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她用手擦了擦面頰上的淚水，也給我擦了擦眼淚，吻了一下我的臉，把我送到了門口。
可能是五分鐘，也可能有一小時，我站在海灘上，看著大海，看著月亮，看著月亮在水中的倒影。一隻沙灘蟹在我身邊飛速地爬過，可這次，我卻對這個討厭的動物一笑置之。然後我走回停在鄉間俱樂部車道上的汽車裡，往我下榻的大英帝國殖民地旅館開去。然而，前台的服務員卻告訴我必須在明天中午之前離開旅館。
「是旅館的主人這樣要求的，」那個白人侍者說。
「你是說歐克斯夫人嗎？」
「是歐克斯夫人。」他說。
第十八章 第一次審判
這些日子以來，我聽到了當地民眾對德·瑪瑞尼案件的不滿，特別是那些拿騷的土著人，這種不滿的情緒差點促使他們去衝擊監獄。可在這個七月末的炎熱的星期二上午，在殖民地最高法院外的廣場上，形形色色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有市場上賣草帽的小販，也有海濱大道上那些大店鋪的老闆。他們都像過節一樣地充滿了激動的情緒，好像是在劇院外正等著將上演的好戲，而不是站在一個法院的大門外。
在法院里，正上演的「好戲」是德·瑪瑞尼的初審判決。他站在被告席上，在他的對面，一個穿著黑色制服，戴著一頂粉跡斑斑的假髮，面容陰沉的法官正在朗讀對被告的起訴。德·瑪瑞尼的罪名是「故意並非法地」導致了哈利·歐克斯先生的死亡。
弗來迪穿著一件保守的褐色雙排扣上衣，鬍子颳得乾乾淨淨,甚至有些泛青。他正用拇指把玩著那條色彩斑斕的領帶，用領帶的頭兒刮著鼻子，流露著自信。
「你的全名叫什麼？」法官在審判桌后問他。
「瑪瑞·弗來迪·福克阿科斯·德·瑪瑞尼。」弗來迪一字一句地對法官說。
「我是原告的代言人。」一個拖著長腔的嗓音在法院的大廳響起，引起了嗡嗡的共鳴聲。一個身材高大的黑人從律師席後站起身，他穿著黑色的長袍、戴著假髮。那清楚的措辭和純粹的英國口音與他那非洲人的面孔及黑色的皮膚極不相稱，卻又絕妙地融合在一起。他就是阿德雷，拿騷最著名的律師。他從未在任何一件謀殺案中敗訴，現在是弗來迪這起案件的原告律師。
「我是被告的律師。」黑格斯站起來說。他那強壯的、運動員的骨架似乎在與原告律師比試著什麼。他微笑著，笑容充滿了自信。
兩個穿著裝飾瑣碎的制服的警官正站在囚籠外，手洋洋得意地摩挲著掛在腰間皮帶上的長劍的穗子，做出一副認真守衛囚籠的樣子。那是個木製的囚籠，有六英尺長、五英尺高。弗來邊坐在裡面的木製長椅上，一扇鐵門把他和外面廣闊的世界隔絕了。
如果你是面朝法官站著，那這個籠子就在法庭的左側，它的對面是陪審團（因為是初審，現在那兒空無一人）。
能容納一百五十個人的座位擠得滿滿的，聽眾大多數是白人。他們的黑人男僕在天亮之前就來這裡給老闆排隊佔座兒了。南希並不在場，一會兒，她將作為證人出庭。這一刻，我坐在前排，當她的耳目。
法庭上最靠近觀眾席的地方，即在欄杆和辯護律師之間，塞進了兩張桌子。哈利那律師和那兩個邁阿密警察坐在那兒，以便解答新聞界的提問。《戰地新聞》為這場有趣的案件留出了很大的版面；來自紐約、倫敦和多倫多的新聞記者與拿騷本地的新聞記者坐在一起；國際新聞聯合會以及新聞記者協會也派代表出席了。吉米·克卡林代表《國際新聞動向》坐在這裡，他緊挨著厄爾·加登，而厄爾正在和我輕聲地交談著。
「你是在迴避我嗎，黑勒？」這個矮小而活躍的偵探小說作家問我。「是的。」我答道。
他尖刻地笑了笑，繼續問道：「阿德雷會反覆詢問原告的證人嗎？」
「我真的不知道。他為什麼不詢問呢？」
厄爾那圓圓的臉上擠出一絲乾笑，眼睛在金絲邊眼鏡后爍爍發光，「噢，原告有責任提供證據。通常，在這樣的初審中，英國辯護律師不喜歡問太多問題。」
「我個人的願望是，我希望阿德雷拿著短斧或噴霧槍在克里斯蒂身後追趕他。」
我又一次使他大笑了起來。而後，九點三十分，要開庭了。現在，一切都安靜了下來，只有律師和法官低沉的聲音主宰著整個法庭。而那些貌似猶豫不決的證人們，正在以一項項事例，把死亡的繩索一點點向德·瑪瑞尼的脖子上套去。在這悶熱得不透氣的法庭上，只有蒼蠅的嗡嗡聲和從窗外偶爾傳來的鳥兒拍打翅膀的聲音，才帶來了一點生機。阿德雷正神態自若地按法庭的正常程序，以案發當天上午為線索，對證人展開提問。
