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尚書》者雜
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似逸篇，初與典、謨、
訓、誥，同為一書，而孔子為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醇駁互見，即
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
為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為先王誓誥之遺者，亦
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為刪略之餘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
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豈得為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
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附合之，亦可明《書》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附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
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誤信《玉藻》記文，而以《尚書》為記言之專書
焉。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屨，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為《尚書》
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尚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無其實，而但貌古
人之形似，譬如畫餅餌之不可以充饑。況《尚書》本不止於記言，則孔衍、王通
之所擬，並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間長篇文筆，欲
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為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略如書志之各為篇目，是劉
亦知《尚書》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為二，則有事言相貫、質與文宣之
際，如別自為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為例不純；是以劉氏雖有是說，
後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難書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
中，事言無所分析，後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
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縱橫，杜欽、穀永之附會，本無關於典要，馬、
班取表國華，削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
杜氏《通典》為卷二百，而《禮典》乃八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
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
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
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為采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
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
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複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
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為江河，事始簡而終钜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概見
於紀傳，則匯次為《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略如《文選》
人名之注，試榜履曆之書，本為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
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為之者眾，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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