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打好的稿紙整理好，放成一摞，合上詞典、英文書，用塑料罩蓋上打字機，把這些東西都推到桌子角上，騰出工作的地方；把兩張床上散亂放著的衣服撿起來掛到壁櫥里；清洗了煙灰缸，掛起窗帘，關上檯燈。現在房裡的樣子很像她在彼得羅夫克的辦公室：一切都井然有序，簡樸而無特色。
娜斯佳想在寒氣襲人的戶外散步之後好好暖和暖和，便洗了個長時間的熱水浴。隨後她裹在長長的夾睡衣里坐在桌旁做起事來。
過了一會兒，她又懷著幾分懊悔的心情想到，實際上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或者是有個害怕她知道和可能吐露出阿爾費洛夫被殺害的真實情況，因此不管她同意還是不同意，反正都要抓住她不放，因為他們的目的是企圖把她的思想搞混亂，恐嚇或收買她。或者是這個人的確需要她幫助進行分析，那樣的話，同意還有意義，因為可能涉及更加嚴重的犯罪，到那時即使出於純人道主義的考慮也不可放棄責任。也就是，可以同意，但顯得並不聰明，也不好意思。是誰對偵破案件感興趣，是黑手黨還是警方，到底有沒有區別呢？更重要的是責任重大，因為負責事件的人可能會有危險，以後還可能會有無辜的犧牲品。娜斯佳叮囑自己，絕不能把「興趣」和「原則」相混淆。如果我能做點有益的事防止危險的犯罪分子和保護那些以後的犧牲品，那麼我做的一切都應當由我決定，要毫不猶豫地提出條件。如果在我的幫助下這些人被揭露出來了，那麼他們也不應成為「分析案情」的犧牲品，而應當交付法院。是的，這應該是一個主要條件。再想一個保證實現這一條件的方式就更好。
娜斯佳把畫著惟有她能理解的圖形的紙撕成碎片，扔到盥洗室便躺下休息。她感到發冷，或因為氣溫低，或因為神經過度緊張。她想起給廖什卡打的電話，對自己的冷漠態度又一次感到吃驚。電話是一個女人接的。她用悅耳動聽的聲音說：「廖沙-米哈依洛維奇牽著狗散步去了。」娜斯佳知道，她的男朋友時常被長著修長的腿和豐腴胸脯的靚麗的女孩子所吸引進發熱情的火花。但也只不過是兩三天的熱情，隨後廖沙就跑到她那兒大驚小怪地發議論：「她們都是那麼乏味，自然界賦予她們才智，但她們根本不會運用。」只有她，娜斯佳，是惟一可以和他共度時間的人。他和女性的一些典型人物在一起半小時也會感到疲倦。很顯然，說話悅耳動聽的女人打算留在廖沙那裡過夜，再不就是他遇狗的同時送客人到附近的車站去了。娜斯佳悲觀地想著：「我甚至不會嫉妒，天啊，我到底還有沒有感情，我為什麼那麼鐵石心腸！難道我只能體驗委屈和恐懼這兩種感情嗎？簡直是一台失去人之常情的分析儀器。」
斯薇特蘭娜-柯洛米耶茨和她的保護天使小伏拉德住在傑尼索夫的冬季別墅，由兩個看守監視著。斯薇特蘭娜整日盡情享受這免費的休假，不是睡覺，就是在長滿樹林的地方走來走去。她不願意考慮任何事，而且她也不善於思考。
伏拉德得到了一切必需的東西。他感覺良好，但和斯薇特蘭娜不同，他一直保持著警惕。
「最主要的，」他不停地重複說，「千萬不要提到電影的事。你記住沒有？在我們不能肯定是否落入了我們那些電影人和他們的朋友手裡之前，要一直保持沉默。否則，我們立即就會成為面臨危險的見證人。」
「好的，好的。」斯薇特蘭娜懶洋洋地揮著手說。
對存在的危險，她不怎麼理解，但她完全信賴伏拉德。因此，對每天都找他們談話的斯塔爾科夫，她總是機械地重複著同一個故事：她看到一個啟事，就去談話，同意在游泳池拍照片，然後等待著結果——土耳其的富翁喜歡不喜歡她。失火的那天晚上，他們把伏拉德送到她的住處，說他沒地方住，要在她那兒呆到早上。其他的她就不知道了。
伏拉德照樣唱同一個調子：有個他不認識的、自稱叫謝苗的人向他建議設法賺大錢，但沒說怎麼賺。他，伏拉德，是吸毒者，常常如坐針氈，非常需要錢，因此聽了謝苗的話他很高興，便什麼也沒問就來到戈羅德。他們把他接到斯薇特蘭娜那兒並答應第二天早上給他講清楚。但遺憾的是這場大火壞了事。就這些。伏拉德看出斯塔爾科夫並不相信他。可是他怕說出真相。
市長忙裡偷閒，正與夫人和內弟在一起玩牌。市長稱得上儀錶堂堂的中年美男子。論所受的教育，他是位哲學家，而且是科學副博士。在當上市政府的領導之前，他是一所大學教研室的主任。講課、寫書、發表論文，可以說與世無爭。坐在市長的位置上，他依舊書生氣十足，遠離政界的污穢，保持著和善、誠實的作風，有時甚至顯得天真幼稚，他歷來熱心政治改革。他真正相信英明和正確的領導可以使許多東西向好的方面轉化。因此，當有人建議他參加競選活動時，他欣然同意了。他經過縝密思考，認真起草了自己的競選綱領，又和他所信賴的以機敏和富有政治遠見著稱的內弟商討了一番。在競選中他終於獲得勝利。
「謝謝你，我欠了你的人情！」上任伊始的市長對自己的親戚說。
「你這麼說，我很高興，」內弟微微笑著說，「只要你記住就好。」
今天市長情緒特好，甚至對妻子出錯牌也沒說一句指摘的話。
