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激蕩三十年第激蕩三十年

1第一家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網絡概念股不是新浪，而是由香港人葉克勇創辦的中華網。
葉於1995年搶注china.com。
1999年7月14日，中華網搶先上市，融資9600萬美元。
中華網除了收購過幾家國內網絡公司之外，並無重大作為，然而它卻靠「中國概念」在美國股市大受追捧。
1999年11月，中美達成wto准入協議，中華網股價一天之內飆漲75，其股價一度被推高到令人咋舌的每股300美元，公司市值50多億美元，相當於電信制造業巨頭愛立信當時的市值。
2007年，中華網股價徘徊在5到10美元之間。
入世與出局我們還太嫩，我們公司經過十年的順利發展沒有經曆過挫折，不經過挫折，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確道路。
磨難是一筆財富，而我們沒有經過磨難，這是我們最大的弱點。
——任正非，華為的冬天》，2001年發生在中國股市的激烈辯論以及藍田、中科創業式的醜聞，在今後的幾年裏還將此起彼伏地上演，一直到2004年的夏天才會有一個階段性的了結。
1現在，讓我們再次回到宏大的時代敘述中。
天才的英國女小說家弗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曾經講過一句很神秘的話，她說：「1910年的12月，或在此前後，人性發生了變化。」
西方文學史家據此將這一年份視為現代主義文學時代的開端。
在當代史上，2001年便是一個發生了「本質變化」的年份。
在後來的很多年裏，當曆史學家開始敘述21世紀的時候，他們往往會以2001年9月11日作為起點。
這幾乎是一個沒有預兆的日子。
美國時間上午8點45分，一架波音767在飛離波士頓洛根國際機場不久後就被劫持，撞紐約曼哈頓的標志性建築——世貿中心的北樓，第二架飛機撞南樓，曾經是「世界第一高樓」的世貿中心在濃霧中轟然倒塌。
‧點45分，接著又有飛機被劫持後撞向五角大樓一角，此次連環襲擊造成3646人死亡。
「9•11事件」讓美國陷入了極度恐慌，同時也引起了全世界的空前震驚。
來自阿富汗的恐怖主義組織「基地組織」和它的領導人本•拉登宣布對這一事件負責。
一個月後，美國隨即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到2005年，美國再次以反對恐怖主義為由發動了伊拉克戰爭。
「9•11」徹底改變了人們，特別是美國人對世界的基本判斷。
新聞周刊》把「9•11」看做是一個純真年代結束的標志。
在過去的10年裏，隨著蘇聯的解體和東歐諸國的變色，人們已經從「冷戰」鐵幕中走出，一個新的以全球商業主義為核心、以經濟發展為主旋律的國際秩序開始形成。
每個國家都在適應這個新的現實，一些過去為自身古代文明而驕傲的國家現在爭當「新興市場」，過去超級大國的峰會甚至聯合國大會的風光都讓位給每年在瑞士舉辦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推動曆史的力量似乎不再是戰爭、意識形態和權力政治，而是經濟、資本和技術。
然而，「9•11」的發生突然打斷了這一切，本•拉登以極端的方式宣告了一種新戰爭形式的誕生——恐怖戰，恐怖組織成為一支非國家卻對國際安全產生重大影響的力量。
全球的政治格局重陷混亂，至今混沌未解。
世界銀行在該年度世界發展報告》中說，「當意識形態的戰爭剛剛告一段落之後，東西方再次以宗教見解的分歧展開了對峙，這對於全球經濟的影響將是更為深遠的。」
如果說，「9•11」改變了美國對世界的態度的話，那麼，也是在2001年發生的安然事件和世界通信公司醜聞則讓人們對美國公司的監管制度產生了質疑。
安然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公司，在財富》雜志公布的20第七，全年銷售額超過1000億美元。
這家公司一直是華爾街競相追捧的寵兒，它連續4年當選為「美國最具創新精神的公司」，安然股票是所有的證券評級機構都強力推薦的績優股，股價高達七十多美元並且仍然呈上升之勢。
可是，就在這年初，它被發現存在財務報告作假的嫌疑。
