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稱它為火箭基因，它能夠使病毒顆粒的蛋白質快速進入受感染細胞。你可以把這個過程想像為爆竹在細胞內爆炸的情形，它在向四周發射病毒的同時摧毀了受感染的腦細胞。這就是為什麼感染者死亡這麼快的原因，馬薩喬。病毒以驚人的快速進入感染者的大腦。眼鏡蛇病毒具有天花病毒的部分基因。」
馬薩喬吸了一下牙齒並開始玩弄手指上的戒指。「你們幹得不錯，可是你們什麼時候才能找到那個傢伙？」他說道。
「你要明白，你現在做的事情會改變歷史的結局。」馬克說道。
馬薩喬回答說他自己已經充分意識到了這些。
馬克坐回到了椅子中。他感到渾身的骨頭酸痛，他在想何時才能回家看到自己的孫子，才能再次享受墨西哥海灣清風拂面的感覺。從眼鏡蛇病毒中發現天花病毒基因對他的打擊太大了……
「馬薩喬，這非常奇怪，作為一名科學家我為我的發現感到自豪，可是作為一個人我感到無比的難過。你是怎麼調和這兩種想法的？」
「你不必那麼為難。」馬薩喬說道。
「在1969年年末，就是在尼克松停止這個研究項目之前，那個項目後期的一些事情發生在了我的身上，我指的是美國的生物武器研究項目。」
美國陸軍的生物武器製造設備安裝在阿肯色州杉崖的生物工廠。一些軍方研究人員在1969年邀請馬克參觀工廠並參觀彈頭的裝載過程。他看到工人們正在往小型彈頭裡面裝乾燥的炭疽菌，他們只是穿著工作服戴著口罩，沒有穿著任何防護服。
「我注意到那些裝載彈頭的傢伙都是黑人，」馬克對馬薩喬說道，「主管是白人，是非裔美國人在那裡裝填細菌炸彈，那些白人只是指揮他們如何去做。」
他試圖忘記所看到的一切，並試圖告訴自己那些幹活的傢伙是收了高薪才來乾的，他還試圖告訴自己軍方對自己不錯。「我用了好長時間才讓我這固執的頭腦接受了在阿肯色州所看到的事實，在細菌工廠里用的是一次性的黑人工人，就是這個事實。」
尼克松在1969年停止了美國的生物武器研究項目，之後馬克就失業了。「尼克松讓我失業了，但是我還要感謝他，我所有的成就就是數千隻死猴子和一些超級的生物武器。」
「等等！」馬薩喬說道，「我聽說這些狗屁生物武器不能使用，它們沒有任何作用。」
「你從哪裡聽說的？」
「我的線人都這麼說的」
「胡說八道，」馬克說道，「純粹是胡說八道，這是這些年來我們所聽到的從民間科學界傳出的一種不可思議的瞎話，民間科學界向來對生物武器的研究漠不關心，他們當然也不會知道具體的內幕。我們在太平洋進行了五年的戰略生物系統試驗，我們在約翰斯頓環礁周圍試驗了所有致命毒劑以及各種投放方法，試驗表明有些方法和有些毒劑是失敗的。這就是整個研究的一些情況。不過我們知道了有些毒劑是有效的。相信我，那些生物武器並不是沒有任何殺傷作用，可能你不會喜歡它們的殺人方式，但是它們的確有這個能力。誰告訴你那些武器的研究沒有成功？」
「噢！我們的一個學術顧問。他具有安全許可權。」
「一個具有安全許可權的學者，這個傢伙告訴你在約翰斯頓環礁發生的事情了嗎？」
馬薩喬沒有回答。
「他提到過約翰斯頓環礁嗎？」
「沒有。」
「我們還是回到原來的話題吧。」馬克說道，「尼克松在1969年年末突然終止了這個項目，是他作出的決定。這個該死的項目讓我非常頭痛，正當我決定退出時，尼克松下令終止了它。我是永遠不會原諒尼克松的，是他讓我失去了自己作出決定的機會。」
馬克決定做些事情來減少一些他對從事生物武器研究的愧疚。他申請去公共衛生局工作，於是他就進入了疾病控制中心，之後他參加了撲滅天花的戰鬥。在20世紀60年代初，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些專家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想法，他們認為一些病毒可以從地球上剷除。他們選擇了天花病毒，天花之所以被選為最可能滅絕的病毒是因為它只寄生在人體內，它不會寄生在人們無法接近的熱帶雨林一些動物身上。
馬克從腰包里取出一個他的錢包，他從裡面拿出一張照片，照片很舊，邊角都已經卷了起來，相片表面覆蓋著塑料膜。這張照片他已經隨身帶了20年。他從桌子上把照片推給了馬薩喬。「就是這個工作贖去了我過去的罪行。」