市長拿起一副牌又放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了一句：
「有什麼新的犯罪嗎？」
「和往常差不多，」內弟一邊分牌，一邊說，「殺人、搶劫、強-、偷盜。什麼事人們想不出呢？很多案件早就有了，現在只不過變變花樣。但不管怎麼說，我們戈羅德市還是很平靜，你自己也知道。對你來說，這不是莫斯科。他們那兒每天都發生五六起兇殺案，而我們平均每周一起。『帕司』。」
「怎麼能比呢！」市長不平地說，「那裡的人口比我們多20倍。我也『帕司』。翻上面那張。」
「人口多20倍，兇殺案的數量多35倍。你可以看出哪裡更安全。你呀，哲學家，你不能把『2』和『2』放在一起。」當中學數學教師的妻子干涉說。
市長不聲不響地數了數被吃掉的牌，做了記錄。幾分鐘后他又回到他感興趣的話題上。
「你說，我們戈羅德市反犯罪鬥爭的情況真的比莫斯科好嗎？」
「當然，」在市內務處任參謀的內弟蠻有把握地說，「如果你要數字的話，我明天把部里的統計材料給你帶來。那裡有全國各個地區的資料可以比較。你是個好市長，所以市裡也比較安定。哪裡安定，哪裡就少一些恩怨，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當然，兇殺案歸兇殺案，說老實話，很多殺人的事並不是犯罪，而是兇手自己的不幸。嫉妒、不公平、不甘忍受污辱——這是人類社會共有的現象，沒法掩飾，任何制度都消除不掉。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從個人偷盜和搶劫案來看，我們戈羅德市也比其他許多地方好多了，你要相信我。」
「那麼，有組織的犯罪呢？」
「哪兒的話！」內弟哈哈大笑，摘下茶色眼鏡擦去笑出來的眼淚，「虧你想得出，我們市哪裡有什麼有組織的犯罪？正好，這裡有個例證。在山谷療養院一個從莫斯科來療養的人被殺了。我們，老實承認，很擔心是不是莫斯科的黑手黨把我們市作為報復點。和莫斯科刑偵部門一聯繫，立即就派來一個人。我們到處調查，各個方面都查找了。也考慮過是不是有組織的犯罪，你想最後怎樣呢？普通的嫉妒殺人，一點有組織的犯罪的根據都沒有。說實在的，還真具有點現代色彩。被害者是個雞-狂，而兇手是被他拋棄的情人。」
「莫斯科刑偵處的人還在這兒嗎？」市長突然問。
「現在還在，這兩天就走。殺人案已經偵破了，他沒什麼事可做了。」
「你知道，我倒有個想法。如果地方電視台做一個討論犯罪問題的節目怎麼樣？請列普金、你和莫斯科來的年輕人談談莫斯科的治安怎麼差，我們這裡怎麼好。你看這個建議怎麼樣？」
「建議倒很有意義，」內弟又摘下眼鏡，緩慢地揩拭著鏡片，趁機思考著，隨後謹慎地說，「但我擔心搞不成。莫斯科的偵查員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走，我們誰也不想留他，而且他自己也要走。做節目需要寫腳本並要認真準備一下。這可不是一兩個小時能幹完了。腳本、拍攝、剪輯，事情太多了。」
「太可惜了，」市長不無遺憾地說，「沒有那個莫斯科人，節目便沒有意義。應當讓他親自講講莫斯科的犯罪情況和對我們這裡刑事犯罪的印象。而如果做一次直播呢？我和電視台談談，他們不會拒絕我，我總還是一市之長嘛！叫莫斯科來的同志多呆一天，快一點安排，還是可行的。你看呢？」
「我想，」內弟無法馬上回答，仔細斟酌著說，「這完全沒有必要。其他許多城市的事例都證明，人民並不是在問題真的出現時，而是在記者談論這個問題時，才想到這個問題。人們平時習慣於文字媒體，如果記者談論起來，那就意味著事情不妙，幾乎大難臨頭了。不要把睡覺的狗喚醒，親愛的。」
「要知道，我並不想談犯罪率上升，相反我是想說明我們的形勢相當好，比其他許多地方都好。」
「我明白，但討論問題本身就可能起到消極作用。請你聽聽我的建議，不要抓住不放嘛！」
「好吧，我想想。」市長冷冷地回了一句。
就在這天晚上，市長的內弟打電話給傑尼索夫。
「我那個親戚想在電視台安排一次討論犯罪問題的節目。」
「什麼？」傑尼索夫一時摸不著頭腦，便說，「這有什麼不好的呢？讓他去做吧！這會提高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他想進行直播，並且請莫斯科來的偵查員來，讓他證明莫斯科打擊有組織的犯罪不得力，而我們這裡非常成功。這無論如何不行。莫斯科的偵查員不是笨蛋。當他知道哈寧的案件時，他一秒鐘也沒相信過，只要看一看他那臉色就知道了。其次，他和卡敏斯卡婭關係密切，他們經常交換有關案件的情報。她一定會給他灌輸什麼東西的。您想想如果讓他去直播，會發生什麼事嘛！而如果提前準備節目的內容，然後再進行剪輯，也沒有時間。他就要走了。市長知道后便催辦這件事。」
「謝謝你給我打電話，我會把一切都安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