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盡量忘卻你，也正因此你一次次闖入他的記憶，像你不由自主重複的一首縈繞腦際的歌或醒目的廣告詞。這個人今天，現在，他自己也不再懷疑，終於開始忘記你。這一刻你失去了多少東西呀！」
「這是什麼？」傑尼索夫大惑不解地問道。
「是位西班牙詩人的詩。刊登在六十年代未《外國文學》雜誌上。」
「您的記憶力可真好！」艾杜阿爾德-彼得羅維奇讚歎道。
「我不是說壞話，您的人是個馬大哈，在這些細節上露了馬腳。」
「也就是你吧！」他大笑著說，「除了你，誰能想起差不多30年前發表的詩呢！你沒忘記，也屬偶然吧？」
「正是，艾杜阿爾德-彼得羅維奇。詩嘛，挺不錯的，在那個年代酷愛詩的人都能記得。警察中這種人現在已經不多了，但在有閱歷的律師中還不難找到。我們的律師不同於偵探和偵查員，可以工作到高齡，可不要白白把他們浪費了。」
「我明白了，」傑尼索夫轉而嚴肅起來說，「怎麼，阿娜斯塔霞，我們談案件吧！」
阿蘭沒想到客人的訪問耽擱這麼久。已快8點了，可艾杜阿爾德-彼得羅維奇還在和她討論著。看來，應該為她準備晚飯了。
阿蘭看了看記錄本，雙手搓了搓鬍鬚，便動手洗茄子。如果再過半小時她還在這兒，他一定要給她吃東西。
娜斯佳一邊吃著菜丁，一邊說：「您的廚師真了不起。他做的菜正合我的口味。艾杜阿爾德-彼得羅維奇，我們遇到的情況相當嚴重，讓我晚上想一想，怎麼對付您的客人。」
「您想和他們談談嗎？我可以命令把他們送來戈羅德，或者把您送到別墅去。」
「我還沒決定。您看，如果他們瞞著您做一些事，又怎麼可能對我毫無保留呢？如果我這一晚上想不出怎麼談話，那麼談也沒有意義。但應當把那個姑娘送到游泳池那兒，我想就地弄清楚情況。」
「是啊！我們怎麼聯繫呢？我不想在療養院您的周圍出現一些您過去從沒交往過的人，這會驚動犯罪分子的。您房間有電話機插座……」
「有的，我注意到了。」
「今天您會有一個電話號碼。再給您一部電話機，只是您不用時，一定要取下來收在某個地方。鈴聲的音量要開到最小。幾點鐘可以給您打電話呢？」
「差15分11點，那時我剛治療回來。」
「10點45分我給您打電話。」
傑尼索夫送娜斯佳到汽車旁，道了晚安，才慢慢地回到房間。是呀，我沒有看錯她。如果她不行，還有誰能勝任呢？她多大年紀了？阿納托里說她33歲。當然不是小女孩了。但看起來還是個女孩的樣子，誰都不會認真對待她——這正是她的一個秘密武器。不，她的秘密武器是她的頭腦、記憶力、思辨性、邏輯性和判斷力。而其餘的東西只不過是一種偽裝，讓人不注意她的武器而已。「真聰明，你怎麼這麼聰明呢！」傑尼索夫幾乎愛憐地想到。
尤里-費多羅維奇-馬爾采夫蜷縮在自己「秘密的」住處的沙發上，兩手抱膝抵在胸前。他剛看完一遍片子。他一直害怕的時刻又出現了。電影幾乎沒有用。從上一次發作到現在過去了一個半月。以後又怎麼辦呢？什麼時間才給他提供新的藥物呢？
「她，是個蠢貨，專門和我找茬。」他想著。馬爾采夫的性格出現了雙重性。作為小尤拉的他越來越專橫武斷，但是如今馬爾采夫卻沒有力量抵擋。從前他寄希望「藥物」給他力量，信心便產生在不可抗拒的效應中。現在對抗小尤拉的力量再也沒有了。
「我，尤里-費多羅維奇-馬爾采夫——學校的教導主任、英國語言和美國文學教師，我有妻子和快成年的女兒。」他不知絮叨了多少次這番話，竭力淹沒一個對嚴格要求和監管的母親不滿和仇恨的8歲男孩的聲音。馬爾采夫感到，他的大腦已被軟化，改變了形態，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比較小，是屬於他的；另一部分很大，是屬於小尤拉的。天啊，太糟了，太糟了！
他不再詛咒，緊緊地閉上眼睛。剎那間他的頭腦中充滿了歇斯底里般的吼叫聲：「我恨她！我要她死！讓她死去算了！馬上就死！讓她死去算了！」
馬爾采夫從沙發上躍起，在房間里轉來轉去。在「他的」半個大腦里產生的思想和小尤拉的思想交織在一起。
「為什麼他們不把電影拍完呢？他們答應了的……」
「我恨，讓她死掉……」
「那個姑娘在哪兒呢？必須找到她，無論如何要找到……」
「她甚至罵我是四腳爬蟲，對我百般挑剔……」
「要找到她，送到那兒去，讓他們立即……」
「沒有她我還要好過一些，讓她死了算了！」
「快打葯吧，趁著現在還沒發作……」
「讓她永遠消失，我打死她！」
「趁著還沒發生最可怕的事，趁著我還沒殺人……」
「我要她死去！」
「最好我殺死那個姑娘，誰也不會知道，我就要殺死她……」
「我殺死她！」
「我就要殺死她！」
兩種聲音匯合在一起，變成一種頑固不化、義無反顧的號叫。馬爾采夫渾身冒著冷汗，停住腳步。他清楚該做什麼。不管用什麼代價都要使這次發作解脫，不然一切都完了。為此就要殺死母親或非常像她的女人。在戈羅德能找到這種女人，殺死她就會換來解脫。他，馬爾采夫在拍片的許多女人中親眼見過她。只要能找到她就行。先要到攝影棚去找，那裡為他拍過兩部片子。一切並不複雜……
市長無可奈何地放下電話聽筒。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人們拒絕他的提議。其實，也不是明目張胆地拒絕。無論電視台、電台，甚至市報對他提出採訪莫斯科偵查員的想法都持贊成態度，可是忽然出現了許許多多完全不可克服的困難，於是市長的建議也就無法實現了。市長感到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大傻瓜。因為一開始他還真的相信存在這些困難，而且熱心地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但他越堅持自己的意見，越清楚不會有任何結果。
市長本是個聰明人，只是易於輕信。就其性格而言，他活像一頭大象。即使長時間忍受侮辱，也不信是他人的惡意。而一旦他被激怒，便把一切都掃蕩一空。提出在電視台中播出或在報刊上發表市內犯罪情況的想法弄到如此荒誕的地步，對他近乎是一種蔑視。於是，他召見主管政法部門的負責人列夫-米哈依洛維奇-列普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