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導師、繆斯和惡魔第導師、繆斯和惡魔

美國曆史學家西奧多‧德雷珀是個標新立異的英雄。 我和他精誠合作。 我通過電話和法國一家鮮為人知的檔案館聯系，做了點偵探工作。 為此，腳注上出現了我的名字，我得到了這個榮譽（在該研究領域的一位競爭對手出去吃午飯時，我說服一位檔案保管員給我讀了他作品的一個部分），埃辛和我還應邀到普林斯頓去和他及他妻子一起吃午餐，這是一次令人難忘的經曆。 
漸漸地，我終於看到了我過去從未想象過的世界：鮑伯與時裝設計師和娛樂圈名流參加的富有魅力的《第六頁》雜志的重大聚會；與亨利‧基辛格和費利克斯‧羅哈廷在國外關系事務委員會和世紀俱樂部一起吃飯的情景；他和他的正式女朋友經常去參加的歐洲拜羅伊特巡遊和倫敦社交季節；他保持這麼多聯系的華盛頓；最後但也是很重要的，由《紐約書評》的創辦人和編輯獨占鼇頭的錯綜複雜的紐約出版界。 
求你了。 別寫作。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把一種幻想換成了另一種幻想。 我曾經嘗試過要看到自己成為學術界人士，但沒有成功。 現在我正在做應急實驗，要看到自己成為一個編輯，一個表達能力強、穿著考究、有著急於成#小說 功的迫切心情的年輕人，正在出版界的梯子上往上爬，收集一批作者，學習這一行業。 夜複一夜，夜複一夜地，我把鮑伯一絲不苟的文字打成幹淨的底稿。 他為什麼這麼討厭斜體字？「眼下」和「當前」有什麼區別？這個句子中到底是什麼東西讓他把詞典扔到地上？他是像評論家聲稱的在減弱語言的力量，還是像世界各地的粉絲們說的在帶來真相？一期又一期，《紐約書評》署名文章中的那些技巧對我來說開始變得更清楚明白了——雖然我還不知道這一點，但我自己的技巧就此隨之而來。 
請別。 寫吧。 我領悟了鮑伯令人震驚的編輯話語，更領悟了作家們起起落落的樣式：晚會上聽到的名字，朋友的推薦，提前知道一本新書，為了推介新作家和保持老作家的地位，如何排名和把握時機這些訣竅，和市場達成妥協，理想主義的行為，不可能招人喜歡的評價那難以和解的特點。 在《紐約書評》看著書和作家的命運，就是經曆巴爾紮克式的幻想破滅。 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就是這麼回事。 鮑伯桌子上（剛開始工作時，我發現了20世紀60年代的還未回複的信件）散放著的和他密切關注的文件裏，我發現了數不勝數的關於抱負和失落、驕傲自大和啟發靈感的故事，每個都稱得上是《人間喜劇》。 數不勝數？每年，我們的信件都能裝滿五六個大文件櫃，然後被拖到檔案室裏存放。 有一天，它們將構成一個幸運學者一輩子的工作。 
請別寫作（7）
當今出色的作家，總能升到和桑塔格在她的信裏稱之為「鮑伯，親愛的」編輯合作的高度，而他們跌落的深度也是沒有底的。 （有一次，我問鮑伯，為了報複約翰‧厄普代克令人討厭地把信的收件人寫成鮑伯‧西爾伯斯，我的回信是不是可以寫成約翰‧厄伯代克。 可他不讓我那麼寫。 ）我們學會了同樣泰然自若地看著懇求者順從地提交給我們編輯的東西，以及傲慢者自殺式的拒絕，兩者同樣都沒有意義。 他為什麼不發我的文章？有一次，一個被拒絕的作家在電話上問，聲音裏全是苦惱。 坐在第八大道上面的辦公室裏，我試圖弄清楚決定文章是否在雜志上發表時對影響和趣味的仔細斟酌，文章的中心、雜志的聲譽、作者的忠誠度、商業需要、郵寄費、廣告、字數，還有那不容商量的書貼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說，印刷機上印刷的任何東西，其頁碼只能以四、八，或者十六倍這樣的固定數量增加或者減少，這是個不可改變的事實。 
