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西爾弗伯格短篇科幻小說集第西爾弗伯格短篇科幻小說集

1963年3月23日，摘除了一條狗的肝髒，代之以非親緣關系雜種狗提供的肝髒。 對其進行4個月的咪唑硫嘌呤治療，然後停止全部治療。 移植器官後，狗健康地生活6年又9個月。 
戰爭仍然在進行。 我記得這是第14個年頭了。 當然，現在他們已不再進行殺戮。 大約從1993年以來，他們沒有地面交鋒。 自從征募器官法生效後，肯定連一次也沒有。 老年人再也不能在戰場上損失青年的軀體了。 於是，機器人代替我們進行戰爭，他們的頭顱到處沖撞，發出巨大的金屬叮當聲；他們布設地雷，向著敵人拉動傳感器，在敵人的屏障下挖掘隧道，等等，等等。 此外，當然還有准軍事行動——經濟制裁，第3動力封鎖，從冷酷無情的軌道衛星上發射壓倒一切的電視廣播宣傳，以及諸如此類的行動。 這是一場比他們以前發動的更加難以捉摸的戰爭：沒有死亡。 但是它依然消耗國民資源。 本年度征稅又有提高，已經連續五、六年了，而他們因為銅的短缺，剛剛強行加征了含金屬貨物的和平時期附加稅。 我們曾經一度希望瘋瘋顛顛的領導人可能死去，或者至少由於健康原因退休，患著潰瘍、帶狀泡疹、疥癬或遲疑症蹣蹣跚跚地到鄉村別墅去，讓新的富有和解精神的人接替職務。 然而現在，他們——我們的參議員、內閣閣員、將軍和決策者——卻一直活下去，不滅不死，又不清不醒。 他們的戰爭——那場荒謬的、不可理解的、殘忍的、自我滿足的戰爭——也一直進行下去。 
我認識一些逃到比利時、瑞典或巴拉圭以及通過了軀體神聖法的國家去政治避難的人。 他們年紀和我一樣大，或者稍微大一點。 大約有20個這樣的國家，其中一半是最進步的國家，一半是最反動的國家。 可是逃走有什麼意思呢？我不願過流亡的生活。 我要留在這裏進行鬥爭。 
自然，他們不要求被征募者獻出心髒、肝髒或者其他與生命攸關的器官，比方說延髓。 還沒有到達政府認為能夠制訂致命征募法的階段。 到目前為止，腎髒和肺髒等成雙的，並非不可分割的器官仍然是征募的主要對象。 不過，倘若研究一下世代以來的征募歷史的話，你就能發現，征募法總是成弧線從合理的需要上升到徹頭徹尾的瘋狂程度的。 他們總是從得手指進而要手臂，從得寸腸進而要全腸。 請你相信我的話，再過50年他們會征募你的心、胃和大腦；假如他們掌握了大腦移植術，那麼無論誰的腦殼也都將不保。 那將是再一次用人做祭品了。 我們和阿茲台克人①的惟一區別在於我們有麻醉術、抗菌法和無菌操作術，我們挖出受害者的心髒用的不是黑曜岩刀，而是手術刀。 
【①墨西哥印第安人。 】
克服同種異體排斥反應法
免疫性同種異體排斥反應是普遍存在的。 從發現這一反應到消除它，是一個艱難的曆程。 這種旨在進行治療的消除這一反應的手段雖然較為有效，但絕非令人滿意。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我們只能簡略地敘述一下。 1950年出現了免疫生物學。 
它發現了各種減弱和消除被植者對同種異體植片反應的手段——諸如：非致死劑量的全身X射線照射、某些腎上腺類皮質激素，特別是腎上腺皮質激素療法。 這一發現對研究的主要方向，開始產生了影響，並且使人們相信臨床上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法已經為期不遠了。 50年代末，諸如6一硫基嘌呤之類的強力抑制免疫藥物表明，可以中止狗對異體同種植片的反應。 不久之後，這一原理就成功地應用於人類了。 
