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在內。
他所需要的當然是宗主國給他的支援。在這裡或者在那裡，不論在什麼地方打
仗，毫無疑問都是法國領土的一個角落。阿爾及利亞就是法國的一部分，那裡居住
著300萬法國人。人們為阿爾及利亞打仗，就像為諾曼底、布列塔尼、或者阿爾卑
斯打仗一樣。在他升為陸軍中校時，他就轉移到城市去戰鬥，起初在波尼，後來到
君士坦丁。
在布萊德他是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士兵作戰，他們雖說不是正規軍，
但總還是戰鬥人員。他對他們的仇恨，同他對城裡那種偷偷摸摸的邪惡戰爭的仇恨
相比，簡直算不了什麼。在後一種戰爭里，清潔工人把塑料炸彈放在法國人常去光
顧的咖啡館、超級市場和遊藝場里。他為了把那些在法國公民中間置放炸彈的壞分
子清除出君土坦丁而採取的殘酷措施，使他在卡斯巴城得到了「屠夫」的綽號。
為了最終消滅民族解放陣線及其軍隊，惟一需要的就是從巴黎得到更多的幫助。
羅丹和大多數狂熱分子一樣，可以單憑信念而不顧觀點、戰爭費用的日益增長；在
一場愈來愈沒有勝利希望的戰爭重負下，法國的經濟搖搖欲墜；義務兵的士氣逐日
下降等等，對他來說，都成了小事一樁。
1958年6月，戴高樂重新執政，出任法國總理。他乾淨利落地搞掉了腐敗的搖
搖欲墜的第四共和國，建立了第五共和國。由於他使用了「法國的阿爾及利亞」這
個詞，並由將軍們傳達下去，這才使他得以回到總統府，然後又於1959年四月進入
愛麗舍宮。當羅丹聽到戴高樂說出那個詞時，他回到屋裡興奮得哭了。當戴高樂訪
問阿爾及利亞時，對於羅丹來說，就好像上帝降臨人間。羅丹認為戴高樂肯定正在
制定新的政策，共產黨人將被撤職，讓·保羅·薩特必然會以叛國罪被槍決，工會
必須服從指揮，而法國不久終將全力保護她在阿爾及利亞的親骨肉，支持正在保衛
法國文化邊疆的軍隊的。
羅丹對這一切就像他對太陽會從東方出來一樣有把握。當戴高樂以他自己的辦
法著手恢復法國時，羅丹以為一定是哪裡出了毛病了。總得允許老頭兒有一定的時
間啊。當法國內閣與本·貝拉和民族解放陣線開始初步談判的傳聞不脛而走時，羅
丹覺得不能相信。他雖然同情大個子喬·奧梯茲於1960年領導移民發動的那場叛亂，
但是他仍然認為未對當地農民進行徹底的掃蕩僅僅是戴高樂的權宜之計。他確信老
頭兒是一點也不糊塗的。他不是曾經喊過「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嗎？
當最後毫無疑問地證明戴高樂復興法國的版圖並不包括阿爾及利亞時，羅丹的
理想就像一個瓷瓶被火車撞得粉碎一樣破滅了。忠誠和希望，信仰和自信，全成了
泡影。留下的只有仇恨。他恨這個制度，恨這些政治家，恨知識分子，恨阿爾及利
亞人，恨工會委員會，恨新聞工作者，恨外國人，而最最主要的就是恨那個人——
戴高樂。1961年4月，除掉一些軟耳朵的膽小鬼們拒絕參加外，羅丹帶領全團舉行
了一次軍事政變。
嘩變失敗了。戴高樂只是略施小計，就把嘩變在娘胎里扼殺了。在最終宣布開
始同民族解放陣線進行談判的前幾周，給部隊發了成千上萬台簡易半導體收音機，
這件事絲毫沒有引起軍官們的注意。他們把收音機看成是給予部隊的無害安撫，許
多軍官和高級軍士們甚至還贊成這種做法。苦於炎熱、蒼蠅和無聊生活的士兵們，
聽聽法國的流行音樂倒是一種愜意的消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