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導師、繆斯和惡魔第導師、繆斯和惡魔

請別寫作
尼爾‧戈登
I
70年代中期，我還在上大學的時候，一個塗著黑色唇膏、理著平頭，一個真正的底特律妓女，把我推倒在她的床上，然後爬到我身上。 我從驚訝中回過神來，把她抱住。 她吻著我說：請別停下來。 
她說得很平淡，沒有強調哪個詞，讓我好生納悶，標點符號到底應該點在哪裏，而她已經又忙活#小說 開了。 
是求你了，別停下來！還是請別這樣。 停手！
她是個聰明絕頂的人，雖然那三個詞組成的詞組是有關某次性行為的，我馬上，而且以後也一樣，一直把它聽成是一種頗含哲學意味的挑戰。 我生活中的唯一動力和性生活一樣，是強有力的。 而這個挑戰和這唯一的動力有密切的聯系。 無疑，由於這個事實，漸漸地，我想象力的一部分就用另外一個詞代替了那第三個詞，於是就成了：請別寫作。 
寫作這一抱負，畢竟和性的問題，甚至是愛的問題是分不開的。 我年輕的時候，大腦裏詞來得很容易，愛也是這樣。 但是，我似乎覺得，只有非常有天賦的人才可能致力寫作。 可誰又能判斷自己的天賦呢？我寫呀寫呀，可從來沒幻想過這會比孩子的東西好多少。 我退學了，旅行了好幾年，然後再回來。 我得了大學裏的文學獎項，可那就夠了嗎？我工作——洗盤子、當建築工、做廚師、管理酒吧；我大學畢業了，然後移居巴黎，苦苦寫了一篇篇幅較長的短篇小說，似乎總寫不完，然後放棄了，再去讀研究生。 在紐黑文，在解構主義最盛行的時候。 白天，我看到的自己是個終身學者，沉浸在症狀學和心理分析當中。 可在晚上，我發現自己是光怪陸離的酒吧的常客，或者獨自在康涅狄格中部淒涼的海岸線上徘徊，也就是在西黑文和米爾福德。 而我從來沒有減少能讓我有激情的經曆，就像上大學時的那個晚上，在城裏走錯地方，碰到那個聰明而奇怪的女孩，被她推倒在她的床上。 她扭動著脫掉她的皮褲子，對我說請別停下來。 
請別寫作（2）
請別寫作。 我寫呀寫，然後提交作品，再被退稿。 出版東西這一抱負，和現實是相距甚遠的。 再加上詞語有某些不對勁的地方。 太多關於我自己的文字了；它們很複雜，很漂亮。 無論如何，我確實沒什麼可說的。 
可我無法想象不寫作的生活，無法想象讀完了學位，到市場上去，被MLA的人面試，成為助理教授——出版東西，為了不致消失——而把寫作抱負落在後面。 你瞧，寫小說不是文學教授的終身工作，而是附帶的事，最好是在通往終身教職的真正工作做完之後再去做。 但在我的生活中，所有深刻的經曆都涉及小說，我到過的地方或者我喜歡過的人都和寫作藝術有關。 我能做的事，沒有一件不是用文字來完成的。 當教授？千萬別。 寫作吧。 
在紐黑文的夜晚，我和一小群研究生在安可酒吧喝酒：林德拉‧埃爾庫利、埃利薩‧馬德、邁克爾‧塞羅廷斯基和瑪麗‧昆坦斯：解構主義者；新海德格爾派；符號學家；心理分析師。 埃辛，從上大學時起我一直在追的女人，從紐約過來。 她在《名利場》幹了幾年挑選照片的工作，是為蒂娜‧布朗幹的。 她現在在《村聲》工作。 她嘲諷地看著我們在安可酒吧的行徑，那目光讓我感到絕望。 在那，實實在在的人在寫能夠實實在在發表的實實在在的事，而我卻不可避免地置身一種我決不會寫也從來沒寫過的生活。 埃辛說，你看。 不管你在幹什麼，全都沒用。 你最好嘗試些別的事。 她給了我可以投稿的雜志名單：《哈潑斯》、《紐約時報書評》、《國家》和《紐約書評》。 幾個星期過去了，然後，《紐約書評》的助理給我打來電話——你等一下好嗎？西爾弗斯先生要和你說話。 電話裏傳來柔和的英國口音的聲音，邀請我去面談。 
那年春天，在紐黑文，丁香花開了，水木也綠了。 我等著和他見面。 我邊等邊想象著傳奇人物羅伯特‧西爾弗斯和他的助手在一座褐色砂石建築的一樓，很可能在西村。 我想象著自己的辦公室也在那，也許，從窗戶望出去，是一個布局淩亂的後花園，天長日久地在那寫著，編輯著，參加編輯會議，赴午餐和晚宴。 我想#小說 象著我們在辦公室裏，中午叫外賣來吃，讀著校樣，爭論著政治問題。 