它的高管層一直在悄悄地拋出手中的股票套現，而全球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安達信公司也深度參與到作假事件之中。
到8月份，猜測被證實，安然股價大跌，到12月2日，安然不得不申請破產保護，安達信受牽累被迫放棄在美國的全部審計業務，並最終被肢解。
與安然事件幾乎同時發作的還有美國世通公司mci的財務醜聞，這家全美第二大長途電信公司被發現在過去的兩年裏通過虛構營業收入、誇大利潤等手法欺騙投資人。
到2002年7月，深陷造假賬風波的世通公司以不堪負債300億美元而申請破產保護，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宗公司破產案。
這就是2001年的美國。
「9•11」事件、安然和世通醜聞以及餘波蕩漾的納斯達克股災，讓這個全球第一大國的外交政治及國內經濟突然變得動蕩不已。
也就在同時，在遙遠的中國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
1這裏也正發生著幾件重大的、影響深遠的事情，不過卻要喜慶和光亮得多。
這年7月13日，北京時間22點整，萬眾矚目的2008年奧運會舉辦城市終於在莫斯科國際奧委會第112次全會中揭曉。
中國的北京、加拿大的多倫多、法國的巴黎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進入了最後的角逐。
在一片寂靜之中，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宣布最終的當選城市，他只用雄渾的聲音說了一個詞：beijing！千裏之外的華夏大地頓時一片沸騰、煙花滿天。
北京宣布計劃投入2800億元用於基礎設施和場館建設。
中國社科院預測，在今後幾年內奧運經濟將使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加0.5％，一直到2008年，奧運會一直是中國宏觀景氣持續上揚的重要投資拉動和心理期盼因素之一。
月7日，中國男子足球隊在沈陽五裏河球場以1:0戰勝阿曼隊，曆史性地沖進了世界杯決賽圈。
那又是一個無比歡騰的不眠之夜，足球是「中國第一體育運動」，男足出線實現了國人呐喊多年的「沖出亞洲，走向世界」的夢想，被認為是中國崛起的象征性事件之一。
月10日，又是一個曆史性的時刻。
這天下午，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辦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國家以全體協商一致的方式，審議並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的決定。
中國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代表中國政府在議定書上簽字。
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世貿組織總幹事穆爾對新華社記者說：「中國入世，是我一生最榮耀的時刻。」
申奧成功、男足出線、加入世貿，這一連串的大喜事齊齊擠到了2001年，令中國人在新世紀的伊始就赫然有一種「大起」的感覺，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幸福和滿足感。
也正因為如此，「2001是中國年」的說法不脛而走。
就在中國加入wto的前後，預言中國的未來與走向成為全球經濟圈最熱門的話題。
日本通產省在一份白皮書中首次提到，中國已成為「世界的工廠」，在彩電、洗衣機、冰箱、空調、微波爐、摩托車等產品中，「中國制造」均已在世界市場份額中名列第一。
經濟學家進而認為，中國公司將像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一樣，開始征服全球的旅程。
與此相關，「中國威脅論」也悄然興起。
當然，跟上述觀點完全不同的聲音也出現了。
一些學者預測，隨著市場的日漸開放和跨國資本的蜂擁而來，早已搖搖欲墜的國有經濟體制將不堪一擊，那些老邁和缺乏活力的國有企業將很快被逐出市場，這將影響中國經濟的宏觀穩定和持續發展。
