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她的目光越過沙漠，似乎萊斯特的地方還在那兒，「十年嗎？也許是十二年。那個商場比萊斯特的廢物院子不知要漂亮多少倍。」

「告訴我你丈夫做的生意。」我說。

「它就像另外一個廢物院子。」她用一塊紙巾輕輕地拍打著她那撲了粉的臉頰，「賣一些小玩意，雜貨。」

「他從哪兒進貨？」我問。

「進貨？」她笑了，「你是說，他的廢物？」

「所有東西。」

「他走出門在街道上找到的。或者有些人給他一些東西交換或讓他代銷的。找到那些廢物不成問題，找到買主才是問題呢。」

「他經常買賣一些火器嗎？」

「不。」她說著，變得警戒起來。「萊斯特留了幾把槍以作防身之用。但他不是這種商人。他沒有賣槍的執照，連一把槍也買不起。」

我向她靠近了點，看見吉多把鏡頭也對準了我們。「萊斯特是怎麼得到羅伊-弗蘭迪的手槍的？」

「我不能說。」她又把目光投向沙漠。「當然，那把小手槍也不是我那天上交的惟一一把槍。還有一把盧格牌手槍，一把機關槍。」

奧爾斯沃西夫人還說，她也記不清楚她是否遇到過掩護芭蒂-海斯特那些共和軍成員的汽車旅館老闆。二十年的時間太久遠了，人總是很難再記住往事。

道爾開車送我和吉多去聯合大廈。與每個東部的城市一樣，那些房子都特別的新。從那個同意與我交談的地方官員身上，我一無所獲，從其他人身上也一樣。雖然道爾在一旁鼓動，但一個死去的洛杉磯警官在他們眼裡什麼都不是。

帶著一些我認為有趣的電影膠片，帶著一個有著太多遺失的碎片的謎，我離開了拉斯維加斯。

我對謊言感到了厭倦，甚於任何可惡的東西。

第17章

我坐飛機到了奧克蘭，然後開車從舊金山的海灣地區高速公路到了伯克利。

像拉斯維加斯一樣，伯克利的商業中心也是由一條一條的街環繞而成，但是面貌卻大不相同。拉斯維加斯極盡繁華奢侈、富麗堂皇；伯克利卻多多少少是由很多東西組成的和諧的「混合物」。街上有擺小攤的嬉皮士，有乘車過橋直達舊金山的衣冠楚楚的雅皮士，還有大批的學生，他們和諧地相處著。

夏塔克大街、電報大街、本克羅弗特路，這幾條環繞著校園的主要街道，在我到達的那個暖和的星期五都是車水馬龍，人聲嘈雜。加利福尼亞大學秋季學期剛開學幾周。我興緻勃勃地走在人群中，聽著這熟悉的、我深愛的街頭聲音，就像聽著我爸爸的搖籃曲一樣，陶醉在其中。

每個新學年的開始，我最愛看的集體莫過於大一新生了。他們在開課前的一星期到來，大部分都是他們原來所在學校的優秀畢業生，心裡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他們被家裡送入這個大家庭，內衣內褲里還綉著自己的名字。在他們回家過感恩節之前，他們的新衣服都變成了一樣的紅灰色，因為誰也沒有時間去洗衣服。他們的頭髮也沒有理、腦袋裡裝滿了剛學完一半的課程，這足以讓他們形成自己半成熟的觀點。他們昂起頭，準備向他們的父輩堅守的東西發起進攻。在5月末他們的第三個學期結束后，他們有所分化，或變成在學習上失敗的人，或成為新生中的優秀人物。

天氣炎熱，但比起我剛離開的沙漠，它又太溫和了。我在冷飲店停了下來，買了一杯新鮮的水果雪泥，這也讓我找到了一個逗留的理由，看看來來往往的人群。我脫下我的亞麻布茄克衫，披在肩上；把那溶得很快的雪泥舉在前邊，以防它滴在我的襯衫上。

我姐姐住的小型醫院在校園的西北部，離我家不到半里遠。我走上夏塔克大街，準備抄最近的路穿過校園。也許我可以在物理系停一下，向幾個老朋友問聲好呢。但我還有充裕的時間，於是我繞道而行，踏上了校園南邊的賓尼大街。我在2603號前面停了一下，芭蒂-海斯特就是在這兒被綁架的。

