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唯一可以確認此事的人已經死了。將軍也可以確認這件事，但我布倫納不會去觸動他。然而，我可以問得謹慎些，還可能，僅僅是可能，我可以慎重地問問坎貝爾夫人關於她女兒同父親的關係。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已經把我的20年押進去了。
另一方面，正如肯特指出的，為什麼去翻那些與本案無關的醜事呢？但是誰又會知道到底本案需要些什麼，不需要些什麼呢？
那麼，是將軍為阻止她的瘋狂，還是怕她醜事外揚而殺了她？還是坎貝爾夫人出於同樣的原因這樣做的？穆爾上校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的確，我搜集的醜事越多，哈德雷堡的先生們和女士們就越瞠目結舌。
辛西婭走過來，硬往我嘴裡塞了一片炸麵餅。顯然，我們比同乘一輛車、合用一個浴室、分享一個炸麵餅的關係更親密了。
我有個好消息。第5步槍射擊場上的車轍印是穆爾上校那輛車的。發刷上的指紋假定是穆爾的，那麼它們與帳篷樁上的兩個指紋、安吉普車上的至少6個指紋、男廁所里的一個指紋都相吻合。廁所馬桶座圈上找到的另一根毛髮同穆爾的頭髮對比證明是同一人的。垃圾袋上的所有指紋都是穆爾和安-坎貝爾的。安靴子上、槍套上、頭盔上的指紋證明他倆都拿過這些東西。所以，你設想和描述的犯罪活動，安-坎貝爾和穆爾的活動以及行為好像都與這些實物證據相吻合。「祝賀你。」辛西婭說。
「謝謝。」
「案子了結了嗎？」
「我會去同穆爾核實的。」
「如果他不承認，你會帶著我們獲得的證據去找軍法署署長嗎？」
「我不知道。這案子還有破綻。」
「對，」辛西婭說，「至少有一個。車前燈亮的時間對不起來。我們可以假定穆爾在犯罪現場，但卻不能證實在那個時間是他用繩子勒死了她。而且我們不知道他的動機。」
「對。不知道動機。這樣同陪審團打交道就會是件很艱苦的工作。」我又說，「而且還有可能只是一次意外造成的死亡。」
「是的。如果穆爾有什麼話要說，他一定會這麼說的。」
我拿起電話，撥了福勒家的號碼。說話的是一個懶洋洋的女人的聲音。我說了我是誰，福勒接過了電話。他的聲音聽上去好像有些煩躁。「喂，布倫納先生嗎？」
我說：「上校，我已經決定暫不查封穆爾上校的辦公室，也不沒收他的東西。我希望讓您知道這一點。」
「現在我知道了。」
「您讓我告訴您關於要逮捕誰的事，我已經重新考慮過逮捕他的事。」
「我不知道你打算逮捕他，布倫納先生，但如果你再重新考慮的話，你能否再叫醒我，以便讓我了解最新情況？」
「當然。」這是個玩笑。我喜歡有幽默感的人。我對他說：「我給您打電話，是請求您不要將此事告訴任何人，否則會給此案帶來麻煩。」
「我明白。但我會將此事報告將軍。」
「我想您別無選擇。」
「毫無迴旋餘地。」他清了清嗓子。「你有別的嫌疑犯嗎？」
「目前沒有。但我有些很好的線索。」
「這很鼓舞人。還有什麼新的情況嗎？」
「我開始搜集有關坎貝爾上尉……的證據，我該怎麼說……？有關她活躍的社交生活的證據。」
死一樣的沉寂。
因此我又繼續說：「這一點不可避免會暴露出來。我不知道這是否同她的被殺有關，但我一定會儘力正確地觀察一切，如果這一情況不得不公佈於世，我會儘力減少給基地和軍隊帶來的損失。」
「你們為什麼不在7點鐘到我家來喝咖啡呢？」
「嗯，我不想那個時間去打擾您。」
「布倫納先生，你含含糊糊不聽從命令，真讓我生氣。7點整到我家來。」
「是，長官。」電話斷了。我對辛西婭說：「我得同通信部的人談談哈德雷堡的電話服務問題。」
「他說了什麼？」
「福勒上校要我們7點到他家喝咖啡。」
她看了看錶。「噯，我們可以去睡一會兒。好嗎？」
我們倆從飛機庫往外走的時候，我問辛西婭：「他們在裝衣服的袋子里找到她西點軍校的戒指了嗎？」
「沒找到。」
「在她家裡的東西中也沒發現嗎？」
「沒有，我問過考爾了。」
「奇怪。」
「她也許它丟掉了，」辛西婭說，「也可能是被拿去清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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