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一下吧，」他說道，「我還有些問題想和您談。」他遲疑了一會兒，急切地看了她一眼，這一眼增加了他的勇氣，「您坦率地告訴我，您怎樣看待我的這篇學術報告？如果現在不好說，那就另找時間。」
女助教既沒有考慮，也沒有急於回答。她早就等著這個問題，她早已胸有成竹。
「我曾考慮過，我的結論是，您的理論是唯一正確的。無疑，這一理論在法醫學中是能站住腳的。」
鮑里涅維奇自己也這樣看，但他想聽聽更明確的意見。
「您說說這一理論的優越性在哪裡？」
她沒有遲疑，好象是在重複早已想好的詞句，輕鬆而涉及廣泛地答道：
「我們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受著國際統計學的影響。歐美關於自殺的準確統計數字，其中附有自殺者的性別、年齡、宗教、民族、職業和出身，自殺發生的季節、城市和鄉村，以及準確的自殺原因和數字的來源。這在一定程度上把這些學者搞糊塗了。請問，為什麼自殺者有老人和年輕人，女人和男人，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市民和農民呢？這容易解釋清楚嗎？即使能勉強解釋，但也沒什麼公式能闡明無休止的用各種方法自殺的原因。再說自殺者死後的證據又值幾何？自殺者可能想以自己的死來報復不忠城的朋友，實際上他是被精神上的疾病所毀滅。一個被揭露的罪犯可能想以自己的死對把自己推上犯罪道路的放蕩的妻子進行復仇，實際上這不是復仇，而是對恐懼的懲罰——悲劇式結束生命的根源。成千上萬的人中途結束生命，多少直接和間接的原因，能一一解釋明白嗎？人們在問我們，這些不幸者都是什麼人，是英雄，還是懦夫？誰能想到，不願意充當精力衰竭的見證人的八十歲高齡的彼捷科費爾①（①彼捷科費爾（1818-1901年），德國著名衛生學家，晚年自殺身亡。）是懦夫嗎？而一個年輕人為了一個長得不錯的姑娘而自殺是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啊！他們不是懦夫，也不是什麼英雄，而是高級中樞神經系統的搏鬥中無能的可悲的犧牲品。」
「您講得真好。」鮑里涅維奇插話道，「您別說……我應當告訴您，季娜伊達，我決定不宣讀這篇學術報告了。明天我就在學術委員會上通知大家。」
「為什麼？」她已知道他會怎樣回答，但還是問道。
「您猜不出來嗎？」他問道。
女助教猜到了，也想了，但怕流量出自己的喜悅，仍然保持著莫明其妙的神態。
「我下次再給您解釋。」他說道。
現在當鮑里涅維奇已察覺痛苦和擔憂時，她就可以繼續說：
「這一個月來我反覆想過多次。用您的理論我對一些統計學上的問題找出了答案。現在我弄懂了為什麼夏天和春天要比其它季節會發生更多的自殺，為什麼在城裡，特別是象柏林、倫敦和巴黎這樣環境的大城市自殺數字這麼大。」
鮑里涅維奇警覺起來，他正是在這些問題上論據不足。難道她能解釋，為什麼基督教居民要比天主教居民更加脆弱？這問題當然不在宗教，那麼又在於什麼呢？
「春天和夏天是愛情和失戀感情尖銳時期。年輕人和年輕的動物一樣都受到大自然興奮力的影響。這樣三月到十一月是很容易受到影響的時期。城市好象是人體穩定的試金石。在城市裡生命經受的考驗要比在鄉村更多種多樣和更加有毀滅性。」她好象猜到了他的想法，接著說道，「關於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的脆弱性相比的神話是統計學家的故弄玄虛。在同一個德國，基督教的薩克森忍受著巨大的苦難和犧牲，而毗鄰的天主教堡壘巴伐利亞則是全世界幸福生活的模範。生活穩定的德國人住在農莊和鄉村，而擠在人口稠密的城市裡就不如住在鄉下幸福。您的理論的優越之處在於，」她準備結束自己的話，「人類生活能力的尺度不是哲學家和評論家們模稜兩可的觀點，不是數學家們的一連串無聊的數字，而是人在為自己生存而鬥爭的考驗中作為嘉獎而獲得的習慣能力和免疫力。」
她不說了，但一會兒又想起了什麼，連忙補充道：
「自殺的根源不存在於遺傳學艱深、晦澀的理論中，而在於人在社會中扮演的豐富而複雜的角色，在於我們對生活的態度，在於我們對活著的目的和使命的認識。」
鮑里涅維奇仔細地聽他講完，推開棋盤，閉上眼睛，緊張地、一動不動地坐了半天。
「謝謝，季娜伊達，您真使我高興。」他感動地說道，「我再一次深感佩服，理論在您的講述中獲得了勝利，您邏輯性強，我只能羨慕您。」
「問題不在於邏輯，」她不同意道，「我不過只鑽研了一個月。我還有不少別的很有趣的想法。」
「您要很好地珍惜，這對您是有用的。」鮑里涅維奇感到滿意，溫和地說道，「我把資料給您，您來寫博士論文吧。我除了您，沒有給任何人看過。我確信我是把自己勞動成果交給了一個可靠的人。」
她意味深長微微一笑，順手從棋盤上拿起「王」的棋子，掂了掂，不情願地又放回原處。『
