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80年代，莫紮特寫了獻給海頓的六首弦樂四重奏。從六歲起，莫紮特就開始學習海頓的作品。1785年，聽完六首四重奏後，海頓對莫紮特的父親說了這麼一句話：「在上
帝面前，我以一個誠實之人的名譽告訴你，你的兒子是我親眼見過或者聽說過的最偉大的作曲家。他品味高雅，而且#小說 ，他擁有最淵博的作曲知識。」這句話現在已經是名言了。
如果沒有海頓的影響，莫紮特是否能成為莫紮特？如果沒有《普魯塔克的生活》和《霍林斯黑德編年史》作為創作素材，莎士比亞是否能成為莎士比亞？如果沒有埃茲拉‧龐德的編輯，T.S.艾略特的《荒原》是否能成為今天的樣子？喬納森‧薩福蘭‧福爾在他的文章《雪景球》中聲稱，如果他中學時代去以色列時沒有去讀葉胡達‧阿米亥的作品的話，他也許永遠不會成為作家。阿妮塔‧施裏夫肯定，如果她當時沒有讀艾麗斯‧麥克德莫特的小說《那一夜》，她「今天就不會是個小說家」。如果不是一次邂逅或是一本書的機緣，這些天才就決不可能大放異彩，我發現，要接受這一點是不可能的。但這一點遲早一定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表現出來——對不對？不管怎麼樣，《導師、繆斯和惡魔》中的文章都是有關確確實實發生過的事，每篇文章都以自己的方式謳歌了影響和機緣。
這本文集裏，有些作家把有影響能力的人稱為導師，有些把他們稱為繆斯，還有些沒有給他們貼上現成的標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哪個作家講了藝術家或是繆斯的典型故事：在其偉大的事業中受到注定要擔任第二小提琴手的女人啟發的偉人，或者受到根本沒有參加演奏的女人啟發的偉人。我喜歡認為，此類描述的缺失並非事出偶然，而是標志了藝術和生活中的一種趨勢。在這些書頁中，這又是另外值得欣賞的東西。
我請這些非凡的作家寫這些文章時，就知道這些文章一定是很出彩的。可直到它們從全國各地或跨越一兩個大洋傳到我的電腦中時，我才能想象它們到底好到什麼程度。我想，事情是這麼發生的：這些人——作家、父母、老師、編輯和舞蹈老師——改變了他們的生活。不論這些人尚在人世或是已經作古，現在得到了一個感謝他們的機會，得到一個回憶奇跡發生和各種影響紮根的時間和地點的機會，這些作家便決定把他們心底的故事寫出來，讓我們分享這些已經埋藏在他們心底好多個年頭的故事。
作家們可能是一群脾氣暴躁的人。他們注重自我、容易興奮、對權勢很敵意。如果他們不得不離開屋子，有時還很懊惱。然而，結果證明，如果你要他們回憶一下誰給了他們寫作的想法或者說允許或是鼓勵他們寫作，讓他們去回憶那個說「你可以做這個，你該這麼做」的聲音時，不管這是某個人說的話，還是作者通過書頁說的話，他們都極有可能會給你講一個讓你大為驚歎的故事。
《導師、繆斯和惡魔》：第一部分
「為什麼不說說發生了什麼？」（1）
「為什麼不說說發生了什麼？」
追憶哈德威克小姐
伊麗莎白‧本尼迪克特
伊麗莎白‧哈德威克，小說家、散文家、《紐約書評》的創立者之一，羅伯特‧洛厄爾的前妻，2007年12月2日逝世，享年九十一歲。之後的日子裏，公眾的反應是意料之中的——《紐約時報》和其他地方的訃聞——我看到的個人的反應也多得不計其數。韋恩‧凱斯坦鮑姆在PEN網站對她寫的詞句贊美有加，這話是寫給大家看的，可很多人都沒看到。這也提醒我們，傳記的細節是多麼重要：
我喜歡伊麗莎白‧哈德威克的詞句。它們很奇特，很任性。它們會突然改變語氣。它們回避核心問題。有時候，它們很具體，但經常在關鍵時刻變得較為溫和，閃爍其詞。它們采用一種既威嚴專斷又壓抑規避的語氣來敘述。寫安迪‧沃霍爾的傳記時，我就對自己說：「模仿伊麗莎白‧哈德威克。」對於這個建議，我意思是說：要有權威性，可也要奇特。