一個名叫章家敦的美國華裔律師還出版了中國即將崩潰》一書，聲稱中國經濟繁榮是虛假的，在加入wto後的強勁沖擊下，中國的現行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只能堅持5年。
投資銀行所羅門美邦則預言，中國加入wto的前5年將會出現4000萬人失業，嚴重的就業壓力將遲早把這個國家壓垮。
與此近似的論點還認為，中國以高投入、低產出為特征的經濟增長模式和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礎上的發展模式，正在步入死胡同，中國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長將難以為繼。
入世與出局若幹年後的事實將證明，上述的所有預言都沒有「自我實現」，中國的經濟和企業成長，仍在按自己的邏輯曲折前行，而與那些過於樂觀或悲觀的猜想無關。
自1991年費正清去世之後，西方主流世界再沒有出現第二個客觀而清醒地了解中國的觀察家。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主編張力奮寫道：「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經濟活力的一個標志是，幾乎每隔幾年，中外經濟學家們就不得不換一套思路，采用新的語言或概念，來描述分析中國新的經濟現象。
中國經濟的命運，正是在這些框架與概念的轉換中，慢慢脫胎換骨，與國際遊戲規則的共同語言日益投機，漸而接軌上路。」
秋季，紐約時報》采訪不確定的年代》作者、曾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的約翰•加爾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請他談談未來的中美關系。
94歲的加氏剛剛從另一個正在崛起的東方國家印度歸來，他用敬畏的口吻說，「在那裏，我一半的知識是錯的，另一半是沒有用的。」
對於中國，他說，「我們對中國的很多預言都僅僅是一己的猜想。」
對中國的影響是一個持續而漫長的過程，在漸進式變革的中國，從來沒有一種變化是旦夕生成的。
事實上，開始於1998年的「國退民進」便是應對這一變局的重大戰略決策，國有資本集團的進退及重組無一不是根據wto的市場開放時間表來制定的。
對於另外一個利益集團——跨國公司而言，中國加入wto也同樣意味著戰略的重大調整。
它在三個層面上發生的變化是顯著的。
一是跨國公司的行業選擇出現了微妙的轉變，它們開始從競爭性領域進入壟斷或准壟斷領域。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曾經發現了一個很獨特的「中國特例」。
一般而言，跨國公司進入發展中國家，往往會選擇資源性的、與政府關聯緊密、資本投入較大的領域，如能源、金融、電信等，然而它們在中國的戰略卻全然不同。
在改革開放的前、中期，進入中國的跨國企業絕大多數是在完全競爭市場領域，獲得最大成功的是生產飲料的可口可樂和生產洗發水的寶潔，以及家電業的日本公司。
很多歐美經濟學家對此頗為不解。
黃亞生的解釋是：跨國公司在一開始都從人口的數量上來想象中國市場，而國內企業又都不堪一擊；其次，這些外國人還不知道如何跟計劃體制中的政府官員建立關系，也不知道如何通過影響中央政策來博取利益。
十多年之後，情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特別是2002年之後，黃亞生發現的這個「規律」便失效了。
在消費品領域跟中國新興公司殺得難分難解的跨國企業——譬如在家電領域，如果不是本土企業犯下致命的錯誤，跨國品牌很可能全軍覆沒——開始轉入資源性行業，它們獲得了優先的投資合作權。
最有說服力的案例是通用電氣的戰略轉變，這家在1992年就進入中國的大公司一直發展很不順利，它生產的燈泡無法跟鄉鎮企業競爭，即便是「全球第一ceo」韋爾奇也對此徒呼奈何。
2001年，在臨退休前，當有記者問及他對中國市場的看法時，韋爾奇說，「我10年來一直往那兒跑，而我每次到那兒，都會笑話自己上次來時知道的那麼少。
那個地方這麼大，這麼複雜。
我搞不懂，真的搞不懂。
這也許是我要退休的原因——該由別人把它搞懂。」
