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叔把手伸進籃子里，掏出糖塊似的東西遞到我面前，好像要請我嘗嘗。我說了句「NO，THANKYOU。」搖頭謝絕了。從他和乘客們的交談當中，我判斷這位大叔應該是一個在公交車上兜售廉價點心的小販，干這種買賣大概需要會幾句英語吧。
巴士搖搖晃晃地在山路上行駛著。鄰座的雪子又在嘟嘟囔囔地說：「我們這回可真是倒了大霉啊！」而我只是垂頭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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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我被公司派往加拿大多倫多工作。我和妻子雪子聽到這個調令之後欣喜萬分，立馬便在多倫多的北約克地區租了房子。
我們想赴海外工作的頭一個理由是不願在狹小擁擠的日本呆上一輩子。另外則是想去看看國外的珍禽。我從小就喜歡野生鳥類，甚至可以很自負地說，我幾乎已經看遍了日本的鳥類。即使是山原秧雞這樣的稀有品種，我也曾有機會進行近距離的觀察。因此我早已立志要好好看看國外的鳥類，好讓自己耳目一新，增長見識。其中，加拿大更是我夢想中的國度，那裡是大自然的寶庫，珍禽異獸不計其數，就像一本自然百科大辭典那般豐富多姿。
話雖如此，剛到那裡工作時，我根本就沒有觀鳥的閒情逸緻。說不好英語，和下屬難以溝通，大小錯誤連接不斷。和客戶談判也常出紕漏，往往電話那頭的客戶已經有了怒氣，我卻渾然不覺，回話照舊含混不清，惹得對方更為惱火，最後導致談判陷入僵局，搞得顏面盡失。那以後的好長一段時間裡，我一聽到電話鈴聲就哆嗦。總而言之，我那時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語言障礙。
雖然我痛下決心努力學習，但也足足花了一年時間才能自如地與人交談，兩年之後方能在工作方面應付自如。對方說個笑話，我也知道其可笑之處了。可煩心事還是不少。比如，我始終也搞不清楚秘書格蕾絲成天在想些什麼，總是一個人獃獃地出神，回答我的問話時也是愛理不理的，好像大腦缺根筋似的。不過她倒也沒出過什麼大的差錯。
「那是她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不能隨便打亂，否則說不定會引起什麼大麻煩哦。」一位熟悉格蕾絲的女同事這麼對我說，我也就只好由著她去了。
除了格蕾絲以外，住在隔壁的塔尼亞巴先生也讓我頗為撓頭。自從他兒子經營的小雜貨店被其他中國商人的生意擠垮以後，他就恨上了東亞人。不管我跟他解釋多少遍日本人和中國人是不同的，這固執的老人就是不聽。他還對日本的經濟狀況了如指掌，一旦我家的草坪長得稍微越了界，他就要找上門來抱怨一通：「你們有賺錢的時間，難道就沒有打理草坪的時間嗎？這一帶除了你們家，還有誰家的草坪像野貓脊背一樣亂糟糟的？」
即便有種種困難，我們也終於漸漸適應了海外的生活。這邊的公司經常休假，我們就在加拿大的各地旅遊，尋找野生鳥類，有時也到歐洲去玩。
五年過去了，總公司發來傳真，讓我做好歸國的準備。我們心中沮喪，卻又無可奈何，便商量著在回國之前最後找個地方好好玩玩。
我對被稱作自然王國的小國哥斯大黎加心儀已久，便提議去那裡旅遊。那兒有喙似香蕉的巨嘴鳥，還有一種蜂鳥，翅膀窄小，飛行起來卻異常迅捷，我非得親眼見見不可。
「那裡的治安情況怎麼樣？」雪子問道。我拍了拍胸脯。
「這一點你不必擔心，好像非常安全呢。」
「好吧，那我們就到哥斯大黎加去吧。」
就這樣，我們回國之前的最後一次旅行，就選擇了這個位於中南美的小國。我興高采烈地做著行前準備，和雪子一起去注射了小兒麻痹症、破傷風和黃熱病的預防針，還喝了防止大腸桿菌和瘧疾的沖劑。雖然手續繁多，但我只要一想到巨嘴鳥和蜂鳥便心平氣和了。