我所以抵制器官征募，是基於對形形色色暴政的空泛的、根深蒂固的厭惡呢，還是僅僅為了使個人的軀體保持完整無缺呢？原因可能是兩者都有。 我需要理想地論證其合理性嗎？難道我們終生沒有保有自己與生俱來的腎髒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嗎？
征募法是由老年人的政府通過的。 可以肯定，一切有損於年輕人福利的法律，都是老態龍鐘的、病態的老年人制訂的。 他們身患心絞痛、動脈粥樣硬化、漏鬥脫垂、暴發性心室炎和血管擴張症。 問題在於沒有足夠數量的年輕人死於交通事故、成功的自殺、跳水失誤、觸電和踢足球受傷；因此出現了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 為不斷提供國家控制的屍體而進行的恢複死刑的努力，在法庭上敗了陣。 自願供獻器官綱領的實施也不太令人滿意，因為大部分供獻器官者都是死刑罪犯。 他們簽名供獻器官，是為了獲得提前從獄中釋放：一葉肺減刑5年，一只腎減刑3年，等等。 在這一條款下，獲釋的囚犯並不受郊區居民的歡迎。 與此同時，對器官的需求十分迫切，而且還在不斷增長；事實上，如果不迅速采用某種措施，許多長者就要死亡。 於是，4個党的參議員聯盟冒著為數不多的偏袒青年的參議員阻礙議事的威脅，強迫上院采納了器官征募法。 這一立法在眾議院很容易地獲得通過，因為在眾議院中誰也不理會需要投票表決的法案條文，而且，關於這個法案，人們曾經傳說，如果得到通過，那麼只要有政治吸引力的任何過了65歲的人，都可以指望多活二、三十年。 對一個眾議員來說，這意味著轉眼之間可以連任10屆到15屆。 當然，法院提出了反對，可是那有什麼用呢？最高法院的11名法官的平均年齡是78歲。 他們是世間凡人，終不免一死。 他們需要我們的血肉。 假使他們現在拋棄了器官征募法，那他們就是簽署了自己的死命狀子。 
我在大學當了一年的反器官征募運動主席。 我們是軀體神聖聯盟在國內組織的第6個或第7個地方分會，是名副其實的積極分子。 主要活動是在器官征募委員會辦公室前面來回遊行，舉著的標語牌上寫著：
衛護腎的機能和：
軀體是人的堡壘以及：
征募器官的權力
即毀滅生命的權力
可是，我從來沒有采取過像用炸彈炸掉器官移植中心啦，或者劫持冷藏卡車啦等暴力行動。 和平鼓動，這就是我們的格言。 一次，有兩個成員想讓我們轉而采取更加激烈的方針，我便做了兩個小時的即席發言，申明采取穩健行動的理由。 不消說，我一達到了條件，便被征募了。 
「我理解你對征募所抱的敵對情緒，」我的大學顧問說，「為交出軀體上的重要器官而感到不安，當然是正常的現象。 但是，你應當考慮到它所帶來的補償的有科條件。 一旦你獻出了一個器官，你就會列入6－A等級，成為優先受植者，並且永遠載入6．A花名冊。 你當然懂得，這意味著即使你個人和職業上其他資曆並不符合標准（比方說，你的前程不能達到預定的目標而淪為體力勞動者），一旦你自己需要器官移植的話，你就會自然而然地有權利享受器官移植。 一般說來，如果你得了心髒病。 你不會首先得到惠顧的，但是，你的優先受植者的地位將解救你。 你將得到再生，我的孩子。 」
我指出了這件事所固有的謬誤。 隨著應征者人數的增加——這將會囊括人口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人口——最後，每個人都由於供獻器官而取得6－A優先受植者的地位，優先受植者一語就失去了任何意義，這又有什麼用呢？獻過器官者的健康惡化時，每個人都會把賭注押在器官移植權利上面，這終將導致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 到時候，他們為了在6－A等級中決定誰先誰後，不得不根據個人以及職業上的成就來排順序。 我們就又會回到現在的地位了。 