通用電氣在中國的轉機發生在他的繼任者伊梅爾特手上，他將投資重點從民用產品轉移到了技術含量更高的基礎工程上，通用電氣的工業照明、醫療設備、燃氣輪機、風機、水電發電設備、飛機發動機、工業性集團的電力輸送等項目投資都在中國獲得很好的回報，這些領域絕大多數是民營資本的禁入地帶。
二是跨國公司的金融性投資大大增加。
2001年之前，在中國獲得成功並廣為人知的全是實業投資型企業。
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被稱為「門口野蠻人」的國際金融資本開始躍躍欲試。
然而，由於中國匯率制度的獨立性，它們很難找到切入的機會。
1998年，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對香港的狙擊被證明是一次失敗的試驗。
中國加入wto之後，金融市場的開放被排上了時間表，各大跨國金融機構明顯加快了對中國的業務布局。
就在2001年前後，匯豐、花旗、友邦、渣打等銀行相繼把地區總部從新加坡或香港遷到了上海。
之前已經暗中布局的金融投資公司也開始浮出水面。
這年10月，創刊不久的經濟觀察報》披露一條新聞：早在6年前，摩根士丹利就與中國建設銀行等組建了「迄今為止本土唯一和最優秀的一家合資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公司（中金公司）」，並持有35％的股份。
1過去幾年裏，幾乎所有的大型國有壟斷企業的資本重組都與中金有關，它分別為中國電信、中國石油以及中國聯通、中國移動在國際資本市場共融資190.8億美元，協助中國電信以93億美元收購江蘇、福建、河南及海南四省移動通信資產，作為聯席主承銷商，為中國電信增發股票募集資金20億美元，還為國家電力公司和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發行50億元人民幣的企業債券。
這些業務為中金贏得200第一的榮譽。
2001年10月，中國首次允許外資介入不良資產處置，在第一次招標會上，摩根士丹利獨家獲得價值108億元人民幣的資產包，這些不良資產分布在全國18個省市，涉及地產、紡織、冶金、醫藥等行業的254個公司和工廠，其中絕大多數為國有企業。
很顯然，這些不良資產是「國退民進」戰略產生的剩餘價值。
經濟觀察報》記者寫道：「摩根士丹利分享中國企業海內外融資的巨大利潤的同時，也遭到無數同行的羨慕和嫉妒……為什麼是摩根士丹利？為什麼是35％？據見證過當年合資全過程的人回憶，中國資本市場的准入並沒有法律的硬性限制性規定，實質性的門檻在於政策審批「紅線」。
像當年大多數合資企業一樣，只不過資本市場的開放更敏感更謹慎一些。
也許是合資方更努力更積極一些吧。
過來人也並不能說出個子醜寅卯來。」
入世與出局三是跨國企業的獨資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在過去的很多年裏，外資辦廠都要在國內有一個合資的夥伴，譬如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在各地的罐裝廠都必須與國營糧油公司合資，寶潔的合作對象則被規定為地方國營的日化工廠。
如今這個限制逐漸取消，一些已經合資的跨國企業自以為立足已穩，於是便通過各種手法逼退中方的投資人。
這年冬天，日本松下向媒體證實，「在中國設立的50家松下合資企業都將謀求獨資。」
生產手機的美國摩托羅拉公司也做出了這樣的決策。
第一次把全球董事會選在北京舉行，它在中國的投資占其總投資額的9％，而獲得的回報卻達到總利潤的17％。
董事會決定在未來5年內對中國的投資增加到100億美元，同時，董事們認定「獨資是中國入世後合資公司的一個自然選擇。」
當時該公司在中國的最大合資企業是浙江的東方通信，美方向中方董事長施繼興提出，要麼中方出讓股份，要麼美方退出合資。
施繼興選擇了第二方案，摩托羅拉隨即退出並停止了一切技術支持。
獨資行動更為堅決並不惜與中方「兵戎相見」的還有百事可樂。
百事當時在中國已經設立了15家合資罐裝廠，這年9月，百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在山東成立獨資公司，宣布將青島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而此前百事已經在山東成立了合資工廠，兩家百事公司針對青島市場展開了價格戰，一時間讓外界看得一頭霧水。