因為我在《哈芬頓郵報》上寫了頌詞，所以有一大幫人寫信給我。1976年，在巴納德，我曾經上過哈德威克的高年級學生導師指導課。要#小說 不是這樣的話，我是絕對不會收到那些來信的。和她一起在哥倫比亞教過書的兩位先生被迷住了；其他幾個在文學委員會和她一起共過事的人倒沒有。在文學委員會，她很難相處，這是出了名的。還有一些在20世紀70年代和她一起在巴納德學習過的女士也打來極為熱情的電話，有的發來郵件。我們還很年輕的時候，她就已經是個令人仰止的人物——我們所知道的第一位真正的作家。那個年代，是現今無法想象的一個年代。那時候，「女作家」是個很奇特的群體，而想要躋身其中，你就會陷入被排斥的境地，跟現在比，那程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不會像想當總統那麼稀罕——總統可是沒人想當的——可不管對男性還是女性，還是很稀罕。那可和現今職業學校忙乎乎的批量培養大不一樣。作家幹的活，人們的理解是，用弗吉尼亞‧伍爾夫的話來說，就是「痛苦地獨自」忍受的東西，有幾個好讀者就算不錯了。不像現在，可以通過沒完沒了的系列課程、寫作班、會議和「最終學位」項目來完成。那時候，創作根本沒有博士。我大學畢業的時候，只有十四個藝術碩士項目。而現在，已經有十倍之多了。搜尋我對伊麗莎白‧哈德威克的記憶，我好像跌跌撞撞地走進了一個過往的世界。我似乎行走在約瑟夫‧康奈爾的盒子當中，或者是托馬斯‧卡萊爾和簡‧卡萊爾的倫敦之屋內。這些都是已逝歲月裏的紀念碑。
「為什麼不說說發生了什麼？」（2）
20世紀70年代的文學，跟21世紀比，反倒與19世紀的有更多共同之處。然而，在巴納德和哥倫比亞期間的那個久遠的年代還和另一種剛剛形成的文化交叉在一塊。這股新的文化浪潮叫囂著堅持男女平等，女性的性行為比男性的來得複雜。還有，舊有的方式不是最好的方式。這甚至還延伸到小說領域，而在很多地區，小說已經被宣判死刑了。代之而起的是「新小說」。哈德威克在1977年的文章《現在的意義》中指出，「新小說」包括唐納德‧巴塞爾姆、托馬斯‧品欽、庫爾特‧馮內古特，還有裏納塔‧阿德勒的小說《快艇》。她的分析談到敬意，不管對老的或新的都懷有敬意，對已經逝去的或者剛剛誕生的也懷有敬意：
在「就這樣」和巴塞爾姆那令人驚歎的輝煌故事當中……在《快艇》中，在《V》那猜不透的謎當中，從各個方面對生活方式提出質疑的那種智慧，便是令人產生敬意的東西。承認這種敬意、勇氣和抱負是很重要的——這世界上會有人讀《萬有引力之虹》比讀《死魂靈》來得快樂，這即使很難相信，那也還是很重要的。
回望過去，文化動蕩多變，令人目眩。我還看見了自己的純真、自己的驚奇和很幼稚的抱負。可是，在寫這篇紀念文章時，我似乎和我們最喜愛的哈德威克的小說《無眠的夜晚》首頁的那個故事敘述者，一個特定年代的女人，有了更多的共同之處：
我就是這麼決定我現在的生活該怎麼過的。我將改變甚至扭曲我的記憶，以便過上這種生活，也就是我現在正在過的生活……要是一個人知道該記住些什麼，或是知道假裝該記住些什麼就好了。做出決定，你想從失去的事情中得到的東西就會自己顯現出來。你可以把它取下來，就像從架子上拿下一聽罐頭一樣。也許吧。有一段記憶可能會被標記為肯塔基的蘭德大街，有些人會記起那個地址，至少知道真有這麼個地方。
對我來說，有個記憶標簽是莫寧賽德大道一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寓所。就是在這個地方，我第一次知道有哈德威克這個人存在。那時，我是個大學新生，定期給教授的孩子們當保姆。由於這家人是通過巴納德保姆服務中心找到我的，所以，他們得遵守中心的規定，要送我回家。九點以後，要不他們給我打車費，要不護送我回我的住處。夜深以後，當父親的總是選擇一邊遛狗，一邊送我回我的公寓樓。可是，這對夫婦是很善於社交的。有時，一起度過了一整個晚上以後，他們會把朋友一起帶回家來，喝點睡前喝的酒水，或是繼續談話。有客人時，當父親的就不送我回家了，他們會邀請我和他們以及其他教授和他們的妻子一起坐坐。我敢肯定，我若有什麼要說，他們是一定會聽我說的。可是，我太膽小了，寧願默默地坐著什麼也不說。有一年除夕，兩對夫婦坐著談論心理學家皮亞傑。有一刻，當父親的看了看表，就事論事地說：「已經十二點過五分了。」意思是說，新的一年已經開始了，可大家一點#小說 也不激動，談話又回到皮亞傑身上。我吃驚極了。即使他們開始脫衣服也不會更讓我感到吃驚的。
「為什麼不說說發生了什麼？」（3）
就這樣？他們甚至沒有奔到電視機前去度過這一重大時刻？沒有接吻，沒有開香檳酒慶祝？我父母親這麼多年是不是做錯了呢？用最時髦的話來說，新年前夕的晚上，我是不是要假裝成只不過是在耳朵上撓癢癢而已呢？