腎髒同種異體移植前和移植後頭4個月內，接受抗淋巴細胞球蛋白（ALG）療法的患者的病程。 供獻器官者是患者的兄長。 沒有出現早期排斥反應。 手術後40天開始強的松治療。 球蛋白治療停止後，不知不覺地突然出現了後期排斥反應。 對這一反應進行了類固醇治療，劑量在維持量內緩慢增加。 這種治療，在20例接受ALG治療的家族內植片受植患者中，僅有2例推遲了並發症的發生。 在對其後的病例觀察中，其比率之低大致相同。 （原載《婦產科學》126期，1968年，第1023頁，經准許摘引如上。 ）
於是，今天我准時到了器官移植廳，進行身體檢查。 我的幾位朋友認為我前去報到是一種失策。 他們說，如果你想抵制，那就應該在這一過程的每一環節上進行抵制。 用純粹理想的（和意識形態的）話來說，我覺得他們的話是對的。 等著讓他們說：「我們需要你的腎髒，年輕人。 」到那時候，如果我最終選擇了抵制這一條路的話，我就可以抵制。 （我為什麼左右搖擺呢？難道我不是完全相信整個器官征募制度是不公平的嗎？我不曉得是否公平。 我甚至確定不了我是否在搖擺不定。 前去報到體檢並不當真就是出賣給這一制度。 ）我終於去了。 他們用手叩叩這裏。 用X光照照那裏，又瞧瞧別的地方。 請張開嘴巴。 請彎腰。 請咳嗽。 請伸出左臂。 他們叫我在一套診斷機前面走過，我站在那裏等著紅燈閃光——歪一歪，走吧！——然而，像預料的那樣，我的健康情況完好，合乎應征條件。 之後，我見到凱特，我們手拉手在公園裏漫步，觀看落日的餘暉，商量著一旦下達了召令，而且真的下達召令時，我該怎麼辦。 真的？那是癡心妄想，小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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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引以自豪的另一件事情，是不成雙器官的自願捐獻計劃。 這與征募毫無關系。 征募——起碼到目前為止——只是征用成雙的器官，即獻出之後不會危及生命的器官。 過去20年以來，隨便走進美國哪一家醫院，簽署一張簡單的讓渡書，就可以讓外科大夫給你開刀。 眼睛、肺髒、心髒、腸子、胰腺、肝髒——任何器官，你全都可以給他們。 這種辦法常常稱為較為單純時代的自殺。 特別是在勞動力短缺的時代，它遭到了社會的反對。 現在我們勞動力過剩了，盡管從本世紀中葉以來，我們的人口增長十分緩慢，而取代勞動力的機械化裝置和過程的發展，卻相當迅速，甚至成幾次冪地發展。 因此，這種自願全部捐獻被認為是對社會最有效的功績。 它把年輕的健康軀體從勞動大軍中除去，同時還保證了年長的政治家主要器官的供應不會相對減少。 當然你要自願捐獻的話，那你必定是發了瘋，可是在我們社會裏，從來不缺少瘋子。 
如果憑了某種僥幸，你在21歲的時候並沒有被征募，那你就安全了。 人們告訴我，確有一些人進出過羅網。 現在在全部征募庫中，我們的人數超過了需要移植的患者。 可是比率在迅速地變化。 相對來說，征募立法還是比較新的立法。 不久，他們就會使合格的應征者庫趨於枯竭，那時又怎麼辦呢？如今出生率低下；潛在的應征者數目有限。 死亡率則更加低下；而對器官的需求則是無休無止的。 如果我要活下去，那我只能給你一只腎；可是，由於你不斷地活下去，可能不只需要一次腎移植。 一些受植者可能需要五六副腎和肺，直到他們最後活到170歲左右，再也沒有希望進行修補為止。 又由於器官捐獻者在生命後期也開始征用器官，對21歲以下的人群的壓力甚至會更大。 需要移植者的人數將超過能夠捐獻器官的人數，應征者庫中的每一個人都要受到宰割。 然後呢？唔，他們就把應征年齡降低到17歲，或者16歲，甚至降到14歲。 即使如此，那也只是短期的解決辦法。 捐獻的器官遲早會不夠分配的。 