百事還試圖逼退四川成都的中方合作者，在談判不合的情況下，美方宣布大幅提高濃縮液價格，並不批准四川百事生產更多牌子的飲料。
美方的強蠻引起了中方合資罐裝廠的集體反抗和抵制。
2002年3月，美方宣布解聘「抵制聯盟」的領頭人、上海百事中方總經理陳秋芳。
7月，15家罐裝廠中的14家在成都召開新聞發布會，聯合指責百事公司。
一個月後，美國百事可樂公司以審計不成為由，向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法院提出與成都的中方合作者解除合作的請求，此案被稱為「中國加入wto第一仲裁案」。
瑞典法庭最終以不構成根本違約的「不配合檢查」和「跨區銷售」，裁決終止商標許可合同和濃縮液供應協議，百事完勝。
我國合同法》主起草人梁慧星教授認為，「百事仲裁風波」實質是跨國資本趁中國加入wto之際，利用中國法律和管理出現真空，加速進行掠奪性擴張。
這一風波還有一個值得記錄的後續細節是，時隔5年後的2006年4月，曾經參與本案並力主向瑞典法庭仲裁的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委員王生長因涉嫌經濟問題被捕。
新華社在報道中認定，「王生長私分國有財產並涉嫌受賄，其在百事仲裁風波中所發揮的作用遭受質疑。」
百事中國公司對此「不予評論」。
1在跨國資本不斷滲透、國有資本強勢重組的同時，「第三力量」民營資本看上去像一個棋局之外的旁觀者。
在這30年的中國企業史上，不同性質的資本之間的博弈一直是困擾和推進中國經濟起伏的主要因素。
隨著中國加入wto，三大資本集團的博弈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衍變，兩大強勢資本在利益分配和重組上達成了新的共識，在眾多的競爭性市場獲得極大成功的民營資本則越來越被邊緣化了。
只有極少數的人獲得了象征性的成功。
這一年，至少有三個人在一向不對民營資本開放的領域取得了突破。
第一個是著名的四川劉家兄弟的老三劉永好。
月，劉永好宣布持有民生銀行第一大股東。
因為在金融領域的豐厚斬獲，劉家兄弟在年底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重返「首富」寶座。
民生銀行創建於改革氣氛空前濃烈的1996年。
在當時的全國工商聯主席、老資格的金融專家經叔平的倡議下，國務院批准成立了第一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民生銀行。
經叔平出任董事長，發起的股東中包括幾個加入全國工商聯的知名民營企業家，其中，出任副主席的劉永好出資第一批股東單位。
就這樣，在國有銀行全面壟斷的金融領域，民生銀行背靠半官方色彩的全國工商聯得以出世，它固然弱小，卻是唯一試驗性質的、產權清晰的商業銀行。
在後來幾年裏，宏觀形勢動蕩，民生銀行效益起伏頗大，股東幾進幾出。
眼光遠大的劉永好卻堅持不懈地收購著民生銀行的股份，其持股比例悄然上升。
2000年11月，民生銀行獲准在上海證交所掛牌上市，其獨特身份引來資本市場的追捧，申購新股凍結資金超過4000億元，創下當時的全國紀錄。
劉家兄弟當年靠養鵪鶉起家，靠生產飼料致富，如今又因特殊機緣曲折進入金融領域，自然引來人們無窮的羨慕與猜想。
與劉永好一樣，同為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或常委）、靠民生銀行的改革效應而進入金融領域的民營企業家還有東方集團的張宏偉和泛海集團的盧志強等人。
在2001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劉永好和他的家族赫然排名榜首，張、盧則分列第第36位。
如果說劉永好等人是因「改革示範」而巧入壟斷之局的話，那麼，吳鷹和他的小靈通則得益於國有壟斷企業之間的內戰。
同樣是在這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吳鷹名列第19位。