路旁的香柏木表明芭蒂曾經住過的屋子年代久遠了，但它的狀況仍然很好。對於大部分學生，乃至年輕的老師們來說，這樣的房子都不是他們住得起的。

我現在可以理解，芭蒂這種舒適的生活何以會激起那群沒有任何優勢可言的人的憤怒。綁架芭蒂的人既不貧窮，也不瘋狂。他們和她一樣，都是那種中上層階級家庭嬌生慣養的孩子。

四周特別安靜。據說1974年芭蒂，海斯特與綁架者在晚上搏鬥並大喊大叫的時候，四周的鄰居一副冷漠無情的樣子。就像羅伊-弗蘭迪死的那個晚上，西部八十九街122號的鄰居們沒有一個出來幫忙一樣。這兩個案子都用了同樣的方法，有著同樣令人憤慨的大膽：儘管反抗吧，大叫吧，因為沒有人會來幫助你。

想象著芭蒂的恐慌，我渾身也起滿了雞皮疙瘩。走進校園的時候，我總是和人群在一塊兒，並不斷地看著我的前後左右。

校園要比街道上涼快。那些蔭蔽著地面的古老的樹木就像罩在頭上的一個深綠色的天幕。樹林中，橡樹和楓樹的葉子開始由綠色慢慢地變成黃白色、淺橙色。地上灑滿了閃亮的樹葉。即使在這個非常安靜、平和的地方，我仍然有種幽靈附身的感覺。

我沿著草莓河向上走——它把偌大的學校的中心區域等分成兩部分，呼吸著森林裡飄出來的帶著綠色香味的空氣，我終於到了我父母住的山頂。醫院就在山的下面。

媽媽已經告訴過我遊行的事了。我希望看見一些標誌，哪怕是一輛新聞採訪車。我看到一群人在醫院那兒時，感到很驚奇。但是我仍然直接朝著爭吵的人群走過去。

任何標語的目的都是為了得到大眾媒介的注意。這個遊行的組織者對新聞界有著熟練的控制。

我拐過街角的時候，那兒已有了兩部新聞採訪車；就在我走到街區的一半時，第三輛車也來了。

一個頭髮蓬鬆的女人在我面前揮舞著一把「救救艾米莉」的小旗幟。如果不是一架攝像機正停留在她身上，也許我已經揮拳把她打倒在地。

走向醫院前門的時候，我拒絕看那些不斷地朝我喊叫的揮舞著小旗幟的人們。但突然，一個人伸出手來，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過頭，用不屑的眼光死死地盯著他。

「你好，親愛的。」他的語氣中充滿鼓勵之情。我被弄了個措手不及，用了幾秒鐘才認出這個煽動民眾的人是奧古斯特-珀爾米特。他是原子能物理學教授，現在已經退休了，是我父親長期的同事。

站在他旁邊的、穿著一件柔軟的粉紅色套裝毛衣的是珀爾米特夫人，我母親最好的朋友。她的標語上寫著：「僑民也是美國人。該是解釋事實真相的時候了。」珀爾米特夫人的網球鞋和她的毛衣很相配。她朝我眨眨眼，然後走到人行道上，揮舞著她的標語。當一架攝像機轉向她的時候，那個「救救艾米莉」的標語就被擋往了。

我走了幾步，到了她的身後，用一種非常親密的方式向他們問好。這種問候方式只在爸爸和媽媽的三重奏鳴曲小組、他們的橋牌夥伴、他們的同事、以前的學生和鄰居中間使用。

「獨身生活是惟一的答案」，這張標語被弗雷沃-沃爾什舉在頭頂，她今年82歲了。我走過她的時候，她左右搖擺著標語，輕聲說：「親愛的，不要相信它。」

我估計了一番，在所有的標語中，「救救艾米莉」的標語佔了四分之一多，並且在每個拐角處不停地移動。沒有什麼大的新聞團體認真地對待這群明顯是小打小鬧的人。那些反對、阻止遊行的人也是我從沒有見過的「友好和溫柔」。

我一路上笑著上了樓梯，來到了光禿禿的醫院的走廊。走進艾米莉的房間，看見我的父母時，我的情緒又變了。他們兩個都累得灰頭灰腦的。

「誰組織這次遊行的？」我問道，依次吻著他們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