我是留下來呢，逃跑呢，還是到法院申訴呢？時間快沒有了。 再過幾周，召令肯定會下達的。 我不由地覺得脊梁骨上有一種難耐的感覺，似乎什麼人在一聲不響地鋸我的腎髒。 
同類相食。 本世紀初，古人類學家在北京東南25英裏龍骨山的周口店，發掘了一個洞穴，發現了北京人（Pithacanthro－pusPekinensis）的顱骨化石。 頭蓋骨是從底部斷裂下來的。 這使得龍骨山發掘工作指揮弗蘭茲·魏登裏希推測，北京人是食人肉者。 北京人殺掉同類，從頭蓋骨底部的開口把受害者的腦漿吸出來，燒熟了享宴一番——現場還有爐子和木炭——然後把頭蓋骨當做戰利品放在洞穴中。 吃敵人的肉來吸收他的技藝、力量、知識、成就和美德。 
人類花了50萬年的時間，才從同類相食的習性中掙紮出來。 然而我們並沒有丟掉往昔的渴求，對嗎？吞噬那些比你年輕、健壯、敏捷的人，以圖有所收益，依然是心安理得的。 我們僅僅是改進了技術而已。 因此，他們現在生吃我們，那些老家夥，他們把我們吞下去，吞下一個器官又一個悸動著的器官。 這難道算是改善？
起碼來說，北京人還是把肉煮熟了來吃的。 
在我們美好的新社會裏，大家都平等地分享醫學成果。 那些身立功勳的年長公民，不必慮及他們的美德和聲望將只會以冰冷的墓穴作為報答——我們一直在贊美著墓穴。 所有的人對於器官征募都非常高興——當然，幾個掃興的被征募者例外。 
棘手的是優先權問題。 誰得到貯存的器官呢？他們有一套精心炮制的系統，以便規定各種等級。 假如利用一台大的計算機進行抽簽，就能保證絕對的、神奇的公正。 你用優秀的工作成績獲得拯救，職業上的成績或者日常生活中的善行，使你獲得沿階梯把你推上去，一直達到最高優先等級，達到4－G或者更高的分數。 毋庸置疑，分級系統是不偏不倚的，也是公正地分級的。 可是，這種分級究竟是合理的嗎？它為什麼人的需求服務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1943年，北非的美國軍事人員，缺乏新發明的藥物青黴素。 有兩部分士兵需要用它治療：在戰鬥中負傷而感染的士兵和生性病的士兵。 一名低級醫官出於顯然的道德原則，決定負傷的英雄比放縱自己的梅毒患者更需要治療。 但是，責任醫官否決了他的決定。 他說，如果治療性病患者，那他們會更快地恢複健康投入戰鬥。 此外，倘若他們得不到治療，他們就會成為進一步傳染的媒介。 於是，他把青黴素投給了性病患者，讓負傷的士兵躺在床上痛苦呻吟。 戰場上的邏輯是不可變更，也是不容置疑的。 
生命的巨大鎖鏈。 小浮遊生物為大浮遊生物吞食，大浮遊生物是小魚的犧牲品，而小魚又是大魚的犧牲品，由此類推直至金槍魚、海豚和鯊魚。 我吃海豚的肉，因而健壯，朝氣蓬勃，養肥了自己，並且在充滿活力的器官中將精力貯存起來。 可是我又被枯萎凋謝的長者所吃掉。 一切生命都聯系在一起。 我看到了我的歸宿。 
早先，被植器官受到的排斥反映是一大難題。 這是多大的浪費！軀體不能夠區分異體的卻是有益的器官和一個入侵的、敵對的微生物。 稱之謂免疫反應的機制被調動起來，去驅逐入侵者。 在入侵時刻，酶起了作用，進行了旨在撕碎、溶化異物的局部戰爭。 白血球經由循環系統大量進入戰鬥，警覺的吞噬細胞向前挺進。 從淋巴網絡開來了抗體，這是一種高能蛋白質導彈。 
在器官移植技術發展之前，必須找到抵制免疫反應的措施。 藥物、放射線治療和代謝作用休克——非此即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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