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慕尼黑刑警毒品科的彼得-賴伯探長來說，這個舉報就意味著他們要進入一級戒備狀態，他認定這情報屬實，而不是開玩笑，開玩笑的事他也經常遇到，對匿名舉報電話先要搞清虛實。他在科長辦公室里緊急召集了這次會議。
賴伯探長遺憾地聳聳肩說：「舉報人有東歐口音，可惜我們沒有錄下來——不可能每個電話都錄音，他很可能是個波蘭人，我在想，如果越南人和波蘭人聯手，為什麼波蘭人會舉報這筆能賺好幾百萬的生意呢？此外，越南人也是新出現的。這個新團伙的手段極其毒辣。換句話說，在慕尼黑形成了一個新的戰場，有我們乾的了。」
「除電話以外，沒有別的情況嗎？」科長問。
「沒有，只知道20公斤海洛因已經上路。」
「這就是說，也可能早已到了慕尼黑。」
「那舉報就沒意思了。」
「基本上沒意思。這筆生意沒有地點，沒有時間，我們怎麼辦？」
「應當要求立即加強監視波蘭邊界。」
賴伯說是這麼說，可他知道，這個建議只是一廂情願。波德邊界漏洞之多就像一個篩子，加強監視從技術上和人力上說是根本不可能的。科長的話同賴伯是一個意思：
「那我們就得沿著波蘭邊界修一道『柏林牆』。說正經的，我們怎麼辦？」
「沒辦法！」賴伯說得這麼直截了當，有幾位同事嚇了一跳。「沒辦法」這個說法在警界是個令人憎恨的、很刺激人的詞兒。「沒辦法」意味著對犯罪活動束手無策，人們不得不眼睜睜看著國際犯罪日益泛濫，看著犯罪分子把德國變成他們理想的活動場所。寬鬆的德國法律是各種犯罪滋長的沃土。波恩政治家們頑固地禁止監聽電話，向犯罪分子打開了德國的市場。賴伯探長曾在小範圍內一針見血地說過：
「團伙作案只判四年，而一個人偷稅漏稅卻判五年。一個殺人犯只要請個好律師，律師提出犯人在童年時曾受過心理損害，就只能判10年。在這10年裡，犯人乖乖地參加監牢教堂合唱團，在牢房裡畫聖母像，六年之後就被認為可以『重返社會』而獲釋。我們的司法制度不是有毛病嗎？請大家回想一下發生在德國北部的一個案件：一個女人在牢里表現良好被提前釋放。可是，幾個月以後，她搶劫另一個女人，用刀子把人刺成重傷。她又被捕受審，案情很明白。但檢察院什麼反應呢？把她放了！據說她有可以證明的固定居住地址，就沒有理由監禁她！這算什麼事兒呢？再舉個例子吧，我喝了酒以後用啤酒杯把你的腦袋砸碎了。怎麼辦？沒事兒。我可以證明，我幾年以前出過車禍，得了腦外傷。精神病專家可以證明，我在行兇時是喝醉了酒，出於一時衝動，而最重要的是『一時』這個詞……法院決不會判我謀殺罪，至多判我誤殺罪，加上我當時不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肯定從輕發落。而實際上，我就是要殺死你，是冷酷的謀殺！我自由了，可是你死了！我們的司法實在大有問題。」
這會兒賴伯在會上接著說：「我們只有憑運氣和靠巧合了，那就是靠我們打進去的偵察員給我們通風報信。不過那時候海洛因早已運到港口了。」
「我們有人打進越南人的圈子嗎？」
「沒有，但我們打進了波蘭人的圈子。」
科長說：「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如果波蘭人參與了，那為什麼會有波蘭人向我們舉報呢？」
賴伯一時語塞，覺得口渴，便喝了口水說：「可能是那個人想自己搞點什麼名堂。」
「通過出賣自己的夥伴？」
「有可能，也許是為了報私仇……」
「那他應該講具體點兒，而不是空洞的暗示……我倒以為，是有人要讓警察明白，將來警察得跟一個新的團伙打交道。」
「搞地下勾當的人不會傻到公布自己的存在的。」
「有人故意製造混亂，動搖警察的軍心，說現在有了個新團伙，你們就抓瞎吧。」科長站起來說，「我認為這是對警察的侮辱！怎麼辦？等著瞧，看看近期內有沒有跡象表明這個波越團伙確實是在活動。」然後他又無奈地說：「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賴伯的偵察員沒有報來新消息。在整個圈裡，沒人知道這20公斤海洛因的生意，有人還表示懷疑：沒人聽說過有什麼越波團伙，要是真有的話，會在圈裡很快傳開，因為涉及到「市場安全」問題。尤其是如果壓價出售，義大利人和亞洲人會大肆活動。
