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總不至於像受害者的媽媽那樣悲痛欲絕吧。她早就應該打一個電話表示同情和慰問了吧。
我正要問另一個問題，就看到了我們要見的福勒上校。他正坐在裝有帘子的門廓里打電話。他已經穿好軍裝，襯衣的紐扣也扣好了，領帶打得很得體，外衣被搭在椅背上。他示意我們坐在他對面小桌旁的柳條椅里。我們坐了下來。
在美國，也許最後保留著傳統的社會風俗、等級、責任心和必要禮節的就是軍隊了。你不明白的話，有一本專為軍官準備的長達600頁的書，裡面講述了生活目的和生活方式。所以有些事情一旦超出正常的規律，你就覺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福勒夫人說了聲「請原諒」就走開了。福勒上校正在聽電話。他說：「我明白，先生。我會告訴他們。」他掛了電話，看著我們說：「早上好。」
「早上好，上校。」
「要咖啡嗎？」
「謝謝。」
他倒了兩杯咖啡並示意我們糖在何處。他直截了當地說：「我在軍隊里很少受到歧視。我可以代表各少數民族這樣說，軍隊的確是一個不因種族和宗教不同而影響提升，影響軍隊的正常生活的地方。也許個別軍人有種族問題，但這只是個別現象。」
我不明白他說這些是什麼意思，所以我沒說話，只是把糖放進咖啡里。
福勒上校看著辛西婭。「你受過性別歧視嗎？」
辛西婭猶豫了一下，說：「也許……是的，有幾次。」
「你是否因為是女性還受到過騷擾？」
「是的。」
「是否有人說過關於你的流言蜚語？」
「可能有……據我了解有一次。」
福勒上校點點頭。「所以你看，我作為一個黑人比你作為白人婦女遇到的歧視問題還要少。」
辛西婭說：「我知道軍隊願意要男性，不願意要女性。社會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您要說什麼，上校？」
「森希爾女士，我要說的就是安-坎貝爾上尉在哈德雷堡的日子是非常艱難的。比方說，如果她是將軍的兒子，在海灣、巴拿馬和格瑞那達打過仗，那麼她就會像歷史上許多偉大勇士的兒子們一樣受到軍隊的崇拜。相反，她得到的是流言蜚語，說她與基地內的每個男人都有性關係。請原諒我的措詞。」
我說道：「如果坎貝爾上尉是一個載譽而歸的將軍的兒子，與基地里的所有女人都有性關係，那情況就不再一樣了。」
福勒上校看著我。「確實如此。對男女軍人我們有著兩種不同的標準，而如果這是種族歧視的話，我們是決不會容忍的。如果你們掌握了關於坎貝爾上尉性行為的確切情況，我很想聽聽。我不在乎情況是否屬實。」
我說：「目前我還不能把我的消息來源隨便說出來，對坎貝爾的性行為我感興趣的是那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性行為，是否與殺她的人有關。對於她被強姦、被勒死在步槍射擊場上那種雜聞式的報道我毫無興趣。」當然，實際上她沒有被強姦，但不能將屍體剖檢結果隨意說出來。
福勒上校說：「我相信這是實話。布倫納先生，我不是懷疑你的職業道德。但你最好把那些關係留在你的腦子裡，不要把你的調查變成大搜捕。」
「上校，我很感激您對此案的關心以及對死者家屬的憂慮。正如您所說的，我們不是在談論流言蜚語，我們在談論我所獲得的鐵的事實。安-坎貝爾不僅性生活活躍，而且她引導了一種具有潛在危險的性生活方式。在這個儘是男人的軍隊里處在她的位置，性生活就不僅僅是她個人的事了。關於兩個標準的問題我們可以談一個早晨，但當我聽到一個將軍的女兒同基地內半數已婚的高級軍官睡覺的事，我想到的是嫌疑犯，而不是小報的標題。『蕩婦』和『妓女』這兩個詞在我這個偵探的頭腦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訛詐』和『動機』。我說得夠明白了吧，上校？」
福勒上校一定是這麼認為的，因為他點了點頭，但也許他是在同意他自己的某些想法。他對我說：「不管你要逮捕誰，你能否保證在你的報告中只提及最少量的此類內容？」
我幾乎想把安-坎貝爾那間秘密的性娛樂品「小倉庫」以及我如何為了減小傷害而做出的讓步告訴他。我說：「坎貝爾上尉房子里的證據本應該可以與亞德利局長分享，但森希爾女士和我已經採取了必要的搬遷措施，確保這個未婚迷人的女軍官的屋子裡會使她的家人或軍隊難堪的任何東西，都不會成為公眾的笑柄。行動勝於言詞，這是我能給您的唯一保證。」
他又點了點頭，竟出乎意料地說：「我對你們倆的工作很滿意。我已經調查過你們兩人了，你們有最權威的推薦信，有你們接辦此案是我們的榮幸。」
這時候我想抬腳就走，因為這話把我抬得太高了。但我還是說：「您這樣說太好了。」
他又給我們倒了咖啡，說：「這麼說你們已經有了一個重要的嫌疑犯——穆爾上校。」
「對。」
「為什麼是他？」
「因為，」我說，「我們有他在現場的證據。」
「我知道……但是並沒有證據證明他真的勒死了她。」
「是的。也許他是在犯罪時間之前或之後到過那兒。」
「你有其他人在現場的證據嗎？」
「沒有結論性的證據。」
「那他不就成了最重要的嫌疑犯了嗎？」
「目前是這樣。」
「如果他不承認，你會指控他嗎？」
「在這樣的案子里我只能提出建議，是否指控他毫無疑問得由華盛頓來做決定。」
「就我看來，你的報告和建議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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