照片顯示的是一個瘦弱的非洲男子站在一片乾燥的土地上，身邊有一個籬笆。他斜視著鏡頭，沒有穿上衣，他的肩膀、手臂和胸部布滿了水泡的斑點。
「我應該認識這個人嗎？」馬薩喬問道。
「不。」馬克說道，「不過，如果你是一名公共衛生醫生，你就會認識他了。他的名字叫做阿里?馬林，是一名廚師。那是在索馬利亞，當時是1977年10月26日。馬林先生是人類最後一名天花感染者。從此，世界上再也沒有出現過天花，這個星球上最嚴重的疾病之一就這麼被消滅了。我當時和疾病控制中心的另外一名叫做詹森?韋斯菲爾德的醫生在現場。我們給方圓幾英里的所有人都接種了疫苗，這個傢伙再也不會從馬林先生傳染給其他人了，我們把這個東西徹底消滅了。我在這裡說的我們指的是全世界數以千計的公共衛生醫生，這其中包括印度的醫生、奈及利亞和中國的醫生、孟加拉國的赤腳醫生以及各地的群眾等。我想你很難想像當年那場抗擊天花的戰役是何等的成功。」
縈繞在馬克腦海中的一個奇怪的事情是歷史事件和自然現象同時發生在1973年（也就是最後一例自然的天花病例發病的四年之前和生物武器公約簽訂的一年之後）。這是一場生物技術領域的革命。
基因工程就是把基因從一個有機體轉移到另外一個有機體。基因是一段DNA，它含有生物體中特定的蛋白質的合成密碼。基因可以理解為一條絲帶，一條微觀的帶子。這條帶子可以剪切和粘貼。分子生物學家在研究中使用一些特定的拼接酶來剪開DNA，這些酶能起到類似於剪刀的作用。（分子生物學處理的大部分問題就是這些基因絲帶的剪切和粘貼問題）。你可以從DNA的任何地方剪斷，可以取出一段DNA放到另外一個生物體的DNA內。通過這種方法就可以對DNA進行移植。如果移植方法正確，移植后的有機體會得到一個新的基因，這個有機體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會表現出一些不同於以前的特徵，有機體內會合成出新的蛋白質，並且有機體會把它的新的特徵遺傳給後代。如果讓有機體進行繁殖，就得到了克隆后的有機體。克隆物的實質就是複製。這就是基因工程。基因工程的其中一個難題是DNA從一個有機體移植到另外一個有機體後會出現功能異常的現象。不過還是可以採取一些措施使讓它發揮正常作用的。獲得了外來DNA的有機體被稱為重組有機體。
生物技術革命始於1973年，當時史丹利?科恩、赫伯特?博耶和其他的科學家成功地將其他基因引入大腸桿菌（寄生在人類大腸中的一種微生物）。他們將DNA彎曲成為環狀，之後設法將大腸桿菌細胞粘在這些DNA環內。這些細菌細胞的性質後來就發生了變化，因為它們從外界得到了其他的DNA。由於這一重大成就，科恩和博耶同時獲得了諾貝爾獎。他們給大腸桿菌移植的新的基因使大腸桿菌對一些抗生素具有了耐葯能力，這些有機體獲得了新性能——對一些抗生素的耐藥性，但是這種有機體並不危險，因為可以用其他的抗生素容易地把它消滅。因此該試驗沒有任何危險性。
科恩和博耶的試驗對20世紀的科技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它引發了美國、日本和歐洲的一些新興產業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新興高科技公司。可以用新的基因療法來治療許多疾病，並且人們對生物系統的理解也更深入了一層。
不過，科學家們幾乎馬上都開始擔心從一種生物向另外一種生物體移植基因會導致新的傳染性疾病的爆發，甚至會帶來生態災難。這種想法很偉大：想像中重組有機體是很恐怖的。有關的科學家們強烈要求在科學界證實試驗沒有危險或制定出一些防止試驗事故發生的安全準則前，暫停基因試驗的研究。1975年夏，在加利福尼亞的阿西洛馬就這些問題召開了國際會議。
阿西洛馬會議帶來了對這些問題的理性和冷靜的思考。會議之後，科學家們非常謹慎地對待基因工程領域內的研究。會議上還制定了「阿西洛馬安全準則」來指導微生物的基因試驗，還成立了安全檢查委員會並制定了一系列的檢查程序。結果是，西方科學家對基因工程的危險性的擔心反倒為蘇聯的生物武器研製計劃勾畫了發展藍圖。
