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為什麼？」
「為什麼？真要是大官來住院，反倒不累。就怕要大不大的官，擺起譜來，象是世界上最大的官。」
「聽你的語氣，好象你對劉應學挺反感的？」
「不光是我，你到科里一問就知道了，誰都煩他。」
「能說說嗎？」
「他太愛挑剔了，好象護士都是他出錢雇來的。他住院的時候，他的房間就象是廟會，人來人往的，煩透了。」
「探視的人多？」
「多極了，但沒有幾個送花送水果的。」
「不會吧，空手來？」
「不會空手，都是揣著錢來。一送就是一大堆兒，數都數不過來。」
「有點誇張了吧？」
「你不相信？有一次他妻子找我，說是幫她找把尺子。我說要尺子幹啥？她也不說。後來我進去換藥，看見床上一堆堆的都是錢，兩口子撅起屁股正用尺子量高呢，一邊量著，一邊記著多少堆，然後再數堆看看共有多少錢。」
文靜見王莉娜越說越偏激，連忙換了話題。
「劉應學晚上睡覺鎖門嗎？」
「那還不鎖？誰進去順手一抓，就抓成一個萬元戶。」
「那睡覺關窗戶嗎？」
「關，有時白天也關，說是怕風。」
「燈也關？」
「有人陪著就關。自己睡時不關。」
王莉娜離開時，已經是下午五點多鐘了，天色漸漸暗下來，外科大樓里不少的房間都把燈給打開了。但文靜還是面對大樓坐著，沒有走的意思。
文靜憑藉以往的經驗，知道目前到了最讓人左右為難的關口了。她無法肯定什麼，也無法否定什麼，儘管有不少的證據證明吳偉業當時身處現場，但若現在認定他就是兇手，總還是缺點兒什麼；而反過來認定他不是兇手，就缺得太多了一點兒什麼。她獃獃地盯著大樓看，從底層看到最高一層，又從左面看到右面，心裡空極了，空得她發慌，空得她茫茫然。她的眼光掃描般地巡視著那些窗戶，有些開啟，有些關閉的窗戶，也不知過了多久，她若有所思地念叨：「為什麼是從九樓跳下來的呢？為什麼一定是從那個房間里跳出來的呢？」
高明聽見了，不假思索地說：「保安看見只有那間病房的窗戶開著，其它都關著，所以，」高明說到這裡，象是被電觸了一樣，「文姐，你是說不一定就是從那間房裡跳出來的？」
文靜全身也是一震，扭過頭來驚奇地看著高明：「對呀，有可能不是，甚至有可能不是從九樓跳下來的。一開始我怎麼就沒有想到這種可能，昏了頭了。看樣子，咱們撞進了想當然的誤區里了。保安聽見有人摔下來的聲音，跑出去一看，人死了，接下來最自然的動作當然是仰頭往上看，當看到除了九樓那間病房的窗戶是開著的，其它的都是關著的時候，他想當然地認定是從那間房間摔下來的。值班軍官趕到時，只想到那間病房裡住著一位重要的患者，最為緊迫的當然也就是查驗。我們的辦案人員搜集到有關不利於吳偉業的證據后，也當然認定二者之間的聯繫，既然有聯繫，吳偉業從那間病房裡跳下去也自然而然地成為無需證明的事實。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就一步步地形成了慣性思維，我介入后也沒能擺脫這種慣性，所以越查越艱難，越查思路就越窄。我們必須換一個角度來看，」
「怎麼換？」
「從原來的吳偉業肯定是的角度換成吳偉業可能是的角度。」
「這區別有多大呢？」
「肯定是一種可能，可能就變成兩種可能。」
「文姐的意思，吳偉業可能不是兇手？」
「先前的推斷，實際上是建立在保安想當然的基礎之上的。如果吳偉業可能是從那間房裡跳下來的，那也可能不是從那間房裡跳出來的，"
「假如可能不是的話，不就一定有第三個人在現場了嗎？文姐是說兇手可能另有其人？」
「你想，假如保安的斷定，可能是，可能不是的話，那麼另外那些證明吳偉業在現場的證據不同樣也是可能是，可能不是了嗎？」
「難道那些證據都有可能是假的？」
「現在還不好說，這樣吧，晚上我們按吳偉業的時間再走一遍，怎麼樣？」
高明嘴上答應了，但心裡卻是疑惑重重。如果說保安的想當然可能是錯了的話，其他證據錯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高明沒有想到，轉了一圈兒回到辦公室，儘管已經凌晨一點多鐘了，但文靜卻越發顯得興奮，眼睛發亮，臉上發紅，高明弄不明白文靜到底發現了什麼。更讓他驚奇的是，文靜連身子都沒有坐下，就對高明說：「我敢肯定吳偉業不是兇手。」
高明預感到文靜會對現有的證據產生疑問，特別是走過兩遍之後，但怎麼也預感不到文靜會如此斷然地否定吳偉業的作案嫌疑。他極想知道文靜如此斷定的理由，尤其是這種突如其來的思維軌跡。於是問道：「難道先前的證據都是假的？」
「這不是真假的問題，而是可不可能的問題。」
「那一步是不可能的呢？」
「大致地說，吳偉業進入醫院的前幾關都是可能的，但就是進入耳鼻喉科可能性不大。假定說，吳偉業出於與劉應學同歸於盡的動機，事先做一些準備，就算是掌握了劉應學案發當晚一定會單獨住在病房裡，也找到了值班護士的空檔，但他還是進入不了現場。護士站對吳偉業而言，就象是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值班護士就是他進入病房的最大的障礙。」
「我怎麼越聽越糊塗呀？」高明不想掩飾自己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