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則撰志諸家，不明史學之過也。
呂氏十二月令，但名為紀；而司馬遷、班固之徒，則稱本紀。原其稱本之義，
司馬遷意在紹法《春秋》；顧左氏、公、‧專家，各為之傳；而遷則一人之書，
更著書、表、列傳以為之緯，故加紀以本，而明其紀之為經耳。（其定名則仿
《世本》之舊稱。）班固不達其意，遂並十志而題為本志。然則表傳之不加本稱
者，特以表稱年表，傳稱列傳，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單名，故強配其
數，而不知其有害於經紀緯傳之義也。（古人配字雙單，往往有之，如《七略》
之方稱經方，《淮南子》論稱書論之類，不一而足。惟無害於文義，乃可為之耳。）
至於例以義起，方志撰紀，以為一書之經，當矣。如亦從史而稱本紀，則名實混
淆，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且如後世文人所著詩文，有關當代人君行事，其文
本非紀體，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於義固無害也。若稱本紀，則無是理矣。是則
方志所謂紀者，臨本書之表傳，則體為輕，對國史之本紀，則又為緯矣。是以著
紀而不得稱本焉。
遷、固而下，本紀雖法《春秋》，而中載詔誥號令，又雜《尚書》之體。至
歐陽修撰《新唐書》，始用大書之法，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此則可謂善
於師《春秋》者矣。至於方志撰紀，所以備外史之拾遺，存一方之祗奉，所謂循
堂楹而測太陽之照，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通，期於慎輯詳志，無所取於《春秋》書
事之例也。是以恭錄皇言，冠於首簡；與史家之例，互相經緯，不可執一例以相
拘焉。
大哉王言，出於《尚書》；王言如絲，出於《禮記》。蓋三代天子稱王，所
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後世以王言承用，據為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後，王亦人臣
之爵；凡稱天子詔誥亦為王言，此則拘於泥古，未見其能從時者也。夫《尚書》
之文，臣子自稱為朕，所言亦可稱誥。後世尊稱，既定於一，則文辭必當名實相
符，豈得拘執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舊文，稱皇言之鴻號，庶幾事從其
質，而名實不淆。
敕天之歌，載於謨典；而後史本紀，惟錄詔誥。蓋詩歌抒發性情，而詔誥施
於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當也。至於方志之體，義在崇奉所尊，於例不當別擇。
前總督李衛所修《畿輔通志》，首列詔諭宸章二門，於義較為允協。至永清一縣，
密邇畿南，固無特頒詔諭。若牽連諸府州縣，及統該直隸全部，則當載入通志，
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遂冒錄以入書。如有恩賜蠲逋賑恤，則事實恭登恩澤之
紀，而詔諭所該者廣，是亦未敢越界而書。惟是覃恩愷澤，褒贈‧封，固家乘之
光輝，亦邑書之弁冕，是以輯而紀之。禦制詩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