自然，很快，我就要給《紐約書評》寫東西了。 
很快，我就要出版小說了。 
待在研究生院？千萬別。 寫吧。 
請別寫作（3）
最近，我的工作讓我又到了那個可愛的底特律妓女曾經對我說她那薩滿教式話語的地方。 我來到她曾經住的公寓，在那裏逡巡著，我明白了某些富有戲劇性的東西，有了奇特經曆。 那個在她床上的年輕人，三十年前？他的每一個抱負，我都實現了。 這是一種強有力的意識。 在中西部，在一個陰沉沉的冬日。 令人吃驚的是，這並沒讓我感到很驕傲，反而很傷心，傷心得幾乎到了可怕的地步。 是不是實現抱負也有令人失望之處呢？我最近塑造的一個人物說：哪怕它們完全一樣，它們成為你想要的東西和你得到的東西又有多少差別呢？
我想，更確切地說，應該是那想法讓我感到難過了，因為，不可避免的，抱負的實現就必然伴隨著幻想的失去。 當我自己有了這種想法，也就是我賦予我的小說人物的想法時，我覺得非常感激鮑伯‧西爾弗斯。 因為他，我真的結束了20世紀80年代末那兩年的工作。 這兩年讓我最終開始實現那個年輕人，其實是男孩，夢想實現的抱負。 
II
在我的想象中，那棟褐色的砂石建築裏，辦公室都很高雅。 當然，我到《紐約書評》面試，得到助理編輯的工作後，才發現並不是那麼回事。 雜志社在西五十七街250號的菲斯克大樓第十三層的一角，在舊體育館書店的對面。 我很懷疑，只要誰在《紐約書評》工作過，想起那些辦公室來，都會帶著一種既恨之入骨又愛之深切的獨特情感。 你走過一條帶著無可指責的汙垢的走廊，左拐經過一個收發室。 一個裝模作樣的收發員可能跟你說話，也可能不跟你說話——他經常是被發現在一張戴安娜‧羅斯的照片下，給員工們理發——經過沒有窗戶的書架，已故的喬納森‧利伯森曾坐在一堆書中間，還有工作室，一群藝術家把雜志排開，旁邊還有剪刀、膠帶和現今已經不再使用的不可思議的工具——斯達機器——一大堆雜志旁邊有張手寫的字條：
別把這些扔掉。 這些都是本期刊物。 不是垃圾。 請注意其差別。 
助理編輯辦公室旁邊有張說不出有多破的長沙發椅，它在書商中是很有名的，因為他們都在上面坐了很多個#小說 小時，等著鮑伯接見他們。 他們旁邊，有一張「廢棄物品桌」。 這張桌子使他們那令人難受的經曆變得更加悲慘。 每天，這裏散放著一大堆要送往斯特蘭德舊書店的書，每星期收到的幾百本要寫書評的樣書大多就是這個下場，毫無疑問，還包括很多有耐心的宣傳員自己送來的東西。 芭芭拉‧愛潑斯坦坐在對面的辦公室，她的助理就坐在門外的橡木桌子邊。 這裏，不管有什麼架子，都能臨時搭成一個私室。 只有這麼走，你才能到達鮑伯的大辦公室。 辦公桌就是架在兩個文件陳列櫃上的一大塊木板，他坐在像是個洞穴一樣的地方，三面都是書，像牆一樣，在桌子邊沿堆得大概有四英尺高。 
請別寫作（4）
他的三個助理占了另外三張桌子，我是資曆最淺的一個。 桌子的淩亂程度正好體現了資曆的深淺，越淩亂，資曆越深。 為此，我的是非常整潔的。 而屬於資深助理的那張桌子上，文件和書堆得高高的。 有一天，一個排字工人看到後，不禁驚歎道：「那裏即使埋只死去的麋鹿也不會有人知道。 」在城市的高處，在連續使用了大約二十五年的辦公室裏，鮑伯抽了二十幾年的舍曼煙又給本來就積攢的城市汙垢增加了些分量，但在任何平面上，這些汙垢都可用一根手指擦出來。 這裏有兩扇關得不嚴的窗戶，每扇都只有一塊玻璃，其中一扇比另一扇更髒。 從窗戶望出去，是第八大道，而這窗戶也是唯一的通風口——窗戶和安裝在天花板上的大型高效微粒空氣過濾器，像工業用的煙灰缸一樣，至少費力地解決了鮑伯一天兩包的煙量排放。 而書呢——架子上有，桌子上有，地上也堆得一堆又一堆的，所有的平面都有——到處都有。 