首先出場的證人是皇家警察繪圖員，他繪製了案發現場的地形。繼而，皇家警察攝影師把放大的死者照片掛在了一個畫架上，照片就像一件殘忍的藝術品，讓觀眾席上的人們看了不禁一片唏噓。法醫奎克巴士是個四十多歲，冷漠、整潔的小男人，看起來並不像他的職業所應有的那麼勇敢。他向大家描述了七月八日上午在案發現場所見到的情形，以及在法醫檢驗室所見到的那些可怕的細節：在哈利先生的頭顱后，有四處傷口，都是直徑像鉛筆一樣粗細的小洞，穿透了哈利先生的頭顱。他在描述中忽略了自己在看到那些傷口時的第一反應，他沒說覺得那是槍傷。在陳述屍體解剖時，這位法醫提到「把睡帽從死者頭上拿開時，噴湧出大量的鮮血，」而且「好像頭顱是被輕微撞傷的，在這之前沒有流血。」
我立刻明白了，這是子彈在穿破頭骨的過程中力量減弱了，我想它們大概現在還留在哈利先生的頭顱里。這一定是檢查時沒有發現，但也永遠不會被發現了，因為哈利先生現在正在緬因州一個有六英尺高的棺材里安眠著。法醫還說：「在哈利先生的胃裡，有大約四盎司的顏色微暗的粘稠液體，沒有確定是什麼物質。」哈利先生是被人下毒了嗎，或是被人用藥物麻醉了？
我從兜里拿出了記事本，把這條證據記下了。在我記錄的時候，一位迷人的女性站了起來，她就是那個「風流女人」。她把自己描述成「從英國戰場撤離的帶著兩個孩子的女人」，我卻覺得她是一個成熟的、金髮碧眼的美人，在那身合體的衣著和帽子的襯托下，體形極為完美。如果她就是哈羅德·克里斯蒂的情婦話，那麼，那個癩蛤蟆是個多麼幸運的人呀！
她的證詞是，當天下午她和哈博德打網球，然後與哈羅德·克里斯蒂以及哈利·歐克斯先生在西苑共進晚餐。這並沒給案情帶來什麼進展。她只是把案發當天的情況簡單化地列了個表。
下面出庭作證的美人是金髮碧眼的桃樂莤·克拉克和皮膚微黑的珍妮·愛斯麗，她們就是弗來迪在雨夜中護送回家的那兩個飛行員的妻子。在新衣服和新帽子的裝扮下，她們顯得極為美麗。兩位女士心情迫切而又十分精確地證實了，弗來迪在謀殺案發生的那天晚上在自己的家裡。我沒有被法庭傳喚作證。我現在站在弗來迪的營地上，似乎還不用我出面，把跟蹤他那莫須有的情人的事說出來。也許，我該站出來，向法庭證實，在七月七日那天晚上，德·瑪瑞尼的行為根本不像一個要結束自己的美好生活，準備去做謀殺犯的人。
那兩位美人的證詞沒有給弗來迪帶來什麼不好的影響，畢竟，她們所說的和弗來迪自己陳述的相符。糟糕的是警官溫得·派克的證詞，他說，在七月八日上午七點半，德·瑪瑞尼來到警察局，要為他的養雞場登記購買一輛卡車。
「他來的時候十分興奮，」那個警官說，「他的眼睛甚至都興奮得有點突出。」
在囚籠里，德·瑪瑞尼的眼睛現在也突出了出來，似乎是在為這個愚蠢的證詞感到氣憤。可我知道，陪審團會認為他在謀殺案發生的第二天就很焦慮、興奮地出現在警察局，是因為他在緊張哈利先生的屍體有沒有被人發現。
下一個證人是我十分熟悉的瑪喬麗·布里斯托爾，她穿著紅、白相間的花朵一般的裙子，美麗而又脆弱地站在證人席上。她挺拔地站立著，沒有斜靠在護欄上，簡單而又明了地講述了自己的見聞：在那天晚上，為哈利先生準備好睡衣，掛上蚊帳；第二天早上，聽見了克里斯蒂的尖叫聲。
黑格斯站起來，打破了英國律師在法庭上的僵硬教條，簡明扼要地詢問起瑪喬麗來。
「布里斯托爾小姐，你說過你曾在哈利先生的卧房裡放了一瓶殺蟲劑吧？」
「是的，先生。」
「為什麼這麼做呢？」「因為哈利先生讓我把殺蟲劑放在屋裡。」「當時在瓶里還有多少殺蟲劑？」
「嗯，我前一天晚上把它添滿的。」「當天你用過它嗎？」「用過，但我必須說明的是，殺蟲劑只剩下了半瓶。」
「謝謝你，我沒有其它問題了。」她從我身邊走過，我們的目光對視了一下。我沖她笑了，可她卻躲開了我的笑容，揚起了下巴。天花板上的兩台吊扇無力地拍打著沉悶的空氣，法庭和觀眾席上隨處可見正呼呼旋轉的小電扇，可我穿在外衣里的襯衫，還是像捕蠅紙一樣地粘住了我的皮膚。下兩個證人是兩個本地的警官，他們佩帶著很多勳章，站在證人席上，冷漠得就像一杯冰奶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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