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檔案櫃裏拿出一個檔案夾。三個女人道到謀殺，茜兒、伊莉莎白和瑪格莉特。這三位被害人的住所相隔遙遠，背景、年紀和外型各不相同。到目前為止，我仍無法肯定這三件案子是同一個凶手所為。克勞得爾只會把這些案子當成個案處理，我必須找出足以說服他的關聯。
我撕下一張活頁紙，畫出一個表格，在表格上填上我想到的種種項目。年齡、種族、發色和長度、眼睛顏色、身高、體重、最後穿著的服裝、婚姻狀況、使用語言、宗教信仰、居住地、職業、致死原因、死亡日期和陳屍地點。
我從茜兒·托提爾開始，但很快就發現我手上的資料無法提供我需要的訊息。我得有警方的完整報告和現場照片才行。我看了一下時間——1點45分。茜兒是魁北克警局承辦的案子，我決定到一樓去把檔案調出來。平常刑事組很忙，今天他們應該有空幫我調資料。
果然沒錯。偌大的刑事組辦公室幾乎全空，只剩一排排的灰色鐵桌閑在那裏。三個警察聚在辦公室深處角落。其中兩個警員隔著桌上的檔案堆，面對面地坐著。其中一個頎長、削瘦、雙頰深陷、頭發灰白的男警員蹺著腿坐在椅子上。他的名字叫安迪·萊思。他的法語很生硬，帶有濃厚的英國腔。他拿著原子筆在空中亂畫著，掛在椅背上的夾克雙袖隨著他身體的動作而擺蕩。眼前的這副景象使我聯想起在消防隊裏待命的隊員，雖無所事事，但隨時准備出動。
坐在萊恩對面的警員歪著頭看他，就像一只在籠中向外窺視的金絲雀。他個子較矮，雖然已到啤酒肚凸出的年紀，但肌肉仍相當發達。他的皮膚曬得很黑，一頭濃密的黑發上了油，梳得整整齊齊，看起來像電視節目裏的主持人。我猜他可能連胡子也整理過了。他桌上的名牌上寫著：吉姆·貝坦德。
第三個警員坐在吉姆的桌子上，一邊聽他們講話，一邊低頭玩弄腳上意大利便鞋上的流蘇。我一看到他，心情馬上沉到穀底——克勞得爾居然也在這裏。
他們同時笑了起來，笑聲嘶啞，像是在講關於女人的低級笑話。
布蘭納，你太多疑了，我對自己說，鎮靜些。我清清喉嚨，七扭八拐地繞過迷宮般的辦公桌陣，向他們走去。他們安靜下來，一致看著我。那個魁北克警局的警探認出是我，便微笑著站起來。克勞得爾動也不動，一點都不掩飾他的不愉決。
「你好，布蘭納博士。」萊恩使用英文向我問好。「你多久沒回老家了？」
「幾個月了吧。」我說。
「我一直想問你，你在老家外出時，身上是不是都帶有一把AK—47步槍？」
「沒有。我們通常都把槍掛在架子上。做裝飾用。」
我知道他是想挖苦美國的暴力盛行。
「那裏已經有室內廁所了嗎？」貝坦德尖酸地問。
在這三個人中，只有萊思露出尷尬的表情。
在魁北克警局刑事組中，安迪·萊恩的經歷相當特殊。他在新斯科夏省出生，雙親都是愛爾蘭人，而且皆為醫生。他們在倫敦受教育，搬來加拿大後，仍然只會說英文。他們希望安迪也能當醫生，為了不受語言的限制，他們要求他把法文練好。
他上中學後開始變壞，喜歡到處尋找刺激，很快就染上酒癮和毒癮。他待在學校的時間很少，絕大部分都待在煙酒氣味彌漫的地方渴酒嗑藥。他成為當地警察局裏的常客，每次在狂飲作樂的下場，都是被逮進警局，趴在拘留所的地板上嘔吐。在一個晚上，他被人在脖子上刺了一刀，被送往聖瑪莎醫院急救，刀子差點就刺中頸動脈。
經過這次事件後，他整個人都變了。他還是一樣喜歡尋找刺激，但是方向卻完全不同。他回學校完成犯罪學的學分，而後進魁北克警局服務，現在的階級已決升至副巡官了。
他在街上混的那段歲月，對他的工作幫助很大。萊思平日雖然彬彬有禮、言談溫和，卻也擅長處理街頭事件。他熟知黑社會的術語和慣例，能夠掌握他們的動態。我還沒與他合作過，關於他的傳言都是平常在辦公室裏聽來的。不過，倒是從沒聽過有人批評過他。
「你今天來這裏做什麼？」他問著，伸手指向窗外。「你應該到戶外參加宴會才對。」
我看見在他的衣領上方，有一道疤痕殘留。這道疤痕光滑發亮，像一條濕濡的蛇。
「我大概不喜歡社交生活，而且，街上的商店全關了，我不知道要做什麼才好。」
貝坦德離開座位走過來，伸出手，對我點頭微笑。我和他握握手。克勞得爾仍不理我，我想，這樣最好。
「我想調一份去年的檔案，是茵兒·托提爾。她在1993年10月遇害。屍體是在聖傑羅發現的。」
貝坦德彈了一下手指，對我說：「我記得，那個在垃圾堆發現屍體的案子，我們到現在還沒辦法逮到凶手。」
從眼角餘光中，我瞥見克勞得爾對萊思眨了眨眼睛。這個舉動細微得幾乎難以察覺，卻引發了我的好奇心。我想克勞得爾來這裏應該不只是串門子，他們一定在討論昨天的案子。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把茜兒和伊莉莎白的案子一並討論。
「沒問題，」萊恩說，他皮笑肉不笑地說：「你要什麼都可以。你是不是覺得我們有什麼地方疏漏了？」
他掏出一包香煙，拍出一根叼在嘴裏，然後把整包香煙送給我。我連忙搖頭拒絕。
「不是，不是，和你們一點關系也沒有。」我說：「我樓上有兩個案子正在進行，那兩件案子讓我想起茜兒案。我也不知道我調檔案要看什麼，只是想再看一遍現場照片和凶案報告而已。」
「我了解，我知道那種感受。」他說著，口中噴出一縷煙霧。如果他知道我和克勞得爾共同參與同一案件，他可能就不會這麼說。「有時候只能跟著直覺走。這次你的直覺是什麼？」
「她認為所有案子都是同一個精神病患幹的。」
克勞得爾的音調很平，我看見他的目光仍停在鞋子的流蘇上。他說話的時候，嘴唇幾乎沒有動，充滿了鄙視的意味。我轉過身，不理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