我很快就知道，這個工作地點也毫無高雅可言。 確實，從人的個性來說，《紐約書評》的編輯室是我一生中見過的最複雜的星系，也許只有我的家除外。 從#小說 雜志1963年創刊開始，鮑伯‧西爾弗斯和芭芭拉‧愛潑斯坦就是合作編輯，現在的他們似乎不是合作者，而是處於緊張戰爭的休戰時期。 我來之前不久，他們和其他股東把雜志賣給了密西西比州一個威嚴的報業繼承人，即雷‧赫德曼。 他把辦公室設在那些辦公室的盡頭，好像越發強調了他們之間存在的巨大鴻溝——知識方面、種族方面、權威方面，因為，盡管有了新老板，那些編輯還是保有其絕對的權威性——而這鴻溝還由一個似乎對學術生活的任何征象都懷有深深懷疑的秘書衛護著。 
編輯在編輯桅杆的頂部，緊接著在其下面的就是編輯助理——跟我們這些助理編輯正好相反，我們可是生活在桅杆上最小部分的貧民窟——編輯助理的辦公室和英國寄宿學校裏擁擠的房間沒什麼兩樣。 他們的職責大多局限在做校對、核查事實、監督雜志的印制這樣機械性的工作上，還有，像已故的鮑伯‧塔什曼（對我來說，他可是個大人物），就是殘忍地折磨他的同事們，編排關於鮑伯‧西爾弗斯的荒唐的笑話。 （鮑伯‧西爾弗斯和成吉思汗有什麼不一樣呢？成吉思汗沒有把做了標記的清樣寄給作者。 等等。 ）這樣，在給人印象深刻的行政管理手段方面，鮑伯和芭芭拉幾乎代表了所有和雜志的知識內容有關的東西——建議指派任務、調查作者，還有極少量親自編輯的東西。 時不時地，他們還可能會放棄不做——然後交給他們自己的助理編輯去做，也就是說，交給像我這樣剛進來的員工去做。 
請別寫作（5）
所以，從端咖啡到接通電話都是我的職責——請等一下好嗎，我讓西爾弗斯先生和你說話——還有就是為文學和學術界的名人逐行編輯文稿。 在我任期的頭幾個月，我想不通這件事。 接下來我就明白了：這種建構表明，在這個桅杆上不可能有什麼升遷之路。 像我這樣的助理編輯不能成為編輯助理，因為只有頭銜往上升級——工作本身卻在往下降，而為了往上升——很多人都想升到桅杆上高一層的職位——助理編輯必須往上挪。 下面沒有什麼威脅。 世界上最有聲望的雜志，其主編們的權力——對我們來說，似乎是無限權力——是受保護的。 這一點，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似乎說明了不單是關於辦公室的某些深奧的東西，而且是關於這一行的某些深奧的東西。 
我們的工作就是安排鮑伯的社交生活、經濟生活和上班生活；把書寄給作者，並從他們那裏收集文章；知曉出版物、出版目錄、作者和政治；泡咖啡和送午餐；辨認鮑伯寫在文章上和毛條校樣上面的手寫文字；打信件，接電話；研究晦澀難懂的話題；知曉出版界和雜志界的閑言碎語；讀寄到我們這兒的每一篇文章；拆郵件；訂餐館；清理掉落的食物和鮑伯抽舍曼煙上癮而掉落的煙灰，還有他吃的一種叫做超速苗條的蜜糖型食物補養品#小說 遺落的碎末。 三個強壯的年輕人幾乎馬不停蹄地工作，還是無法跟上鮑伯的步伐。 一種勉強控制得住的混亂，加上把他弄得沮喪不已——常常就是我——這就是我們上班生活的特點。 我的工作可能做得不夠好，真若如此，這也是我唯一一個做不好的工作。 但我懷疑，我是否已經在發工資的名單中。 因為，一個多星期前，我第一次聽到從鮑伯的辦公室傳來一聲大喊——尼爾在哪？——不管那時和我待在一起的是誰，都會尷尬得呆若木雞，這也成了我相信是金斯利‧埃米斯在某個地方所說的「令人震驚的訓斥」的前奏。 
我並不介意。 從我走進那裏的那一刻起，我就愛上了《紐約書評》的一切。 首先，在我的一生中，我父母親的早餐桌上都有這份雜志，有份著名訂戶名單，這名單經由I.F.斯通傳給鮑伯‧西爾弗斯。 我父母親是那份名單中的特許訂戶。 在那辦公室裏，兩年間，我幾乎見到了紐約出版界的每一個人，從喬納森‧加拉西到鮑伯‧韋爾；從艾麗斯‧梅休到桑尼‧梅塔和——雖然只是打過電話——傳奇經紀人斯威夫蒂‧拉紮爾。 至於作家，從哪兒說起呢？蘇珊‧桑塔格、V.S.奈保爾、艾賽亞‧柏林、默裏‧肯普頓、歐文‧豪、海倫‧文德勒、約瑟夫‧布羅茨基，和過了幾年就去世的伊齊‧斯通。 
請別寫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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