昨天，我們乘了五個半小時飛機，從多倫多飛到聖何塞，在賓館里過了一夜。今晨便來到旅客服務中心拿了一份周邊地圖，確認了國家森林公園的位置，並請賓館幫忙租了一輛轎車。之後便意氣風發地出發了。那個時候，我們根本就沒想到，僅僅在一小時之後，就會落到路遇強盜，身無分文，被迫乘坐一輛破巴士的倒霉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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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士上搖晃了一個多小時。我卻怎麼也不覺得車子正在朝聖何塞的方向行駛。又過了一陣子，巴士在一個小鎮的空地上停了下來，司機打手勢讓乘客們下車。我們下了車，只見空地還停著一輛同樣的巴士。
「我說，這是哪裡啊？」雪子問。
「我只知道這裡肯定不是聖何塞。」我說。
那個賣點心的大叔指著另一輛巴士對我們說：「聖何塞，聖何塞。」好像是讓我們乘上去。
「唉。」我嘆了口氣。「這裡好像是和聖何塞相反的一個終點站呢。」
「啊？那就是又要乘上巴士，從原路返回了？」
「好像是這樣吶。」
「嗚嗚——」雪子又擺出一副要大哭一場的架勢。
其他乘客們紛紛圍攏過來，大叔向他們解釋了我倆的遭遇，雖然我聽不懂他是怎麼說的，但大伙兒都朝我們投來極為同情的目光。
一位老人不知道從哪裡找來兩個可樂瓶，在附近的下水道里弄了點水，遞到我們跟前，嘴裡還說著「水，水。」好像是讓我們喝下去。
接過瓶子，我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唾沫。瓶中的水呈紅褐色，很是渾濁，片刻之間，瓶底上就沉澱了一些黑乎乎的東西。當地人大概還不要緊，外來者一喝下去估計就得拉肚子了。
「做出喝的樣子就行了。」我用日語對雪子說，把瓶口湊到嘴邊。老人好像因為對可憐的亞洲人做了一件大好事，很是得意，挺起胸膛重重地點點頭。
巴士總算髮車了。我打手勢問司機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因為我認為他肯定知道準確的時刻。但問了半天也只得到一個「大約四點半左右」的模糊答案。
又隨著破巴士顛簸了一個半小時之後，我們終於回到了聖何塞。我想找一輛計程車回旅館，卻沒有一輛車從面前駛過。天漸漸黑了，路上的行人變得稀少，沿街賣小吃的店鋪也紛紛打樣了。這下可遭了，我心中漸感不安，身後卻突然傳來一聲招呼。回身看去，只見一輛警車正停在那裡。
一名警察從車窗里探出頭，用西班牙語對我們說著什麼，好像是問我們遇上了什麼麻煩。
這回總算運氣不錯，我心想，趕緊將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了一遍。警察聽完以後，打手勢讓我們坐在警車的後座上。
「這下終於得救了。」我和雪子對望了一眼，安心地喘了口氣。
我還以為警察會把我們直接帶回警局呢，沒想到他開著警車在鎮上不停地兜圈子，還不時停在路邊，向行人說著什麼。
「請問出什麼事了？」我小心翼翼地與他搭話，卻沒有得到回答。
就這樣過了一個多小時，警察又停下車來，同一位白人女性說著什麼。那位女性身著緊身夾克衫，年約四十歲上下。她和警察交談了幾句以後，便上車來坐到我們身邊，隨後朝我們微微一笑，用英語問道：「兩位這是遇上什麼麻煩事了？」我聽到久違的英語，心下只感到萬分親切。
聽了我們的講述，她說道：「那可真是不幸啊。」隨後又用西班牙語向警察進行了一番陳述。警察應了一句，便發動了警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