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隨著手機的普及，移動通信產業空前興旺，而控制這個市場的是兩大移動服務商——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它們賺得盆滿缽滿，相對而言，過去的行業老大中國電信則因為只能從事固定電話業務而無法分到一杯羹。
就在這樣的時候，曾經在著名的美國貝爾實驗室工作過的中國留學生吳鷹看到了切入的商機。
他把一項由日本人發明的phs（流動市話）無線技術引入了中國。
這種技術可利用已有的固定電話網、以無線接入的方式提供無線通信服務。
它最大的弱點是信號很差，有時候在房屋內甚至收聽不暢，因此在發明地日本，這是一個被放棄的邊緣性技術。
可是在中國，它卻成了中國電信的「救命稻草」，因為有了這個技術，就可以曲線進入移動電信市場，而兩大移動服務商高昂的通話服務費用，無疑為中國電信的進入提供了巨大的利益空間。
吳鷹成立的ut斯達康公司成了phs項目的設備供應商，他為這款手機起名叫「小靈通」。
第一個「小靈通」無線市話試點在浙江省餘杭市開通。
當地消費者被告知，小靈通的通話費是3分鐘0.2元，而中國移動或中國聯通的gs*m手機是1分鐘0.5元，價差7.5倍，再加上小靈通接來電不收費，同樣一通電話，小靈通和gs*m之間價差在10倍左右。
僅僅3個月，餘杭的小靈通用戶數就趕上了移動和聯通用戶的總和。
小靈通很快在浙江全境普及，並迅速被中國電信視為分搶移動業務的「唯一法寶」。
就這樣，一項邊緣技術意外地在中國引爆了一場壟斷企業之間的電信大戰。
中國電信在全國上百個城市同時推廣小靈通，而各地的移動服務商則一面狙擊小靈通的進入，一面不斷緊急上告信息產業部。
後者左右為難，一會兒宣布「小靈通是落後的技術，在全國範圍內要限制發展」，一會兒又宣稱「經過調查，小靈通是固定電話的補充和延伸，有條件地允許中國電信從事該業務」。
最轟動一時的新聞發生在2000年甘肅省蘭州市，蘭州電信給小靈通放了一個「6」字頭的局號，而蘭州的中國移動公司不承認這個「沒有經過信息產業部批准的號碼」，拒絕讓它進入移動網。
而一向牛氣的蘭州電信一氣之下幹脆斷了整個移動網與電信固定網的聯系，使幾十萬用戶在數十小時內手機與固定電話無法聯系，因此釀成了一起讓人啼笑皆非的重大事故。
到2001年，除了北京、上海等極少數大城市外，小靈通業務全線開通，用戶超過6000萬。
入世與出局中國電信對小靈通的強勢推廣，自然讓設備供應商ut斯達康獲得驚人的成長。
2000年3月3日，ut斯達康公司在美國上市。
在此後的連續17個季度裏，公司繪出了一道完美的成長曲線，其業績表現超過了華爾街的預期，即便是在納斯達克股災期間，它的股價也從來沒有低於20美元，是表現最為優異的中國股。
2002年，ut斯達康市值高達260億元。
一臉切•格瓦拉式絡腮胡子的吳鷹被視為傳奇式的ceo，他被評為「中國十大新銳人物」和「2001年中國十大最聚人氣企業家」，美國商業周刊》還曾將他選為拯救亞洲金融危機的「亞洲第三個值得記錄的人是李書福，這個草根型的企業家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張民營企業造車許可證。
這年第六批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一款名為「吉利jl6360」的陌生車型榜上有名。
在汽車史上，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件，因為吉利的出現意味著民營資本造汽車第一次得到了政府的正式首肯。
它被解讀成中國加入wto後的重大產業開放新聞。
不過，這一天距離跨國資本被允許進入中國汽車業已經過去了整整23年。
吉利汽車的主人是38歲的浙江台州人李書福，他造汽車有三個「先天不足」：只有1億元左右的自有資金；沒有任何汽車業的經驗和積累；沒有得到任何的政府支持。
但就是這麼一個門外莽漢最終撬開了死死關閉著的鐵門。
年，高中畢業的李書福向父親要了120元買了一架照相機，在台州街頭巷尾為路人拍照賺錢。
這是一個血液裏流淌著豪賭基因的人。
他曾回憶說，「小時候我賭過錢，比方說贏了1塊錢，全放下，變4塊了，全放下，變8塊了，再全放下，變16塊。
有些人贏了1塊錢，就收回5毛，他贏的錢明顯比我少得多。
但我這種弄法，可能最後一次全沒有了，一分也不剩。」
就如同他描述的，後來的二十多年裏，李書福每次都把他賺的錢「全放下」，賭到一個行業裏。