在那個神秘的電話過去四天之後，兇殺案組的組長特奧-沃特克來電話找賴伯。
「我們法醫研究所這兒有一具屍體，」他說得很隨便，整個警察總局對此類事都習以為常了。一個人在跟死於非命者打了18年交道之後，他的心靈早已長出了一層老繭。「經過辨認，他的名字叫卡利爾-波德涅夫斯基，波蘭人，我聽說你們那兒……」
「我馬上就來！」賴伯說完就把電話掛了。
半小時以後，賴伯和沃特克站在了屍體面前。經過冷藏的屍體看上去像一個熟睡的人，法醫掀開蓋布，報告說：
「他是被人用細鋼絲繩勒死的，肯定是從背後受到襲擊致死，因為未發現任何搏鬥的痕迹。死亡時間是昨天17點到18點之間。他中午吃了青豆炸豬排……」
「這有那麼重要嗎？」賴伯有點不耐煩。
「對我們很重要。」法醫把死者重新蓋好，「另外，他是吸毒者，身上有許多針眼，體內還有殘餘的海洛因。」
沃特克拍拍賴伯的手臂說：「所以我們找到你了，這是你的弟兄們的事。值得注意的是，他帶著證件，波蘭護照，德國入境簽證，有效期30天，旅行目的是旅遊，一切正常。不幸的是他被人用鋼絲繩勒死了。你看出點什麼問題來了嗎？」
「沒有。」
「先是有個波蘭人打電話給你，現在有個被殺的波蘭人躺在我們法醫研究所里，這兩者有聯繫嗎？」
「可能有，也可能沒有，也可能只是巧合。」賴伯向法醫點頭示意後走出停屍房。他不像沃特克那樣久經鍛煉，能把死人看作一樣東西，把這種案子看成一樁一般的有待辦理的案件。只有當吸毒者吸毒致死，必須調查吸毒案情的時候，賴伯才面對死屍，而且往往是沒有多少結果的。由於自殺案件歸兇殺案組管，所以賴伯和沃特克經常碰頭。每次遇到這種情況沃特克都說：「又有人升天了！彼得，你的事比我多，要不是你們，我們可以舒舒服服下象棋了。」這當然是誇張，但沃特克就喜歡這麼說話。
賴伯在外面走廊上問沃特克：「關於這樁案件，你們有什麼線索沒有？」沃特克聳聳肩膀，意思是沒有。
「屍體是在公園裡找到的。一名退休老太太晚上9點左右出門遛狗，在一叢灌木後面發現了這具屍體，說準確一點是狗發現的。老太太休克住了醫院，發現地點不是作案地點……據法醫分析，在17點到18點之間是不會有人在公園裡殺人的，這太顯眼了，沒有哪個兇手有這麼大的膽子。」
「除了亞洲人以外……」賴伯若有所思地說。
「你接觸各國的人，你有經驗。」
「他們殺人是閃電式的，就在你身邊，在人群里，在公共汽車裡，在電車裡，在火車裡，在百貨大樓里，在體育場里看足球賽時，到處都能下手，我想起了索維托的系列兇殺案，只是索維托不在亞洲而是在非洲，是約翰內斯堡附近的一個土著人城鎮，那裡發生的案子就是典型的快速無聲殺人案。每逢周末，工人們領到一周的工資，下班高峰期公共汽車上人貼人，乘客都快擠得喘不過氣來，這時人倒下來是不可能的，有個人站在你背後，緊緊貼著你的身子，把一根磨尖了的自行車輻條從你背後直刺進你的心臟。你只覺得被針刺了一下，馬上就死了。直到車到終點，所有人都下了車，一個人倒了下來，那就是被殺害的人。這些兇手還從來沒有被逮著過。」
沃特克說：「試想這種情況出現在此地的公園裡。作案人從後面走來，一下用鋼絲繩套住被害者的脖子，使勁一勒就切斷了喉頭，然後把死者扔進灌木叢。這一切只要幾秒鐘，不過，彼得，這從理論上說是可能的，但實際上不可能。從17點到21點，一個死人躺在公園裡不可能不被發現，因此這個波蘭人應該是在老太太的狗發現他以前不久才被扔進灌木叢的。但我同意你的看法，這像是一種亞洲人的殺人方法。這樣，就要找你所說的越南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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