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接到值勤中士來的電話時，正在家睡覺。」
「你住在基地，對吧？」
「對。」
「你什麼時候到家的？」
「大約在半夜。我在基地中心吃了晚飯，然後去了辦公室，工作到很晚才回家。」
「你妻子能作證嗎？」
「這個……不能。她當時正住在俄亥俄她父母家裡。」
「啊。」
「哦，胡鬧，保羅。簡直是胡鬧。」
「哎，別緊張，上校。」
「你以為你很幽默，其實你根本不幽默。對於謀殺案和謀殺案的嫌疑犯這類問題是不能開玩笑的。」
我看了他一眼，發現他真的動怒了。
「好吧，」我說，「我向你道歉，我本來想我們3個執法官之間能彼此直言不諱。我們在這兒說的話，不管是推測，還是有些出格的盤問都不能出了這間倉庫，只是我們3人知道，這樣行嗎？」
他還沒有平靜下來，沖著我吼道：「你昨晚去哪裡啦？」
我說：「我一個人在我的活動房子里呆到大約4點30分，到基地軍械庫時大約5點。沒有證人。」
「故事編得不錯嘛。」肯特輕蔑地說。他聽到我說沒有不在現場的證據，好像格外高興。他又轉身問辛西婭：「你呢？」
「我大約晚上7點到了軍官招待所寫尼利一案的報告材料，一直寫到半夜，後來就睡覺了，大約早上5點半被一個憲兵叫醒了。」
我評論說：「好了，我今生還沒聽說過比這3個不在現場的證據更不堪一擊的證據。不過，現在就讓這些證據成立吧。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個基地就像一個小城鎮，被害人的朋友、家庭和熟人圈子裡自然包括了這兒的高級官員。」我對肯特說：「你希望負責本案的人是個圈外人，對不對？」
「是這樣。而且你們都是基地外來的天才。」
我突然意識到他所謂外面來的天才不過是說，「我們需要的是兩個對人所共知的情況都一無所知的調查官」。
我問肯特：「你和安-坎貝爾的關係怎樣？」
他猶豫了一會兒，終於說：「算是不錯吧。」
「能詳細說一下嗎？」
顯然，職位高於我的肯特對我的問話很不滿。但他畢竟是個職業警官，非常明白他該怎麼做。因此他勉強裝出一絲微笑，說：「難道我們要互相宣布一下我們的權利嗎？」
我也回報了他一個微笑。這樣做是尷尬的，但很必要。
他清了清嗓子，說：「坎貝爾上尉大約兩年前來到了這兒，我、坎貝爾將軍和夫人當時都已住在這裡了。坎貝爾夫婦曾邀請我和另外幾位軍官去他家見他們的女兒。我們的工作不同，看起來我們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但她是個心理學家，所以對犯罪行為很感興趣，而我對犯罪心理也有興趣，所以一個執法官和一個心理學家有共同的愛好算不上不正常吧。」
「所以你們成了朋友？」
「算是吧。」
「經常一起吃午飯嗎？」
「有時候。」
「晚飯呢？一起喝酒嗎？」
「偶爾。」
「就你們兩人？」
「一兩次。」
「但你好像不知道她住哪兒。」
「我知道她住在基地外，但從未去過她的住所。」
「她到過你的住處嗎？」
「是的，去過多次，都是社交聚會。」
「你妻子喜歡她嗎？」
「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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