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大亂好了。但仍然要繼續勸說而非脅迫。我們再看看計劃。」
計劃不多，但我們盡量做到最好。
給每個人發出可能遭轟炸或入侵的警告。芬指揮的民兵開始輪流在各區表層巡邏，監視雷達盲點，以免再像上次那樣被打個措手不及。所有繁華街區都采取了最嚴密的預防措施，人人穿著增壓服，以防壓力驟降。所有軍隊及半軍事化部隊在星期六下午四點執行藍色警戒，一旦對方發射導彈或飛船偷襲則進入紅色警戒狀態。
教授的計劃是讓布羅迪的炮兵進城喝個痛快，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但必須在星期六下午三點之前歸隊。
芬想讓一半人留著值勤。
教授不同意，他認為炮手們在放松享受後能以更好的狀態應付長時間的夜崗——我同意教授的看法。
至於對地球的轟炸，第一輪轟炸我們沒有任何改變。我得到了來自印度的答複，但令人苦惱的是沒有任何中國方面的消息。印度沒什麼可抱怨的。由於人口太多，除了塔爾沙漠的個別地方和一些山峰外全是人，我們沒有采用全方位攻擊，目標只限於港口外的沿海水域。
傳來消息說，一些聖人以及無數追隨者選擇攀登我們選定的山峰，試圖用精神的力量來拖延我們的報複。我們真應該選擇更高的山或給出更少的警告。
我們又一次成了凶手。我們的水上射擊殺死了成千上萬的魚和漁民，因為漁民和其他一些水手沒有注意到警告。
印度政府似乎對魚和對漁民的死亡同樣憤怒——他們尊重所有生命，但對付起我們來卻沒有一絲一毫對生命的尊重，他們想要我們的腦袋。
非洲和歐洲的回答更加明智卻截然不同。人命在非洲從來沒那麼神聖，那些因圍觀而受傷的人幾乎沒得到什麼治療。歐洲有一整天的時間可以知道我們將攻擊所指定的地點以及炸彈致命的威力。有人死了，是的，尤其是那些頑固的海上船長們。但是被殺的沒頭腦的人倒不像北美那麼多。
巴西和南美其他地區的傷亡更少。
又輪到對北美發射了——2076年10月17日，星期六，09：50：28。
邁克把時間定在月球時間十點整，這樣月球公轉及地球自轉一天後，北美恰好在東海岸時間五點（西海岸時間二點）面向我們。但星期六一大早卻爆發了如何處理這個目標的大爭論。
教授並沒有召集戰爭內閣會議，但他們——除了回維勒負責國防的克萊頓——都出席了會議，教授、我、芬、懷娥、布羅迪法官、沃爾夫岡、斯圖、泰倫斯·席漢——八個人將有八種不同的意見。
教授說得對，三個人以上根本做不出任何決定。
實際上只有六種觀點。懷娥一言不發，教授也是，他主持會議。其他的人卻嘁嘁喳喳，像有十八個人那樣嘈雜。
斯圖根本不關心我們攻擊的目標，他只關心紐約證券交易所能保證在星期一早上照常營業。「我們星期四賣出了十九個領域的短期債券，買回它們可以大賺一筆，前提是這個國家不能垮台。告訴他們，沃爾夫，讓他們搞清楚。」
布羅迪想用更多的彈射器來摧毀離開駐留軌道的飛船。他對彈射艙一無所知——只知道他的炮手們處在暴露點。我不想做太多爭論，因為大部分剩下的導彈已經發射出去，在慢速軌道裏運動，其餘的會很快補上——我想我們不會再用老的彈射器了。
希內的意見是最好在北美理事會的主建築上投放炸彈。「我了解美國人，在他們發配我之前，我也是個美國人。他們曾因把國家事務的管理權交給聯合國而痛不欲生。打垮那些官僚，他們將站在我們這邊。」
令斯圖不滿的是，沃爾夫岡竟認為假如所有證券交易所在戰爭結束之前都關閉，那麼他們的「投機買賣」會進行得更好。
芬想拼死一搏——警告他們讓那些飛船撤離我們的領空，如果他們無動於衷，就對他們動真格的。「希內對美國人的了解是錯誤的。我也了解他們。北美是聯合國中最堅不可摧的，他們的速度極快。他們已經把我們稱為劊子手，因此我們應該狠狠地打擊他們！集中打擊美國，取消打擊其他國家。」
我溜了出去，和邁克談了一會兒，並作了一些筆記。回來時他們仍在爭執不休。
我一坐下，教授就抬頭問：「野戰司令，你還沒有發表意見呢。」
我說：「教授，我們難道非得用那個無聊的『野戰司令』的頭銜嗎？那批吃奶娃都沒來參加會議，這會兒咱們可以說老實話。」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吧，曼尼爾。」
「我一直在等，看大家能不能達成一致意見。」
沒有結果。
「搞不懂為什麼我必須要有自己的意見，」我繼續說，「我只是個當差的，我在這兒是因為我知道如何編制電腦導彈藉程序。」我邊說邊盯著沃爾夫岡——他是個第一流的好同志，又是個愛說髒話的知識分子。我只是個話都說不好的電腦技師，而沃爾夫在被判刑之前畢業於一所一流名校——牛津大學。除了教授，他幾乎不聽任何人的話。哦，還有斯圖——斯圖也受過很好的教育。
沃爾夫很不自在地說：「得了吧，曼尼爾，我們當然想聽聽你的看法。」
「我沒有看法。轟炸計劃制定得非常周全。當然，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批評。但我還沒有找到任何正當理由表明要改進這項計劃。」
教授說：「曼尼爾，為了我們大家的利益，你能不能再跟我們說說對北美的第二次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