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現在，我也不敢確定她是否真的相信我能「當作家」，但我那時太年輕，也太感激她了，沒有去問她這個問題。我完全把這個告誡給忘了，也就是說，這是種艱苦的生活。仗著年輕人愚蠢的自信，我對自己說：「因為她是個上了年紀的女人，所以很艱苦。我可不會過艱苦的生活。」
伊麗莎白‧哈德威克去世以後，我聽到的個人對她的反應有#小說 兩類。「她對我非常親切友好，總是如此，」一個曾經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她同事的人這麼寫道。「我發現她非常可愛、非常善良，當然也非常出色。雖然也很傷感。她知道痛是怎麼回事。」另一類則沒那麼友善，我不太樂意提到這一類，但它是針對她成長的文學性文化而言的，也就是19世紀40和50年代由男性一統天下的《党人評論》。有個曾經和她一起在委員會共過事的作家說：「她說話之前，你什麼都不想說，因為她自然是會詆毀你的。這不是性別問題，不過是純粹為刻薄而刻薄。我們都知道這一點，她進來時，我們就想辦法換位子。她針對其他作家所說的話都是毀滅性的。」另一個作家用廣角審視她的行為：「我認為，她和（瑪麗‧）麥卡西及（芭芭拉‧）愛潑斯坦，還有——甚至是政治方面的——貝拉‧阿布朱格，一定是覺得在男性世界裏，唯一能成功的方式就是欺淩——因為男性經常都是欺淩別人的人。刻薄算是一種第二性征。」
我聽到的都是刻薄、傷人的話。在《時代》的訃聞上，我得知她寫過一篇戲仿她的親密朋友瑪麗‧麥卡西的暢銷小說《這群人》的文章。文章「有惡作劇般的效果」，題目就叫《這夥人》，用假名澤維爾‧普林發表在《紐約書評》上。人們私下裏納悶，這算是什麼章法——公開嘲笑朋友的作品。
長達幾星期之久，我都被對哈德威克小姐的攻擊弄得困擾不堪。這個極其敏感的作家對別人的情感居然這麼不敏感。我想到她在肯塔基度過的童年時代。那時，在十一個孩子中，她排行第八。父母對任何子女的關心都不可能太多。我還想到了步履維艱的婚姻讓她付出的代價：幾十年照顧一個患有躁狂抑鬱症、經常住院治療的洛厄爾，一個因為精神崩潰而常常投入別的女人懷抱的男人。人們會從他們的壓迫者身上學到東西，或者說無權無勢的人需要比自己弱勢的人從而獲得優越感，這已經不是秘密了。一個被父母欺淩的孩子會去欺負一個更小的孩子，不是因為他很壞，而是因為所有那些負面的能量都必須有個去處。還有哈德威克成長的文化背景，這要早於女權運動那些令人興奮的日子，也即我在巴納德的那個時期。
「為什麼不說說發生了什麼？」（6）
我便去尋找那個時期的感覺，於是拿起了瑪麗‧麥卡西的自傳——《知識分子回憶錄》。我覺得自己真是中了大獎了：引言是哈德威克寫的。她描述了到《党人評論》的編輯菲力普‧拉夫家做客的事。那字裏行間有我要的答案，或者說答案之一：「在拉夫家待的一個晚上便是進入了一個仗勢欺人者的圈子，每個人都在欺負別的人。那種欺負人的方式，和寄宿學校講的那種不一樣，因為誰都沒有優越感，反而有一種很強烈的平等感。最後，在子夜時分，隨著一瓶瓶有害的四玫瑰威士忌被喝掉，這種平等感也消失殆盡——直到下一次重新再來。」
那是在20世紀40年代，當時她還是個年輕姑娘。那時候，學習這種燙手行當的這些把戲的人還不多，她是其中之一。除了婚姻和照顧人帶來的艱苦，她還是個災難過後收拾殘局的人。她的訃聞報道說，她覺得她和洛厄爾的關系是「發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事情」，可是，日複一日#小說 ，年複一年，這種負擔造成了不良影響。生活對她這麼不友好，為什麼要費心去對所有人表示友好呢？也許正是這樣。我的猜測在打轉。我再三考慮，是不是要在這篇文章中提到這個問題，或者是不是提提我那不切實際的心理學理論。一天晚上，我想起來可能有一張她寄給我的明信片。她早期的小說《鬼魂戀人》再版後，我寫了篇書評，明信片是她因此而寄給我的。在一只裝信件的盒子裏，我卻找到了一封1982年她用打字機打的信。我曾請她就我申請研究生院的事寫封推薦信，隨信寄過去三篇短篇小說。我怎麼可能忘記這封信呢？這封信打在半透明的薄紙上，名字是用自來水筆簽的，先是名，後是姓。
