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勒柯吉在人群中反駁道：「維爾－捷可以隨時聽候調遣，這沒有什麼好說的，可是要把所有的人送到奔塔－阿爾那斯，恐怕得十年的時間哩！」
「姑且如此！」那人退讓了一步承認道，「那麼我們就等它從奔塔－阿爾那斯返回好了。這也沒必要讓我們出大力、流大汗、肩挑背扛地把船上的物資非卸下來不可呀！把船上屬於我們的私有財產，拿下來就是矣！這是再好不過的行為，但是其他的東西！……剩下的屬於那家公司的，難道我們欠他們什麼東西不成？恰恰相反，他們應該對我們今天的災難負完全的責任。如果他們不那麼精打細算，派一艘質量優良的船，如果船長的技術也很高明的話，那我們今天就不至於淪落到如此地步！而且即使不是這樣，難道我們因此就應該忘記，我們屬於勞動大眾的階級，難道就應該把我們變成毫無頭腦，只會埋頭幹活的牲口嗎？」
這論點博得了喝彩，一個聲音叫「好」，一陣陣開懷的大笑。
演講者因此受到感染、鼓勵，情緒更加激昂。他接著說：
「被剝削的人和其他勞動者，顯然都是受剝削的階級，」講到這裏，演講者用力地捶打著自己的胸脯，「他們以拼死拼活的勞動為代價，卻不能換來浸透著血汗的面包，我們現在挺起脊梁去抬這些廢鋼廢鐵，真是愚蠢透頂！它是和我們一樣身份的工人階級制造出來的，卻成了剝削階級的財產，由於他們絕頂的自私自利，我們才不得不背井離鄉，流離失所。」
大部分移民都目瞪口呆聽著這蹩腳的、夾著很重的、外國口音的英語，發出的長篇大論，其中有些人似乎被激動了，有一小部分人聚攏在這臨時講台邊，為了想喝彩、捧場。
還是勒柯吉將話引入了上題。
「我不知道約納丹號的所有權屬於准，」他鎮定自若地說，「不過根據我對這個地區的經驗，可以向你們保證，這些東西，以後對你們會有用的，我們大家部是前途未卜，因此我覺得不要拋棄這些東西，倒是明智之舉。」
先前那個演講者，已沒有絲毫的反駁的意思了，阿裏-洛德士又一次爬上了這個講台，把勒柯吉的提議，大聲地告訴了大家，這時才獲得一致的通過。
阿裏-洛德士又補充了一個問題，他對自己也沒有把握，「勒柯吉問我們當中有沒有木匠願意幫幫他修理小艇？」
「有！」一個長得非常強壯的男人，把手往上一舉答道。
「有！」幾乎與此同時，另外兩個移民也一起回答。
「頭前回答的人，名叫史密施。」阿爾特勒布爾對勒柯吉說，「是公司雇的工人，為人正派，另外兩個，我還不認識，只知道其中的一個，叫霍巴德。」
「那麼，演講的人您認識嗎？」
「是位移民，我想是法國人，別人說他叫博瓦勒，但我不敢肯定。」
水手工沒有搞錯，演講的人正是叫這個名字，也是法國人。
他的傳奇、軼事下面的敘述，可見一般。
費爾南丁-博瓦勒，作為律師開始他的生涯，他本來可以在這個行當之中，出人頭地，因為他聰明伶俐，才華橫溢，如果他在從業伊始有幸不被政治弄得神魂顛倒；如果他不是急不可耐地想實現自己的勃勃野心的話；如果他沒有拜在激進党的門下、迫不亟待地提出，拋棄保皇而實行共和的政策；如果他能耐心地等待，毫無疑問，他將會和其他人一樣，終久會被推選為議員。其結果是：他的不懈的努力都付諸東流！這時他已是體衰力竭，一貧如洗，迫不得已而去非法掙錢。因而又被受到牽連而被人錯疑。自此他便家道衰落，而且每況愈下，生活開始捉襟見肘，繼而水深火熱，最後迫不得已，只好到自由的美洲大陸，另謀生路，指望能由此發跡。
然而，在美洲，他仍然是運氣不佳，坎坷不順，他走遍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幹了各式各樣的工作，最後還是如涸澈之鮒，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只好又開始了第二次的漂泊生活。