在鮑伯的文件夾裏，能讀到史詩般的戰爭，還有令人震驚的失望、令人快樂的成功和陡然失去的體面。 鮑伯的職業和經曆幾乎涵蓋了世界上所有戰後的文學圈，從多克‧休姆斯和《巴黎評論》「巴黎」專欄的喬治‧普林頓到紐約當代任何盛行的圈子。 一次，一個落魄作家用雅典一家便宜賓館的信箋寫了要錢的訴求，提醒鮑伯50年代的一次見面，是在與阿爾弗雷德‧切斯特一起參加的一個晚會上見的面。 從手寫的信來看，我感覺到鮑伯文學生活之廣度。 
可是，我還感覺出點別的什麼來了。 在那封信裏，在他的文件夾中，在雜志這一大劇中，甚至在紐約出版界這出更大的劇中，我感覺到，文學成功的世界有多局限，而失望、失敗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而一個人有寫作的抱負，又是多麼的不計後果。 
求你了。 別寫作。 一周一周過去，我看著廢棄物品桌上的書堆得越來越高，然後被裝箱送到斯特蘭德舊書店去。 在那裏，我學會了書是如何出版的，如何被評論的，又是誰寫的。 一周一周過去，在鮑#小說 伯的教導下，我在把散文改成符合《紐約書評》風格的文章這方面，變得越來越在行了。 
請別這樣。 寫吧。 
埃辛和我結婚了。 我們開始找房子。 我三十歲了。 我想要個孩子。 
請別寫作。 
請別寫作（8）
III
那些讀到這篇文章的人當中，有希望讀到關於《紐約書評》的花邊新聞的人，肯定也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考慮把這些新聞公諸於世。 當然，很多人迫於《紐約書評》的威力，都被朋友和編輯勸阻了。 但是，我喜歡這麼認為，其他人，像我一樣，只是覺得這個問題太複雜了，無法對之說三道四。 就像文學上成功的動力會蔑視過分單純的結論一樣，為一個像鮑伯這樣出類拔萃、發奮努力的老板工作，這經曆也一樣，太複雜了，簡單的話語是無法說清楚的。 即使在那聲讓神經幾乎崩潰、動搖人們信心的「尼爾在哪？」響徹各辦公室的時候，我也明白，我是在為一個一輩子都遵從自由主義、從內心深處被一種根基深厚的正直理念所驅動的人工作。 我見證了辦公室裏大量慷慨大方的行為，也見證了很多令人目瞪口呆的小氣吝嗇的例子。 把這兩方面的例子分類列出來會是一種誤傳。 有一天，我看到鮑伯無意間聽到了塔什曼的關於成吉思汗的笑話，我清楚地記得，他嘴角露出一絲沒什麼典型特征的微笑，而後走開了。 後來，他幫塔什曼爭取到一個到倫敦的《葛蘭塔》工作的機會，辦好了工作簽證和其他手續，這樣，他就可以和他心愛的女人住在一起了。 這可是代價高昂的大#小說 善舉。 評價任何人，很可能都沒有那麼簡單。 當然對鮑伯也是這樣。 
沒有什麼事情是他不能為他的作者們做的，沒有。 每一篇文章都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而在每篇文章中，每個逗號都是一個道德承諾。 一篇文章被編輯了五次、七次、九次都是很正常的，每次拿到我們這來打的時候，那一頁半十七英寸長十一英寸寬的底稿上都布滿了鮑伯蜘蛛網似的批改。 底稿被寄還給作者時，經常是每個句子都已經被編輯過了，而每個句子也經常被改動過了。 碰到特別糟糕的文章，我們就被指派去讀被評論的書，研究經常是晦澀難懂的主題，然後把文章全部改寫過，再把它們送給鮑伯，之後，再送給那些通常是在各自的領域都是世界級專家的作者那去。 犯了個錯，在道德上就是駭人聽聞的事件，可能就會從辦公室盡頭被叫過去。 
尼爾在哪？即使在我青春期時折磨我父母親的那些年月裏，即使在我自己也被我處於青春期的孩子們折磨的現在，我從來沒有被這麼責備過——從來沒有。 現在，我已經成了一個學院的院長，我喜歡過的工作沒有一個能讓我像喜歡為鮑伯工作的程度那樣。 我清楚地記得，一天早晨，我坐在他的辦公室裏，在編輯後來成為西奧多‧德雷珀關於伊朗軍售案的扛鼎之作的那組文章。 從窗口望出去，第八大道神奇地一直延伸到市區。 我突然意識到，我是全身心地、完全徹底地感到很幸福，而這種感覺，我一輩子也沒有過幾次。 
請別寫作（9）
接著，突然之間，我不再幸福了。 