她對小說提出了坦率、具體的批評意見，然後是總體評價——「我在這些故事中看不到會讓我知道這些故事出自同一個作者的那種聲音，一種聲音，一種特有的視覺，一種風格或者隨便什麼諸如此類的東西」——還有幾句話。這幾句話讓我那一年不斷寫下去，最終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說。「另一方面，這些故事讀起來不讓人感到別扭，不像業餘作者寫的。我覺得你很快就能寫得更好，突然間就可以了。不管怎麼樣，祝你好運。你有理由繼續努力寫小說。我敢肯定，我說過的，你已經上路了。」
我並不特別熱衷讀研，但這種辦法似乎可以買來一些時間。當我最終只是被放在等候錄取的名單中時，我感到很高興：可以確認沒有義務一定要上了。我本來有份全職工作，但剛剛被辭退，可以領幾個月的失業保險金。這樣，我就可以寫我的小說了。伊麗莎白‧哈德威克對我說過，我正朝正確的方向前進。一想到這裏，有時我會停下寫作，從打字機上抬起頭來，驚奇不已，感激萬分。然後，我又低下頭，繼續寫下去。
桑塔格的規則（1）
桑塔格的規則
西格裏德‧努涅斯
這是我頭一次去作家聚居地。我沒有在我本該到的日子到達，已經不記得是什麼原因了。我擔心遲到會招人嫌。可蘇珊堅持說這也不是壞事。「用違規的方式開始總是好的。」對她來說，遲到就是一種規則。「我唯一怕遲到的是趕飛機或者看歌劇。」人們抱怨總是要等她時，她一點歉意都沒有。「我想，如果他們不夠聰明，不帶些東西來讀的話……」（可是，當某些人知道了這一點，結果她得等他們時，她卻不高興了。）我自己對准時過分講究，這會讓她很惱火。有一天，我們出去吃午飯。我意識到回去上班要遲到了，於是從桌子邊跳了起來。她卻嘲笑道：「坐下！你不必准時出現在那。別這麼奴性。」奴性是她最喜歡用的詞之一。
例外論。我們三個人——蘇珊、她兒子和我——住在一起，真的是個好主意嗎？大衛和我不該有我們自己的地方嗎？她說，她找不到任何理由說明我們大家為什麼不能住在一塊，即使大衛和我要有孩子了也一樣。如果需要，她很高興支持我們大家，她說。我表達了我的疑慮時，她說：「別這麼傳統。誰說我們要過得跟別人一模一樣呢？」（有一次，在聖#小說 馬克，她指著兩個看上去很古怪的女人，一個中年人，一個老年人，兩人都穿得像吉卜賽人似的，披著斑白的長發：「老波希米亞人，」她開玩笑地說。「再過三十年，我們就是她們這個樣子。」三十多年過去了，她已經去世，再也沒有波希米亞了）。
我為什麼要去作家聚居地？她自己可決不會做這種事。如果她要躲起來工作一段時間，那就待在賓館好了。她這麼幹過幾次，也很喜歡，把三明治和咖啡叫到房間裏來吃，熱情百倍地工作著。可被隔絕在某個鄉間隱居地，聽起來就不舒服。在鄉下能找到什麼靈感呀？我從來沒讀過柏拉圖的作品嗎？（蘇格拉底對菲德拉斯說：「我是愛學習的，樹木和開闊的鄉間不會教給我任何東西。」）我沒見過比她更欣賞藝術美和人類外表美的人（「我是美的癡迷者。」這是她常說的話），也沒見過比她更無法被大自然之美感動的人。為什麼有人要離開激動人心的曼哈頓而到叢林中去住一個月？我說，我輕易就能想象著住到鄉間去，不是那時候，而是我年紀更大些的時候，她驚訝不已。「那聽起來像是要退休了。」這個詞讓她感覺很不舒服。
桑塔格的規則（2）
因為她父母住在夏威夷，她不時就要飛到那兒去。我說，我非常渴望能去美國最漂亮的州看看，她卻感到很為難。「可那地方無聊極了。」在她的書中，好奇心是最重要的優點，她自己的好奇心也是沒完沒了的——但對自然世界則不然。住在裏弗賽德大道，有時候，她會帶著欣賞的口吻說到那裏的風景，特別是漂亮的日落，可我知道，她從來就不曾走過街道到裏弗賽德公園去過。
有一次，我給她看我在寫的一篇短篇，裏面出現了一只蜻蜓。「那是什麼？你虛構的嗎？」我開始描述蜻蜓的樣子時，她打斷我。「沒關系。」那不重要；那很無聊。
無聊，像奴性一樣，是她最喜歡用的詞之一。另一個詞是模範。還有嚴肅。「看他們的書，你就能知道他們有多嚴肅。」她指的不但是他們書架上的書，而且指書是怎麼排列的。那時候——70年代末——她有大約六千冊書，也許是她最終擁有的書的三分之一。因為她，我的書也不按字母順序排列，而是按主題和年份排列。我也想嚴肅一些。