他拍照賺了點錢，一年後就去開了一家照相館，再多賺了點錢，一年後就去辦了一個冰箱配件廠，又賺到錢了，兩年後他索性辦起了一家名叫北極花的冰箱廠。
冰箱廠竟還是很賺錢，他很快成了當地有名的千萬富翁。
可就在這時，發生了1989年的宏觀調控，政治氣氛空前緊張，私營經濟遭遇寒流，一些業主紛紛把工廠上繳給了「集體」。
李書福一緊張，也把車間、庫存、土地連同工廠的存折都交了出去，他帶了上千萬元的現金跑到深圳大學去「進修」了。
躲過了一陣風頭後，李書福又回到台州繼續「放下」。
1993年，他決心要造摩托車。
當時沿海農村已經富裕起來，摩托車不僅成為年輕人追逐時髦的標志，還是貨物短途運輸最好的工具。
李書福一點也沒有做摩托車的經驗，不過，他天生就是繞開紅燈走的天才。
沒有技術，就四處挖人，沒有圖紙，就拆了別人的車子依葫蘆畫瓢。
最要緊的是沒有許可證，他跑到北京機械部的摩托車管理處，愣頭愣腦地問，「我們想生產摩托車，是不是你這裏批的？」被問的官員反問他，「你知道國家產業政策不？」李書福答，「報紙上登過。」
官員笑了，「看見了不就行了嘛，你還來幹什麼呢？」李書福摸摸頭皮不知道怎麼回答了。
第一次「跑部」1就碰壁，不過還是沒有難住李書福，他很快找到一家瀕臨倒閉的國有摩托車廠，花錢「買」了一張許可證。
李書福在摩托車上的成功源於他的「仿制才能」。
當時台灣的光陽公司剛剛生產出一款踏板式摩托車，很受女性騎士的歡迎，李書福當即把它引了進來，成了大陸第一家生產該款摩托車的廠家。
吉利摩托車的成功，讓李書福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
1997年，這個不安分的台州人突發奇想，宣布要造汽車。
當時中國的汽車產業可用八個字來形容，「暴利可期，布局已成」。
宏觀來看，亞洲金融風暴後，中央政府試圖啟動內需市場，汽車與房地產成了新的消費熱點。
從這一年起，家用轎車的擁有量連年翻番。
眾多專家紛紛預言，中國的家用轎車時代已經到來了。
與此相關的是，汽車行業的暴利現象已昭然若揭。
有人將中國與美國的轎車價格進行比較，同等性能的大眾甲殼蟲，中國的售價是美國的3.36倍，別克的售價比是2.36倍，豐田花冠的售價比是2.80倍。
讓人吃驚的暴利，無疑意味著汽車行業有著巨大的成長空間。
就產業現狀來看，卻是一派讓人莫名感慨的景象，在1978年國門洞開之時，跨國汽車公司就被獲准涉足中國汽車制造業，德國大眾，美國通用，法國標致，日本豐田、三菱及日產等紛紛選點設廠，中國民族汽車產業原有的紅旗牌及上海牌相繼被巧妙地消滅。
新華社記者、知名汽車觀察家李安定曾用「百病纏身」來形容國內的汽車工業：投資分散，開發能力差，生產成本高，銷售服務體系近乎原始。
他斷言，如果汽車業不能通過巨額資金的籌集來完成結構調整和重組，全軍覆沒絕非危言聳聽。
在這種大環境中，李書福貿然闖入，自是無人喝彩。
李書福當時擁有的資金是1億元左右，他大了膽子對外宣稱「投入5億元」，可是，即便是5億元這個「大數字」，在汽車業界聽來也是很可笑的。
與李書福同省的另一個著名民營企業家萬向集團的魯冠球當時也有造車夢想，他在汽車配件業已浸淫30年，一直渴望打通產業環節，造出中國轎車。
在蕭山家中，他常年把一張汽車風景畫掛在醒目的牆壁上，日日視之，夜夜思之。
當聽說名不見經傳的台州李書福要造汽車時，他大吃一驚，然後很老實地說，「造車一要政府許可支持，二要上百億元的資金，萬向還沒有准備好。」
李書福也沒有准備好，不過，他覺得造汽車很容易。
在一次采訪中，他輕描淡寫地說，「汽車不就是摩托車再加兩個輪子嗎？」事實上，他也正是用造摩托車的方式來造汽車。
跟以往一樣，他先選中了一個仿制的對象，那就是當時國內銷售最好的低價轎車天津夏利，設計師是廠裏幾個手藝高超的鈑金工，第一批轎車是用手工一榔頭一榔頭地敲打出來的，它的正式圖紙在投入批量生產的幾年後才被專業人員補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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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蕩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