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了一下腦袋，說：「是啊，我們都因為死者家人不在本地、凶手下手凶殘不留活口，而忽略了死者家人的作案可能性。」
「相信自己。」師父看見我找到了頭緒，鼓勵我說，「自己再好好想一想。」
掛斷了電話，我一方面請林濤去現場複勘，一方面自己躺在賓館的床上，任憑腦中的碎片一片一片地拼接出案件原始的狀況。了解院內有隱藏很深的古井，了解床頭櫃裏有暗格，了解死者兒子給死者寄錢的時間規律，這其實通常只有家裏人才能掌握。之前就是因為看到慘不忍睹的現場而不敢聯想是死者親人所為，現在反過來看，死者在發案前特意去鎮上買了那麼多菜，甚至一餐吃不完還要儲藏在冰箱裏，不恰恰說明了他們最為心愛的親人要回來吃飯嗎？凶手開始想焚屍，繼而又改變主意，不恰恰說明了凶手不舍得毀掉以後可能屬於自己的財產嗎？凶手要刻意地拖延發案時間，爭取逃離的時間，不恰恰說明了凶手原本並不應該在本地嗎？凶手身強力壯，打擊死者的時候卻手下留情，不恰恰說明凶手不忍下狠手嗎？
這麼多線索慢慢地串聯到了一起，我猛地從床上跳了起來，駕駛著警車開往市公安局。
「去查他的親人，兒子、女兒、女婿和外孫。」我踏進專案組門後的第一句話就開門見山，「尤其是外孫。」
劉支隊愣了一下，說：「他們都不在本地，村民也沒有反映他們近期曾回來過啊？」
「甄家在村口，如果凶手晚上回來，晚上作案，晚上再逃離的話，村民確實不可能發現他回來過。」我說，「我現在有充分的依據推斷凶手很有可能是死者的直系親人。」
「有發現了！」我的話還沒有說完，林濤就闖進了專案組說，「不出所料，躺椅下發現一枚新鮮的灰塵指紋。」
「好！」劉支隊對林濤的發現更感興趣，發現了可能與案件有關的直接證據，就是給專案組打了一針強心劑。有了得力的現場證據，有了明確的新鮮的偵查方向，整個專案組仿佛又活躍起來。很快，10名偵查員分為3個組分赴死者親屬所在的三地開展工作，而我們每日就泡在現場裏，以求可以發現更多的線索和證據。
我們並沒有滯留幾天，工作組出發後的第二天，就傳回了喜訊。
甄家老夫婦的外孫陶梁，在省城一所大學讀大二。原本學習成績優秀的陶梁自從談戀愛以後，仿佛就變了一個人。可能是因為家境貧寒，他利用上課的時間外出打工，來支付和女朋友租住校外的房租。因為總是翹課，他的學習成績也一落千丈，這讓年級輔導員很是擔憂。案發前兩周，陶梁和自己的好友一起喝酒時曾稱他女朋友要鑽戒，一枚鑽戒至少幾千塊，他因為弄不到那麼多錢，擔心女友會因此提出分手而顯得十分沮喪。
案件關鍵的突破是，通過外圍偵查，偵查員發現陶梁的女朋友目前戴上了一枚閃亮的鑽戒。
「抓人吧。」劉支隊低聲說道，「第一時間取指紋。」
第二天一早，我在市局審訊室裏看到了滿臉淚痕的陶梁。在民警給他戴上手銬的一刹那，陶梁的精神就崩潰了，據說他又哭又喊地鬧了整整一個晚上，被帶回審訊室以後才慢慢地恢複了神志。據陶梁交代，他當天電話告知自己的外公外婆晚上回家小住，晚上回家吃完飯後，趁外公外婆睡著之際，先後殺死了他們，然後拋屍入古井，並於第二天清早乘車返回省城。殺人的原因，就是為了床頭櫃暗格裏的5000元錢。
大寶原以為自己來省廳參與偵破第一起案件後會非常有成就感，但是在我們返回省城的路上，他一直緘默不語。我和他一樣，心情異常地沉重。陶梁殺害了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的外婆，殺害了把他當成心頭肉的外公，只是為了區區5000元錢，為了一枚鑽戒，為了那所謂的「愛情」。
