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局所擔任的工作的概要好嗎？特別是在國外的工作，何地，何時，多長時間。」
「好的，」維爾揚點頭說，「如果他變壞了，如果他變節了，一定是在國外什
么地方。」
維爾揚把「如果」兩個字說得很重，以強調他的疑慮。「國外」的含義是指一
個好南非人變壞也是由於外國人的腐蝕作用所致。
普雷斯頓看那份自傳。
我於1925年8月出生於北德蘭士瓦省的農業小鎮杜威爾斯克魯弗，父親是鎮外
穆賽基谷的一個農民。我是他的獨生子。父親勞倫斯。馬雷是一個純南非人，但母
親瑪麗卻是盎格魯人。這樣結合在那時是很不尋常的。但也由於這個，使我長大后
既懂英語又懂南非語。
我父親比母親大許多。母親身體虛弱，在我10歲那年，她死於傷寒。那時，傷
寒時常席捲那一帶。我出生時，父親46歲，母親只有20歲。他主要種土豆和煙草，
還有麥子，還養雞、鵝、火雞、牛、羊。他一生中都熱惰支持統一黨。我的名字就
是按照簡。斯馬茨元帥的名字起的。
普雷斯頓停下來，問：「我想，這些不會影響他加入吧？」
「一點也不影響，」維爾揚看著那份文件說，「那時統一黨還掌權。國民黨只
是在1948年才佔領了農村。」
普雷斯頓繼續讀下去。
我7歲時，在杜威爾斯克魯弗的地方小學校讀書。12歲時，進入了五年前成立
的馬倫斯基中學念書。1939年戰爭爆發后，由於我父親是大不列顛王國的崇拜者，
每天晚上下班后，都坐在屋前廊下聽收音機。歐洲戰爭的每一條新聞都仔細聽。我
母親死後，我們的關係更密切了。但我很快就想參軍去打仗。
1943年8月，我18歲生日後的第三天，我告別了父親，坐上了開往彼得斯堡的
火車，然後，換乘向南去比勒陀利亞的火車。我父親送我到彼得斯堡，他站在站台
上，揮手告別，送我上戰場。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的情景。第二天，我走進比勒
陀利亞的國防部司令部，經過正式檢查，簽了字。我被派到羅伯特高地營去接受基
本訓練、內務訓練、隊列操練和學習使用輕型兵器。在那裡，我自願申請戴上了紅
領章。
「『紅領章』是什麼意思？」普雷斯頓問。
維爾揚停下寫字，抬起頭。「那時，只有志願兵才能被派到南非境外去打仗，」
他說，「不能強迫。到國外去打仗的志願兵都發紅領章。」
離開羅伯特高地營地，我被派到德拉雷團威特沃特斯蘭德步兵營。在圖卜魯格
戰敗后，該營又改編成德拉雷團維茨營。我們被用火車送到彼得馬里茨堡附近的海
帕道克中轉站，編入南非第六師預備營，等待開赴義大利。最後，我們在德班乘上
輪船，穿過蘇伊士運河，1月末，在塔蘭托登陸。
那個春天的大部分時間我們都花在進軍羅馬的旅程上了。那時，先是隨著第六
師，後來跟著第十二南非摩托化旅和第十一南非裝甲旅。我們的維茨營穿過羅馬之
后，又向佛羅倫薩推進。6月13日，我和C連的一個搜索巡邏隊在奇安蒂山區的貝
奇尼山巡邏。天黑以後，在濃密的樹林中，我掉了隊，幾分鐘后，我發現自己已被
德軍赫爾曼。戈令師所包圍，像他們說的那樣，我被「裝進了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