教授和他們的妻子討論利齊和卡爾頗富戲劇性的問題時，那可不是在新年前夕的晚上。我很快就知道，這兩個名字其實就是伊麗莎白‧哈德威克和羅伯特‧洛厄爾。他好像和一個叫卡羅琳‧布萊克伍德夫人的英國女人跑了。而他們誰也不知道這個女人是誰。有人站在利齊這一邊，感到憤怒和悲哀。大家都同意，卡爾的問題從來沒使誰的生活變得輕松些。他們離婚了，或者說馬上要離婚。我不記得他們說的話了，但我記得那沉悶的氣氛，好像他們是在複述一個朋友可怕的生病過程一樣。利齊在巴納德教寫作，可在那時候，這對我沒什麼意義。直到第二年，我才決定自己要當作家。那時，一位英語教授憑直覺知道我想寫小說。從我的背景考慮，加上女作家還很罕見，這個抱負就和想當總統一樣遠大。
我開始注意這兩位作家的作品。一天晚上，在第112街和百老匯大街交界的書店，我站著讀洛厄爾的詩集《海豚》。很多短詩的語言就像從真正的信件中摘出來的一樣。因為我知道這個故事，我猜測這些信件就是她寫給他的。在描述讀他的一封來信時的情景時，這個被遺棄的妻子在一首叫《記錄》的詩中承認：「我想，我的心會碎一千次……」這一詩行為我啪的一聲打開了世界之門。我為哈德威克教授和她的女兒心痛欲裂。但很奇怪，我那還搖擺不定的抱負卻給了我安慰。這些尊貴的人像教授們和他們的妻子一樣，可能對除夕之夜感到厭煩，可不會對被遺棄之事感到厭煩。如果我要當作家，我也知道這還要很長一段時間，也許，我也可以做得到——用普通的話語，寫最有感觸的事情，而不是使用特別令人費解、令人厭煩的不可思議的話語。
我把這點啟示悄悄藏起來，認為這首詩是我的小秘密，卻不知道洛厄爾決定出版這本書，如此大膽地使用哈德威克的信件，幾十年來在朋友和同事當中早已成為醜聞。幾十#小說 年了，也不知道哈德威克曾對洛厄爾說過這樣的名言：「為什麼不說說發生了什麼？」這最終成了他的詩歌《結尾》的結束句。那時，我也不知道洛厄爾的自白詩和他在哈佛大學的教學激勵了很多作家。說說發生了什麼，這些作家都直言不諱地朝著這個方向前進。幾十年以後，這個方向將引領我們把坦率變成了時髦，就和過去的謙虛和謹慎一樣。坦率本身就成了一種文體，成了流通貨幣，從白天的脫口秀（我和我的鬈毛小狗有了性關系！我媽媽和我的數學老師睡覺！）到回憶疼痛和賭博成癮，一直在變化，一直到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現在，作家所需要的就是一年一千億字節，還有她自己的博客。
「為什麼不說說發生了什麼？」（4）
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直到大學四年級，我才知道我可以讀寫作專業，或者至少是英語專業，而寫作作為次要專業。知道這消息時，我到哈德威克的辦公室去，問她能不能讓我進她的小說班。當時班級人數已經滿了，但看了我的作品後，她同意我去上高年級的導師指導課。
我自己獨自一人和哈德威克小姐在一起時，每次都交給她四五頁東西。有必要時，我就稱呼她哈德威克小姐，但這種情況並不多見。她坐在木轉椅上，紅褐色的鬈發垂在臉頰上，口紅永遠是新塗上去的。我看著她讀完我的東西。她喜歡我寫的東西，但並不特別喜愛。那裏面沒有足以讓人喜愛的東西，技巧不夠，生活經驗也還欠缺。我寫得很少，用食指費力地打出很短的故事。對我故事的長度，她時不時很幽默地發表看法。她說得不多；我懷疑那些會面有沒有超過半小時，但我記得並沒感到緊張，也沒感到匆忙。她很快活，隨時都會大笑，或者愜意地微笑。她很憐愛地談論她的女兒，不時還就錢不夠說些俏皮話。她那懶散的拖長聲音說話的肯塔基口音令人很是陶醉，而她不經准備的評論則是一種表演藝術。
她和別的老師不一樣；這說的是要研究她，而不是一門特定的科目。當我偶然聽到她說「我討厭去一流的餐館過一大堆快樂#小說 的生日」時，我到底學到了什麼？我還是不知道，可世界卻因有這句話而擴大了，或者說，也許它所說明的就是，命中注定，我此生就是要聽人們說話，聽取信息和話語的純粹詩性，聽取那些文化標杆的信息。這些標杆把我們定位在這個社會階層或者那個社會階層，或者，也許同時兩者兼而有之——對小說家來說，這些全都是很重要的課程。
在寫作這個陣營裏，她反對刻畫藝術家形象。我認為，她還反對刻畫作家形象。作為老師，她的抱負並不大。「我唯一能為你們做的事就是建議你們去讀書。」這一教導意思很明顯：學習寫作的唯一方式就是閱讀。就書而言，她喜愛的似乎是賴爾克的《馬爾蒂‧勞裏亞德茲‧布裏格的筆記》。當然，這本書我讀了很多遍。有一次見面時，我報告說哥倫比亞大學一位教授曾經鼓勵我當作家，我不好意思地問她，她是否同意他的看法。
「我認為你可以當作家，」她友善地說，「但你得做出決定，你是否想過這種艱苦的生活。」
「為什麼不說說發生了什麼？」（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