第十八案 狂亂之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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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CT片來看，對沖傷明顯。顱骨骨折線連貫為線形，貫穿枕部，這樣的損傷必須是和有一定接觸面積的鈍物接觸才能形成，而且應該是經過了減速作用。」我說，「顯而易見，是傷者說了假話，他的傷不是被打的，而是摔出來的。」
說完，會議桌周圍的幾名法醫都點頭認可。
「既然這樣，那就不宜參照人體輕重傷鑒定標准進行傷情鑒定。」胡科長說。
其實這並不是在屍檢，而是在進行傷情鑒定會診。
傷情鑒定是法醫的另一項重要工作，這項工作的難度一點兒也不亞於命案偵破。一方面傷情鑒定牽涉糾紛當事人雙方的利益之爭，所以無論做出什麼結論，總會有一方不服，會認為對自己不公，然後猜測說法醫有徇私舞弊的嫌疑。另一方面，因為很多損傷傷及內髒、骨骼，法醫不能像檢驗屍體那樣得到直觀的認識，而是要通過醫學知識、醫學影像學資料對活體的傷情進行診斷，並對照傷情鑒定標准進行鑒定。
省城的法醫實力很強，但是對於傷情鑒定也絲毫不敢怠慢，為了盡可能地保證鑒定結論的科學、客觀和公正，省城公安局法醫部門會利用地理優勢，定期邀請省公安廳、市檢察院的法醫共同對一些疑難的傷情鑒定進行會診，尤其是接近傷情鑒定標准線的傷情，通過集思廣益更能體現鑒定的透明和公正。同時，各部門的法醫也通過這種類型的會診工作，提升自己的業務素質、統一對傷情鑒定標准的理解度。
這一段時間，省城的傷情鑒定數量突然減少，疑難案件數也大大降低，所以這一次的會診工作只有這麼一起案件。
案件很簡單，是兩個人發生糾紛，沒有其他的目擊證人。傷者報案的時候稱是行為人用磚頭砸傷了他的後腦勺，而行為人稱是傷者追逐他進行毆打的時候自己滑倒摔了個四仰八叉。於是辦案單位向市公安局提供了傷者的病曆材料，要求法醫解決致傷方式的問題。法醫簡單的一紙鑒定，卻可以分辨出這個案件中誰才是真正的「惡人」。聽上去很神奇，但是法醫的肩上擔負著千斤重擔。「不能放過一個壞人，也不能冤枉一個好人。」這是師父對傷情鑒定的解讀。
會診結束後，我和胡科長在辦公室裏拉家常。胡科長是我工作前實習的帶教老師，如今一晃數年，他的鬢角也染上了白霜。
「最近案件好少啊，都有點兒閑得發慌了。」胡科長笑著說。
「我翻了你們的登記表，這一個月來，你們收了60起傷情鑒定，還閑得發慌？」我說。
「我們每年受理傷情鑒定都是1000多起，這個月才收60起，你算算是不是閑了很多？」胡科長掰起了指頭，「不過，咱省城有個規律，一旦傷情鑒定少了，就是要有難度大的命案了。不過最近好像還算平靜。」
不是我迷信，但是幹法醫的確實忌諱這樣的話，雖然我也被稱為「烏鴉嘴」，但是烏鴉嘴的法醫絕對不止我一個。聽完胡科長的話後，我突然後背冒了一身冷汗，冷汗還沒消去，胡科長辦公室的電話就應景地響了起來。
胡科長接著電話，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從驚訝到凝重。掛了電話，他說：「真邪門兒，我這破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