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會儘力的。」

我對他說：「如果她真像您所描繪的是個軍人的好妻子，她會明白談話的必要性。」我又說：「今天我們還想見見將軍。」

「我會安排的。我在哪兒能找到你？」

「恐怕我們今天要走遍基地各處。就給憲兵司令部辦公室打電話留言吧。我在哪兒能找到您？」

「基地司令部。」

「葬禮安排好了嗎？」

「是的。降旗號響過後，今晚和明天早晨遺體將留在基地小教堂里，以便那些希望向她告別的人去弔唁。明天上午11點，在小教堂舉行儀式，然後將遺體送到喬丹飛機場，用飛機運到密歇根州，在坎貝爾家族的墓地下葬。」

「我明白了。」職業軍官通常都將遺囑寫給軍隊存檔，常常包括關於下葬的說明，所以我問福勒上校：「那是死者的願望嗎？」

「這個問題同謀殺調查有關係嗎？」

「我想立遺囑的日期和下葬說明的日期同這次調查有關。」

「遺囑和下葬說明都是在坎貝爾去海灣參戰前一周寫的，這不會有什麼不正常。告訴你吧，是她要求葬在家族墓地的，她遺囑的唯一受益人是她的弟弟，約翰-坎貝爾。」

「謝謝您，」用這樣一句話做結束語吧，「您與我們合作得很好，上校，我們非常感謝。」儘管您想迷惑我們一下。

按禮節，上級軍官行動優先，所以我在等著他意識到我已說完，並且站起來。但是他卻又問我：「在她房間里，你是否發現了什麼有損於她或基地任何人的東西？」

我變得忸怩起來，問：「比方說？」

「嗯……日記，照片，信件，她征服的人的名單。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回答說：「我的未婚姑媽可以單獨在坎貝爾上尉的家裡住一周，而不會發現任何她不贊成的東西，包括音樂。」這是真的，因為簡姑媽雖然愛探人隱私，但她沒有空間洞察力。

福勒上校站了起來，我們也站了起來，他告訴我說：「你一定漏掉了一些東西。安對每件事都做記錄，這是她作為心理學家的一種訓練。不容懷疑，作為一個墮落的人，她作為一個訛詐腐蝕者的慾望絕不是靠對她在汽車旅館外邊的草堆里或下班后在基地私人辦公室里的短暫記憶來維持的。要更仔細謹慎才行。」

「是，長官。」我必須承認，我不喜歡關於安-坎貝爾的那些事由肯特或福勒嘴裡說出。安-坎貝爾對我來說，顯然已經超出了一個被謀殺的受害者。我也許會找到殺人犯，但有人必須找到她所作所為的原因，必須把這些解釋給福勒、肯特之輩和所有的其他人聽。安-坎貝爾的生活不需要道歉，不需要憐憫，它需要一個理性的解釋，可能還需要一種辯護。

福勒上校陪著我們走到前門，在門口，我們握了握手。我對他說：「順便說一下，我們沒有找到坎貝爾上尉西點軍校的戒指。她有戴戒指的習慣嗎？」

他想了一會兒，說：「我從未注意過。」

「她戴戒指的地方有一道棕色的印痕。」

「那麼她戴過。」

我對他說：「您知道，上校，如果我是一位將軍，我會希望你來做參謀。」

「如果你做了將軍，布倫納先生，你會找我做你的參謀的。再見。」綠門關上了，我們沿著小徑朝我們的汽車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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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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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吃早飯還是去心理訓練學校？」辛西婭問。

「去心理訓練學校。我們就把穆爾上校當早飯吃吧。」

我們離開了貝薩尼山，匯進了早晨開往基地中心的車流人流中。

辛西婭說：「有些人在時間觀念上有問題。我相信福勒上校與此事有關係，儘管他一口咬定無關。時間會證明一切的。」

「實際上，他打電話的時間很早。」

「你說什麼呀，保羅？」

「我在說福勒早知道安死了，但為了掩蓋他知道這件事的事實，為了製造她還活著、赴約遲到的假象，他不得不打這個電話。可他沒有料到我們會那麼早就到了死者的家裡。」

「這是一種解釋，但他怎麼會知道她死了？」

「只有3種途徑：有人告訴他；他用什麼方法發現了她的屍體，或者是他殺了安。」

辛西婭回答道：「他沒殺她。」

我盯著她說：「你喜歡這個傢伙？」

「是的。但不是因為這個。他不是個殺人犯。」

「人人都可能是殺人犯，辛西婭。」

「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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