我在《紐約書評》沿著我的人生航線行進，結了婚，買了房子，有了第一個孩子，與此同時，我在寫我的博士論文，花了數不清多少小時的時間在鮑伯‧西爾弗斯的辦公室當學徒。 然而，就像我突然感到很幸福一樣，突然之間，一切都停止了，開始得那麼突然，結束得也很迅速。 
突然間，抱負和幸運之間的關系、藝術實現和公眾認可之間的關系、電腦屏幕和出版業之間的關系，這些聯系的神秘感對我來說全都沒有了。 我已經知道，人們是如何出版書的，名氣又是如何建立起來的，通往文學名氣的路又是多麼奇特，對像鮑伯這樣的人的依賴性又有多大，而失敗的路又多得令人不可置信。 我知道文學成功的誘惑力有多大。 多年以前，我在斯特蘭德書店工作時，我得過一個文學獎項。 我媽媽的一個親密朋友——小說家葆拉‧福克斯打電話向我表示祝賀。 得獎了，這不是很好嗎？這很重要，很有必要，然而，這和寫作卻沒有關系。 現在，我明白了她跟我說過的關於那極大的重要性的話了。 
這和寫作沒有關系。 有了這種意識，突然就覺得再也沒有能力為鮑伯工作了。 出版商雷‧赫德曼想把我挖過去，這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現在，當我告訴他我想離開鮑伯的辦公室時，他給了我一份工作，在他企業名下的其他雜志幫忙：《葛蘭塔》、《讀者目錄》。 你真的要從編輯轉向出版嗎？埃辛問我。 你要知道，沒有回頭路可走。 他們不會再把你當回事了。 我考慮了一下，但只考慮了一會。 我從來沒想到要走回頭路。 
接著，那裏發生了某些事，讓人為這個問題大感欣慰。 
一天，我路過的時候發現芭芭拉‧愛潑斯坦有了新助理，不是別人，正是瑪麗‧昆坦斯。 在耶魯讀書時，她是和我們經常一起在安可酒吧喝酒的研究生之一。 
只是，不是同一個瑪麗‧昆坦斯了。 
那個瑪麗曾是個冷靜、聰明的年輕女性，是個德曼理論#小說 家，以其敏銳的思維著稱，注定會有個輝煌的職業。 
請別寫作（10）
自我最後一次看到她，這個瑪麗已變得很冷漠，顯得飽經風霜，且過度酗酒。 慢慢地，我知道，自從我離開耶魯，這幾年中，她的日子很不好過。 她在吃藥，藥量很大，她的境況很不好。 我記得，珍妮特‧馬爾科姆是她的一個朋友，給她謀到了這份工作。 現在，她到《紐約書評》，一是要完成博士論文，二是要學習出版業。 
我一直都很喜歡瑪麗‧昆坦斯，現在也還喜歡她。 我們談了很多。 她的辦公桌就在我的辦公室外面靠右手邊。 我知道了她在服的藥，作家街區的事以及她要完成博士論文的願望。 我想，我是想幫她忙的，雖然我和她的關系一直就是崇拜者和被崇拜者的關系，而不是地位平等的關系。 我為她擔心。 但是，我看到她在努力抓住自己人生的韁繩，我也就轉向我自己的論文，也是我在語言方面最後要達到的要求。 每天早晨開始工作之前，我重新集中精力寫論文。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知道自己處於危險地帶。 某種程度上，我知道，就像空中的舞台設計，「求你了」和「別寫」已經被發射到最後的，也可能是致命的月食中，和寫作連在一起了。 
寫作不是可以永遠等待的簡單的謎。 
離開鮑伯的辦公室後，我為雷工作了很多年，還是在菲斯克大樓擁擠的辦公室裏，但現在只是白天上班的工作了。 只在白天工作八小時，這加快了我寫博士論文的速度，終於寫完了。 博士學位授予後那個晚上，我們的小女兒已經睡在嬰兒床上，我開始寫後來出版的第一部小說。 從第一句開始，我就知道我正在寫會出版的東西。 不是關於我的小說，但我控制著它，微微調節著它，掌握著它的節奏。 它是部好小說嗎？很可能是。 我的學徒生涯就這麼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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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繆斯和惡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