大約就是那個時候，蘇聯分子生物學的奠基人之一——奧治尼哥夫博士和他的一些同事向蘇聯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內的高層領導提出了發展基因武器項目的構想。之後不久蘇聯領導人就向蘇聯科學界發出指示：基因工程研究者會得到政府的資金支持，如果研究成果可以用於武器，政府會滿足研究者提出的任何要求。
1973年，也就是科恩和博耶進行克隆試驗的同一年，蘇聯中央委員會成立了一個被稱為生物備戰研究所的組織，這個組織表面上進行民用生物科技產品的研究和生產。這個組織內部的科學家有時將這個組織簡稱為「公司」。它由蘇聯國防部提供資金支持並歸國防部管理。生物備戰研究所的主要業務就是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製造生物武器。生物備戰研究所的第一任領導是奧加科夫將軍。
1974年，蘇聯在西伯利亞成立了一個聯合研究機構，該機構旨在運用分子生物學技術開發先進的細菌武器。該聯合研究機構的中心是位於新西伯利亞地區的分子生物學研究所，該研究所位於新西伯利亞市東20英里的樺樹林中，所內各種研究設備齊全。該研究所對外用藥物製造作為掩飾。要不是國家的所有研究經費都用在了生物備戰研究所的「藥物」研究，蘇聯也不會出現長期缺乏簡單的藥物和疫苗的現象。非常明顯，這些資金並沒有用到藥物的研究上。
蘇聯的大部分微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的著名專家都接受軍方的資助並從事與生物武器開發相關的研究工作。一些科學家向政府遊說以謀求更多的資助，其他的科學家要麼不知道內情，要麼不想知道太多的東西。西方的大多數科學家堅持認為生物武器沒有殺傷力，並且還一直存在一個崇高甚至是天真的希望，就是蘇聯會理性對待那類武器的。科學家們大體上都認為這個條約的執行情況良好。生物學家們感到十分慶幸，他們自認為要比那些沒能控制住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物理學家們敏銳和聰明得多。
同時，情報界爆出了蘇聯進行生物武器研製的一些消息。科學家對這類消息持有懷疑態度（這種懷疑很合乎情理）——因為沒有充分的證據，而且這些消息似乎是出自右翼軍事人員或中央情報局的某些偏執狂之口，他們為了自己的私利而對蘇聯妖魔化進行宣傳。那些曾經試圖說服人們相信蘇聯曾經對東南亞山的山區居民使用毒素武器的消息的人成了許多科學雜誌嘲諷的對象。1979年，攜帶有炭疽病毒的空氣飄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造成66人死亡，美國的生物武器專家宣稱該市的市民食用了變質的肉。該觀點的主要支持者是哈佛大學一名叫做馬修?麥賽爾森的生物化學家。他是生物武器公約的發起人之一，曾經幫助說服尼克松政府接受該公約。麥賽爾森堅持認為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的炭疽事故是一起自然事件。儘管有人認為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事件跟生物武器有關，麥賽爾森的觀點還是流行了很長時間。
隨後，在1989年，生物備戰研究所的一位名叫弗拉基米爾?佩斯尼克高級科學家叛逃到英國。佩斯尼克曾是生物備戰研究所下屬的位於列寧格勒的被稱為超純生物武器製備研究所的主管。英國軍事情報部門給佩斯尼克的代號是保羅。英國情報人員在倫敦以西50英里的一間密室中聽保羅彙報達數月之久。
佩斯尼克說，蘇聯全國各地隱藏著大量的生物戰設施。他還說蘇聯已經部署了大量可以裝載戰略生物彈頭的洲際導彈，這些導彈瞄準著世界的各個地方，生物彈頭可以快速載入，並且導彈也可以迅速發射。大量的生物毒劑保存在發射基地附近的倉庫中，其中包括大量的天花病毒。佩斯尼克博士談起生物工程時言語很專業——他精確知道生物工程的操作機理。他說運用基因工程手段研製生物武器是他實驗室最近的研究重心。他還提到，在蘇聯的其他許多地方也在進行各種不同種類的生物病毒的基因工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