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應該怎麼做呢？」
「只有一件事要做。而且一定要刻不容緩立即就辦。您必須把給我們看過的這張紙放進您說過的那個黃銅匣子里去。
還要放進一張便條，說明所有其它文件都已被您的伯父燒掉了，這是僅剩的一張。您一定要用使他們能夠確信無疑的措詞。做完這一切以後，您必須馬上就把黃銅匣子按信封上所說的放在日晷儀上。您明白了嗎？」
「完全明白了。」
「現在不要想報仇之類的事。我認為我們可以通過法律來達到那目的。既然他們已經布下了羅網，我們也應該採取相應措施。現在首先要考慮的是消除威脅您的迫在眉睫的危險；其次才是揭穿秘密，懲處罪惡的集團。」
「謝謝您，"那年輕人說著站起身來，穿上雨衣，「您給了我新的生命和希望。我一定遵照您的指點去做。」
「您必須分秒必爭。與此同時，您首先必須照顧好您自己，因為我認為，毫無疑問有一種非常現實和氣近的危險正在威脅著您。您怎樣回去呢？」
「從滑鐵盧車站乘火車回去。」
「現在還不到九點鐘。街上人還很多，所以我相信您也許能平安無事。不過，您無論怎樣嚴加小心都不會過分。」
「我有武器在身。」
「那就好。明天我就開始辦您這案子。」
「那末，我就在霍爾舍姆等著您？」
「不，您這案件的奧秘在倫敦。我將在倫敦尋找線索。」
「那末我過一天，或者兩天，再來看您，告訴您關於那銅匣子和文件的消息。我將遵照您的指點逐一去辦。"他和我們握手告別。門外狂風依舊呼嘯不已。大雨瓢潑，簌簌不停地敲打著窗戶。這個離破、兇險的故事似乎是隨著狂風暴雨而來到我們這裡的——它彷彿是強風中掉落在我們身上的一片落葉——現在又被暴風雨捲走了。
福爾摩斯默默地坐了一會兒，頭向前傾，目光凝注在壁爐的紅彤彤的火焰上。隨後他點燃了煙斗，背靠坐椅，望著藍色煙圈一個跟著一個地裊裊升向天花板。
「華生，我想我們經歷的所有案件中沒有一件比這個更為稀破古怪的了。"他終於做出了一個判斷。
「除了'四簽名'案外，也許是這樣。」
「嗯，對了。除此之外，也許是這樣。可是在我看來，這個約翰-奧彭肖似乎是正在面臨著比舒爾托更大的危險。」
「但是，你對這是什麼樣的危險是否有了任何明確的看法？"我問道。
「它們的性質是沒有疑問的了，"他回答說。
「那末，它們是怎麼回事？誰是這個ＫＫＫ．．．？為什麼他要一直糾纏著這個不幸的家庭呢？」
歇洛克-福爾摩斯閉上了眼睛，兩肘靠在椅子的扶手上，指尖合攏在一起，說道，「對於一個理想的推理家來說，一旦有人向他指明一個事實的一個方面以後，他就能從這一個方面不僅推斷出導致這個事實的各個方面，而且能夠推斷出由此將會產生的一切後果。正如居維葉，經過深思默想就能根據①一塊骨頭準確地描繪出一頭完整的動物一樣。一個觀察家，既已徹底了解一系列事件中的一環，就應能正確地說明前前後後的所有其它的環節。我們還沒有掌握唯有理性才能獲得的結果。問題只有通過研究才能獲得解決，企圖憑藉直覺解決問題的人是會失敗的。不過，要使這種藝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推理家就必須善於利用他已經掌握的所有事實，這是你不難理解的，其本身就意味著要掌握一切知識。而要做到這一點，即使在有了免費教育和百科全書的今天，多少也還是一種難得的成就。一個人要掌握對他工作可能有用的全部知識，倒也未必是絕對不可能的。我本身就一直在作此努力。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在我們結交之初，你曾有一次十分精確地指出了我的局限性。」
