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是在我們這些面如土色的人面前把槍晃來晃去，說道：「我並不想傷害任何人。」
這話聽起來倒不錯，可是誰敢相信呢？我數了一下雷管，一共十二支，我敢說，這足可以讓我們一眨眼工夫就毫無痛苦地死去。
這時，槍口又回到我的面前，「你，」他說道，「把他們綁起來。」
拉夫特已經受夠了。他向前移動一小步，說道：「喂，夥計，你到底要什麼？」
第三顆子彈又從他頭上射過，打進天花板里，這倒不會傷著人，但聲音很響，像大炮一樣。這時可以聽見門廳里戴維爾太太或其他女人的尖叫聲。拉夫特嚇得猛地蹲下，當他想站起來時，烏姆斯特德有力的臂肘抵住他的胸膛，又幫助他靠牆站好。
「閉嘴。」烏姆斯特德咬著牙說。
「不許叫我夥計。」那個人說。立刻，「夥計」這個稱呼誰也不敢再用了。
「那你讓我們怎麼稱呼呢？」我問道，我已感到我很可能成了這夥人質的頭兒。我說話時語調溫和，樣子十分順從，他聽起來十分受用。
「叫先生。」他說，當然，先生這個稱呼對於我們屋裡的幾個人來說都是再好不過了。
電話鈴響了。我當時立刻想到他可能會開槍把電話機打碎。不過他沒這麼干，而是要我把電話機拿給他，我把電話機擺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用左手拿起話筒，右手仍握著槍，槍口仍對著拉夫特。
如果我們九個人進行投票選舉誰該死，拉夫特肯定是第一個犧牲品。八對一。
「喂。」那位先生接起電話，聽了一會兒，然後就掛上了，他慢慢地退回到桌子一頭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拿著繩子。」他對我說。
他要我們八個人用繩子捆住手腕連在一起。我截短繩子打好結，我盡量不去看我這些同事的表情，因為我正在把他們與死亡聯結在一起。我感覺到手槍依然抵著我的後背。我做出狠狠地捆緊的樣子，而實際上盡量放得很松，拉夫特還低聲地咕噥著什麼，我真想給他一巴掌。烏姆斯特德手腕子可以活動，而且當我捆完他的時候，繩索幾乎都要脫落下來。馬拉穆德流著汗，呼吸也很急促。他的年紀最大，是唯一的股東，兩年前心臟病第一次發作。
我禁不住看了一眼巴利-納佐，他是我在律師界的唯一朋友。我們同歲，都是三十二，也是同一年加入這家公司的。他在普林斯頓大學讀過書，我是在耶魯大學學的法律。我們兩人的妻子都是普羅維登斯人。他的婚姻頗富成果——四年間生了三個孩子，而我與妻子則長期不睦，現在已面臨危機。
我們目光相遇，我們倆都想到了他的幾個孩子。這時我真感到沒有孩子的幸運。
有一輛警車駛了過來，那位先生指示我把五個窗子的百葉窗全都關起來，我慢吞吞地做著這件工作，掃視一下下面的停車場，看是否有人能看見我，以求獲救。只有一輛警車停在那裡，車燈亮著，裡面卻沒有一個人。警察已經進了大樓。
而我們就在這幢大樓里，九個白人青年和那位先生。
按最新的統計，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師事務中心共有幾百名律師為它工作，人員遍及全世界，而其中一半人集中在哥倫比亞特區，就集中在這位先生威脅之下的這幢大樓里。他要我打電話給「老闆」，並告訴他說他是有武器的，而且有十二管炸藥。我打電話給我們反托拉斯部門的負責人魯道夫，並轉達了這個口信。
「邁克，你還好嗎？」他問我，我們用的是那位先生的揚聲電話，音量開到最高的程度。
「很好，」我說，「請按他的要求來辦。」
「他有什麼要求呢？」
「我現在還不知道。」
那位先生把槍一揮，談話就中止了。
按照他用手槍的指點，我選定了一個站立的位置，挨著會議桌，離他有幾英尺遠。這位先生有一個十分令人難以忍受的習慣，他總是心不在焉地擺弄捆在腰間的導火線。
他低下頭看了看，用手輕輕拉了拉一根紅色導線，「這根紅導線，我只要一拉，你們一下子就全完了。」他說完這話時，隔著太陽鏡望著我。我這時感到不得不說話了。
「你為什麼要這麼干呢？」我問道，急於想和他進行對話。
「我並不想這麼干，可為什麼不這麼干呢？」
我被他的措辭所打動，節奏緩慢，有條不紊，每一個音節都有相同的分量，他現在是個流落街頭的人，但過去曾有過像樣的生活。
「你為什麼要殺死我們呢？」我問道。
「我不想和你爭辯什麼。」他鄭重其事地說。問題是問不下去了，真糟透了。
因為我是律師，時間對我們十分重要。我看了看錶。這樣如果萬一發生什麼情況好能準確記錄下來，當然首先是我們得能活下來。時間是一點二十分。那位先生要我們不許發出任何聲音，我們只好在令人心煩的寂靜中煎熬著，這段時間一共持續十四分鐘。
我不相信我們就會這樣地死去。看上去他沒有殺死我們的動機和理由。我可以確定我們中沒有人曾和他打過交道。我還記得我們在乘電梯上樓時，他沒有什麼確定的目標。他只是想要尋找人質，用當今的標準來衡量，這樣似乎是可以使殺人看起來更為合理。這真是不幸。
正是這類濫殺無辜的事才是報紙、電台頭條新聞的內容，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的播放，讓人們搖頭嘆息。接下來的就會是幾個律師死亡的新聞了。
我似乎已看到報上的大字標題，聽到播音員的聲音，但我還是不相信這樣的事真的會發生。
我聽到外面門廊里的說話聲，外面的警笛聲，還有警察的無線電對講機呱啦呱啦的響聲。
「你中午飯吃的是什麼？」那位先生問我，這一句話打破了屋裡的沉寂。問題問得太突然，想撒個謊都來不及，我沉吟片刻，回答說：「烤雞。」
「就你一個人？」
「不，我遇到了一個朋友。」他是我法學院的一個朋友，是菲利人。
「你倆一共花了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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