使美國的各大報紙得以在他們的新聞稿中寫下「具有象征意義的教俗會晤是在親切友善的氣氛中進行」這樣的字句。
不過這種親切友善的氣氛只持續了二十分鐘，就被來自其他地方的不友善空氣給破壞了：從已經斷斷續續開了將近三十個小時的安理會會議的會場，傳來了印度人要徹底懲戒巴基斯坦並揚言不惜對支援該國的國家使用核武器的消息。
整個世界的氣氛都變得緊張起來，聯合國副秘書長辦公室的氣氛也不會例外。紅衣大主教非常知趣地起身告辭，特別是他聽說梅內克斯作為印度總理塔幀爾和巴基斯坦總理約希姆·汗的共同朋友，被聯合國秘書長特選為他的全權代表，前往兩國進行和平斡旋的時候，他很禮貌地對梅內克斯表示了祝賀和祝願。
教皇代表對聯合園的初次訪問按說本應該到此結束，但紅衣大主教在走進電梯時，卻剛巧碰上了原先並未安排會見的聯合國秘書長；這樣，宗教聯合國與世俗聯合國代表的握手，就在無意中升了格。盡管這只是一次意外的會見，並且在匆忙的寒喧中，連紐約或梵蒂岡的天氣這樣的話都來不及談，但卻為紅衣大主教和聯合國秘書長日後共同經歷的一段遭遇，埋下了最初的伏筆。
香港2000年1月12日
「我在二十歲那年成了孤兒。這話你聽來一定覺得好笑，可我確實是在那一年裏，既沒有了母親，也沒有了父親。」
羅加太平山頂望著香港的萬家燈火，嬋突然對李漢講起了她的身世。她的自己永遠也講不清的身世。
我的母親是格魯吉亞人，她說，可我的父親是中國人。但他們都好像是沒有祖國的人。他們總是一個國家接一個國家地漂泊不定。她無法說清他們是怎麼走到一起組成一個家庭的。
我的母親氣質憂鬱，她又說，我的父親同樣沉默寡言。李漢想起她曾說過，她的母親用手隔著信封讀她父親寫來的信或別人寫給她父親的信。
我們一家是十五年前來到香港的，那年我九歲。她沉入了回憶。一到這裏，父親就像變戲法似地變出一家店鋪來，我們就靠著它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她不講了，朝山下望。
李漢默默地用眼神鼓勵她講下去。
後來，那個叫蘇聯的國家不存在下，我的母親像丟了魂，這好理解，因為那畢竟是她的國家。她的眼神像山腰的霧一樣迷茫。可我的父親也跟著母親丟了魂，這就讓我搞不懂了。那時我小，也不想去懂。現在大了，想懂也沒有地方去懂了。
霧慢慢地從山下湧上來，李漢輕輕樓住嬋的肩頭。
直到一九九七年，我的母親突然要回第比利斯去為她自己的父母送葬，我的外公外婆被內戰的炮彈炸死了，結果母親一去未回。她的眼睛裏有淚。而我的父親則在這—年七月一號到來之前，整日整夜地坐臥不寧。
他總說，誰都可以在那個日子之後在香港呆下去，只有他不行。但他舍不得我。他一直陪我呆到六月三十—號的晚上……天亮時，他不見了。只給我留下一張把店鋪變賣後的銀行存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