她本來可以對這一富有表現力的動作補上幾句這樣的話：「我早就想到，不論是資料，還是學術報告對您都不需要，這倒會幫我寫出博士論文來。您的嚴格處世之道是不允許您和我合作的。至於我，只要您承認在您的學術報告中有我的不小的功勞就行了。您這樣一位信守原則和道德準則的人是應該作出唯一的抉擇——把資料交給我。」
「您要把自己的勞動果實交給我，我要拒絕，」她以打算拒絕的口吻說道，「我從來沒有利用別人為自己撈取名聲和好處的習慣。」
「我也沒有這種習慣。」他完全嚴肅地說道，「您對拙作給了很大幫助，使得我無法再宣讀這篇報告了。」
「好吧。」她讓步了，「但是我有個條件，有答辯時您要擔任我的辯論人。」
他答應了。
季娜伊達最初並不喜歡鮑里涅維奇。他臉色蒼白，性格孤僻，好象有股力量禁錮著他。她感到他好象總是在生氣，令人生畏。他的一切都很有分寸——講話簡練，聲音不高，動作從容，面部表情不多。但總是擔憂著什麼，沉思著什麼，好象時刻在考慮問題，有些想法慢慢地思考成熟。他好象總是把自己的希望緊緊鎖住，似乎什麼也無法使他激動，無法對他獻殷勤，更無法愛上他。只有當他說話時，他那一雙敏銳的眼睛才放射出意外的光芒。平時他那一雙冷漠和心不在焉、微微浮腫的眼睛引起人們的不安，儘管在這種目光中沒有任何令人警覺和嚴厲的表情。從外表上露不出任何使人感興趣的地方，而他的才幹卻使人驚奇和讚歎。他能發現和記住一切，不僅理解含義，而且能作出正確的結論。出於責任心他從不對人們的弱點寬容。對前不久還重視的人，很容易不再理他。
「我的很多精力，」有一次他肯定了她對他的疑慮，「都用在努力不使我的感情從自己的手中滑了出來。我一生氣就控制不住自己……我有分寸的講話就是控制自己脾氣的龍頭……我說話慢為的是在激動時不至於結巴。」
這些坦率的話引起了她的不安，她告訴自己與他打交道要謹慎從事。
她也不喜歡他的哲學和對義務、榮譽，對為祖國和人類服務的觀念。他真誠地相信這些抽象的觀念能使人得到幸福和精神上的安慰。而她的觀念和生活的信條是這個世界，與自己無關。人們不是講道德，而是在殘酷地爭鬥，騎在馬上為獲得特權而廝殺，同時以馬蹄踐踏著對手。不管有多少條通向生活之路，它們都是通向為爭地位，爭統治別人的權力而廝殺的道路。她本人的爭鬥尚未結束，一旦取得勝利就能過舒適的生活，有時力不從心，那就只能把自己與人隔絕，強忍著等待時機。
鮑里涅維奇為先進的社會理想和科學思想的勝利感到歡欣鼓舞，勝利的目的對他是親切和明確的。教研室也需要這樣的勝利，這樣就能長治久安，可能有少數不學無術的人是在教研室這棵大樹下乘涼。幾十年啃著一些似是而非的邪說，奴性十足地翻來複去重複著先人的觀點。女助教看透了教科書和一些名流的論文，世界上什麼事情都有，誰敢大聲疾呼反對這些胡說八道？醫學界有那麼一個半瓶醋的人，他還是一個蹩腳的副教授、口齒不流利的蠢貨，抓住一點可疑的想法就大做文章，吹噓說想出了一貼能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還把自己的名字與這一怪誕的處方連在一起，就這樣出現了一位新的學者。據說要準備提拔為教研室主任。讓這種發明得不到通過吧。人們要抗議，作為科學堡壘的教研室是不能交給這種人的。
另外一個競爭對手是一位平平常常的外科醫生，他突然開始經常出席各種會議表現自己，還煞有介事地大談人所共知的課題。報紙上出現了他的名字，在一些學術會議和學會年會上大出風頭。眼看就要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了，用自己的著作撈取高級學位。儘管這樣，教研室的大門不會對他開放，教研室不能交給他。
季娜伊達在鬥爭經歷中悟出這樣一個真理：在鬥爭結束以前她不需要丈夫、家庭。男人的一切，無論是勇敢，還是力量，以及剛毅的性格都無法滿足她。就讓那些漂亮的姑娘們趕快出嫁好了，她們需要的是舒適安靜的家庭歡樂。
與鮑里涅維奇的友誼使她感到疲倦。他的一套邏輯就很難對付，對他施加影響就更難。這一切即將結束。她為意識到這一點而感到欣慰。朝思暮想的論文已有了底，這是登上早已渴望的教研室領導寶座的最後一步了。
鮑里涅維奇始終沒有談起自己的愛情。萌發這一感情的最初特徵是突然開始想到這個問題。無論在家裡、在街上，還是在緊張工作的時候，有時他的兩眼忽然獃滯起來，腦袋歪斜著，臉上泛起微笑。只有在下棋時季娜伊達才敢打破他的沉思，提醒對手注意力要集中，胡思亂想分散精力在棋局剛開始是不明智的。打獵時他為自己笨手笨腳也感到奇怪。他平時打獵命中率很高，是一位優秀射手，現在變得手不聽使喚了。每當開一槍毫無所獲時，他只好聳聳肩歉意地笑笑……。
一下子無法表白。好幾次都無法解釋這類現象。有一次鮑里涅維奇問她道：
「季娜伊達，您為什麼還不結婚？」
「沒有人可嫁。」她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