他總算弄到了最低限度的資金，便報名側身於移民行列。他是看到移民公司所作的大量的宣傳、廣告：給第一批開發拉格斯灣的移民，那些誘人的許諾，才決定的。約納丹號出事後，將他和許許多多受苦受難的人，拋到阿爾蒂半島的海濱上，使他再一次的感到希望的破滅！
不過，費爾南丁-博瓦勒並沒有因接二連三的失敗而動搖過，他對自己和對未來的信心，他把這些歸咎於莫明其妙的惡意中傷。忘恩負義、疑神疑鬼，他仍然保持本色，堅持己見。認為自己這塊無暇的白玉，總有一天會時來運轉，價值連城的，其思想、信仰，也將會一枝獨秀而屹立於世。
這就是他為何自以為是，覺得天將降大任於他，就應該刻不容緩地抓住時機，要獨樹一幟，不能萎靡不振、舉之不前。
自踏上約納丹號第一步起，他就千方百計地在其周圍散播言論，以擴大影響，偶爾有幾次，由於其言詞過激、肆無忌憚，以至於勒卡爾船長不得不進行一下幹預。
盡管這樣，讓他進行煽動和蠱惑活動而感到礙手礙腳。但博瓦勒在旅行的初期活動，卻收獲頗豐，可借此次旅行是以悲劇告終的。其中有幾位盡管其數量少得不足掛齒，但對其宣傳鼓動，卻產生了不可估計的能量。其實，這些論調，不過是司空見慣、信手拈來、約定俗成、誇誇其談的東西，現在在周圍已基本形成了一個小圈子，唯一不足的就是這些人，各自為政，互不團結！
如果博瓦勒真的時來運轉的話，如果他在約納丹號船上，沒有可敬可畏的競爭對手的話，他的信徒，遠不止這些。
他的對手也是來自北美，大名叫劉易斯-多裏克，此人臉刮得光光亮亮的，一副冷漠傲然的神態，說話幹脆利索、斬釘截鐵。多裏克所信奉、推崇的理論，與博瓦勒的論調，基本上是異曲同工，相差無幾，只是走得更遠些，博瓦勒竭力推行社會主義，其理論基礎：認為國家是生產方式的唯一主人，將能給每個人分配一份工作。而多裏克大肆吹捧的則是更為純潔的共產主義，其理論認為：世上所有的人，同時是萬物的主人。
對其理論的異同之處，可一目了然，從這兩位領袖式的社會學家身上，還可以發現更明顯的差距：博瓦勒屬於浮想聯翩的拉丁派，陶醉於滔滔理論、想入非非之中，其秉性旨在推行中庸之道；多裏克則是個我行我素的信徒，十足的空論派，他那顆寡淡無情的心，不知道什麼叫憐憫和同情。
博瓦勒善於將聽眾弄得如癡如醉、神魂顛倒、情緒激奮，本身並無害人之心；那麼，多裏克本人，就有一種潛在的、可伯的危險。
多裏克也宣傳平等，但所采用的方式，是激起人們的憤懣情緒，他所關注的對象，不是下層，而是上層，當他想到大多數人受到悲慘命運的折磨時，他卻心境十分平靜，無動於衷，而一旦想到與他相比，有些人的地位高高在上時，他就暴跳如雷，怒火中燒。要想減輕這種痛苦，還真不容易。作為反對派，雖然他盡管是最靦腆的一個，但是仍然很快就成了社會的死對頭，如果他能自由選擇的話，他只會使用暴力和凶殺，擯棄辯論和爭吵。
多裏克所經歷的種種不幸，應歸罪於其充滿仇恨的靈魂。
作為文學和歷史教授，一站到講台上，便情不自禁地大講旁門左道，與本專業完全無關的另一種知識，冥頑不靈，在課堂上，不是用純學術探討的方式授課，而是用一種咄咄逼人、不容置辯的形式，想讓人們全盤接受，他在課堂上顯示出絕對地自由放任，肆行無忌，對此人們是沒有義務去言聽計從的。
這種行為，自然很快就有了結果的。於是校長出面婉言勸阻，請他另謀高就，前因後果是相輔相成的，他在新崗位上沒幾天，就和第一次一個樣地被人掃地出門了。第三次與第二次是大同小異，如此這般，一而再、再而三，終於最後一所學校也向他毫不留情地關上了大門，他於是流落街頭，上了約納丹號，教授淪落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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