「對，"我回答道，不禁笑了。"那是一張怪有趣的記錄表。
我記得：哲學、天文學、政治學，打了零分；植物學，說不準；地質學，就倫敦五十英里以內任何地區的泥跡而言，算得造詣很深；化學，很獨特；解剖學，沒有系統；關於驚險文學和罪行記錄是無與倫比的；是小提琴音樂家、拳擊手、劍術運動員、律師；是服用可卡因和吸煙的自我毒害者。我想，那些都是我分析的要點。」
①ＧｅｏｒｇｅｓＣｕｖｉｅｒ，１７６９-１８３２，法國動物、古生物學家——譯者注
福爾摩斯聽到最後一項，嘻嘻地笑了。"嗯，"他說，「就象我過去說的一樣，我現在還是要說：一個人應當給他自己頭腦的小小閣樓里裝滿他可能需要使用的一切。其餘的東西可以放到他的藏書室里去，需要的時候，隨時取用即可。現在，為了今晚我們接受的這樣一樁案件，我們肯定需要把我們所有的資料都集中起來。勞駕把你身邊書架上的美國百科全書里Ｋ字部的那一冊遞給我。謝謝你！讓我們考慮一下形勢，看看從中可能作出什麼樣的推論。首先，我們可以從一個有充分根據的假定開始——奧彭肖上校是由於某種有力的原因而離開美國的。到了他那樣年紀的人是不會改變他全部的習慣的，他也不會心甘情願地放棄佛羅里達的宜人的氣候而回到英國來過鄉鎮的寂寥生活的。他對英國的孤獨生活那樣極為罕見的喜愛暗示著他心中懼怕某人、某事，因此我們不妨作出一個可用的假設，認為他是出於對某人、某事的恐懼被迫離開美國的。
至於他所怕的是什麼，我們只能其他和他的幾個繼承人所接到的那幾次可怕的信件來推斷。你注意到那幾封信的郵戳了沒有？」
「第一封是從本地治里寄出的，第二封是敦提，第三封是倫敦。」
「從倫敦東區寄出。你據此能推斷出什麼來呢？」
「那些地方都是海港。寫信的人是在船上。」
「好極了，我們有了一條線索了。毫無疑問，很可能——極其可能——寫信的人當時一定是在一條船上。現在我們再考慮第二點。就本地治里來說，從收到恐嚇信起到出事時止，前後經過七個星期。至於敦提，僅僅經過大約三、四天。這說明什麼問題呢？」
「前者路程較遠。」
「可是信件也要經過較遠的路程呀？」
「那我就不懂了。」
「至少可以這樣假設：那個人或那一伙人乘坐的是一條帆船。看來好象他們破特的警告或信號總是在他們出發肇事以前發出的。你瞧，信號從敦提來后，緊接著事情就發生了，你說有多快。如果他們是從本地治里乘輪船來的，那他們會同那信同時到達。但是，事實上，過了七個星期才出事。我想那七個星期代表的是信件是由郵輪運來的，而寫信的人是乘帆船來的這一時差。」
「大有可能。」
「不僅可能，而且大概就是這樣。現在可以看出這樁新案子的極端緊迫性和為什麼我極力告誡小奧彭肖要提高警惕。
災禍總是在發信人旅程終了之後來臨的。可是這一回是從倫敦來的，所以我們就刻不容緩了。」
「天哪！"我叫起來了。「這意味著什麼？這種無情的迫害！」
「奧彭肖所帶的那個文件顯然對於帆船里的一個人或一伙人有著生死攸關的重要性。我想情況很清楚，他們一定不止一個人。單獨一人不可能接連使得兩人死於非命，而所用的手段則竟然瞞過了驗屍陪審團。這裡面必然有同夥數人，他們還一定是有勇有謀的人。他們非要把文件弄到手不可，不管是藏在誰那裡。因此，你可以看出，．．．已不再是一個人的名ＫＫＫ字縮寫，而是一個團體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