「對女人來說更難，」她承認。那意思是說：要嚴肅，自己要把自己當回事，也要讓別人把她當回事。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就下定決心了。讓性別擋她的道？你這輩子也休想！可大多數女人還是比較膽小。大多數女人都害怕堅持自己的權利，害怕看上去太聰明，太有野心，太自信。她們害怕自己不像淑女。她們不想被看成是這樣的人：硬心腸，或是冷漠，或是以自我為中心，或是傲慢。她們害怕自己看上去很男性化。第一條規則就是：超越這所有的一切。
下面是我喜歡的關於蘇珊‧桑塔格的故事之一。這事大約發生在60年代初。她剛剛成為法拉、斯特勞斯與吉魯特出版公司#小說 的作家，應邀參加她的出版商在上東區家裏開的晚會。那時候，斯特勞斯家有個習慣，晚飯後，客人必須分開活動，男人到一個房間去，女人到另一個房間去。蘇珊困惑了一會。然後，她有了主意。連提都沒跟女主人提，她就大步走進男人的房間去了。幾年後，多蘿西婭‧斯特勞斯歡快地說了這件事。「就那樣！蘇珊打破了傳統。我們晚飯後再也不分開了。」
看上去很男性化，對此，她一點也不擔心。其他女人不像她那樣，不能離開女人的房間加入男人的行列。她對此感到很不耐煩。
她總是穿褲子（常常是牛仔褲）和低跟鞋（經常是運動鞋），並且不願帶包。女人總是帶包，這讓她很不理解。她取笑我，說我走到哪，包就帶到哪。女人是從哪來的觀點，覺得沒有包就會迷路？男人從來不帶包，我難道沒注意到？為什麼女人要給自己增加負擔？為什麼不像男人一樣，穿有大口袋的衣服，可以放鑰匙、錢包、香煙？
桑塔格的規則（3）
她說：「你和我有個很大的區別。你化妝、打扮，目的是吸引注意力，幫助別人發現你很迷人。可我不會做任何事情來讓別人注意我的外表。如果有人想看的話，他們可以湊近些看，也許他們會發現我也很迷人。可我不會做任何事情來幫他們的忙。」我的是典型的女性方式，她的則是大多數男人的方式。
她不化妝，但染發。她還用科隆香水。男性用的科隆香水：迪奧男用香水。
她很欣賞伊麗莎白‧哈德威克的作品，但她認為哈德威克也是一個受女性鐐銬約束的女人（「我一輩子都在尋求男人的幫助，」哈德威克寫道），這件事上，有著南方那種特別尖刻的意味。（另一方#小說 面，有一次，我和哈德威克一起談論女作家，我提到蘇珊時，她說：「她不太像女人。」）
她認為，弗吉尼亞‧伍爾夫是個天才。但是，像我那樣把她放在其他文學偶像的地位之上，卻會刺得她跳起來，覺得這是毫無經驗的做法。這是意料之中的事。另外，伍爾夫的某些方面——我認為和伍爾夫精神和身體疾病完全有關系的某些方面（換句話說是她的弱點）——讓蘇珊作嘔。伍爾夫書信集第一卷剛剛出版，蘇珊說她簡直讀不下去。讓她擱下不讀的是寫給伍爾夫所愛的老年朋友瓦奧萊特‧狄金森的很多親密信件。那傻乎乎的甜言蜜語和孩子式的囈語，還有伍爾夫把自己表現得像個可愛的小動物那種習慣，全都讓她讀不下去。她討厭任何形式的孩子用語，總是吹噓說，她孩子還小的時候，她從來不跟他說嬰兒用語。
對那些抱怨月經麻煩的女性，她表示懷疑。她自己的月經來時，她總是很平靜。她認為，很多女人一定是誇大了月經的不方便和不舒服。或者，她們是相信關於女性身體比較嬌弱、比較容易受傷的老套神話了。在我這裏，診斷是很簡單的：「你神經衰弱。」她懷疑很多人把身體方面或是精神方面的痛苦誇大了，或者說反應過頭了。毫無疑問，這種態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得了癌症並且堅忍地承受了切除手術和化療的緣故。
看到我蜷縮在她兒子的腿上，她冷漠地看著我，那眼神意思是說：我已經看夠了。然後，口齒不清地譏笑我：「小女孩和大男人。」
她是個女性主義者，但她經常批評她那些同樣是女性主義者的姐妹們，批評女性主義的很多言辭太幼稚、太傷感、反知識分子。她反對那些抱怨在藝術領域沒有成為典型的人，或是被排除在標准之外的人。她急切地提醒她們，規則（或者藝術，或者天才，或者天賦，或者文學）不是會給應聘者均等機會的老板。
桑塔格的規則（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