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領導也是人第領導也是人

酷刑待遇不是誰想享受就享受得上的，得有好福氣。 享受另一種類型的刑罰就容易得多，不論福氣是好是壞。 我通過多年刻苦鑽研，在沒有拿國家一分錢科研經費的前提下，研究出幾種刑罰類型，名之曰飯刑文刑和會刑，特貢獻給讀者諸君。 
先說飯刑。 
飯刑好解釋，就是吃飯如受刑。 依我淺見，吃飯除了飽口福，主要是為活命，屬於生理需要，叫做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兩腿晃。 曾幾何時，吃飯不再是生理需要，而成為革命需要。 不是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就是做文章麼？革命成功，或說吃飯事業成功，這人想不升官，想不發財，人民群眾都不答應。 換言之，想升到高處，謀個好位置，必先請可以提拔你重用你的人吃飯革命；要拿大工程，弄大款項，也得請可給你工程可撥你資金的人革命吃飯。 只有革命事業幹好了，該吃你飯的人吃過你的飯，你的大額紅包才出得了手，才可能進一步走近人家，漸漸抵達終極目的。 從另一個角度說，有人請你吃飯革命，肯定是你有身份有地位有能耐，說白了是你大權在握，手裏掌控著可供支配資源，人家盯住你手裏大權，不請你革命，心裏難受。 明白了這個小道理，為什麼功成身退的原領導鮮有人再恭請革命，路旁乞丐餓得眼睛翻白也與革命無關，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我是俗人一個，不可能從沒動過升官發財的念想。 只是我自知命不帶財，亦無官運，請人革命請不出什麼效益，革命事業一直沒什麼建樹。 家底太薄，沒有有色收入來源，幾個小工資勉強糊得住自己嘴巴，革命本錢不夠，想請人也請不起。 先前在有錢部門當差，革命可以簽單，也想過請請有權人，終因書生氣太重，怕面子小請不動人家，自討沒趣，只好背叛革命。 如今到了清水衙門，上不管天，下不管地，中間不管空氣，再沒簽單便利，加上人近天命，已無進步可能，革命事業也就幾近荒廢。 
升官沒戲，發財無望，可被人拉出去吃飯革命的事還是經常發生的。 領導來了，陪的人太少，氣氛不足，顯得不夠尊重領導，有人會請去湊湊熱鬧。 或是外面來了人，說起湖南有個肖作家，大小書店隨處是他的破書，不知是驢是馬，囑牽出去遛遛，電話會打到我手機上。 我本來自卑感就強，加上五短身材，尖嘴猴腮，是絕對拿不出手的，見了高人，卵先縮三寸，哪裏還抬得起頭來？又沒什麼量，喝酒如喝農藥，兩口啤酒入喉，都會發酒瘋。 也就不敢敬人，更怕人敬，酒杯還沒上手，額頭早滲出冷汗，像偷人老婆，被赤身裸體抓了現場似的。 只得猛扒飯粒，儼然災區來的饑民。 急切之際，嘴巴張得天寬，滿嘴暴牙暴露無遺，若恰逢停電，黑暗裏有兩排白色厲牙一開一合的，還會把人嚇個半死。 或是猛喝茶水，喝得吱吱亂響，以壯自己狗膽。 茶水清熱解表，下肚成尿，又有借口頻頻往廁所跑，以逃避喝酒重任。 只是夜裏回家要做企業（起夜）家，還得加班加點，生產氮肥。 生產辛苦，難免影響睡眠，翌日出門，兩眼血絲，別人又疑心你在哪裏幹了一夜壞事。 
又想起人家不是專門請你來扒飯喝茶的，你總得維護維護領導威信。 領導無不高明賢明加英明，否則也上不到那個位置。 自然字字珠璣，句句真理，出口皆為指示精神。 我天生愚鈍，精神領會不夠，生怕回去貫徹得不全面，落實得不到位，有違領導信任，惶恐不已。 領導又是幽默的，說句什麼笑話，講個什麼段子，肯定會樂得滿座捧腹大笑，淚水鼻涕濕了一把又一把餐紙。 惟你缺乏笑神經，愣愣的怎麼也笑不出來，實在是不解風情。 光聽領導說話談笑還不夠，還得及時表揚表揚領導，或配合著說些笑話段子，逗領導和同志們開臉開心開胃。 我本屬草根民族，大半輩子破帽遮顏，沒見過什麼大人物，一到稍大點的場面，舌頭就打結生澀，話不成句。 出門前准備了一大籮恭維領導的美言，見著領導一激動，竟忘得幹幹淨淨，不知說什麼好。 平時倒也注意加強學習和提高，在報上網上見到可樂的笑話段子，立即抄到本子上，有事沒事就背上兩段，以備急時之需。 瞅准空檔，鼓足勇氣，將背熟的段子講給領導和同志們，講得有板有眼，聲情並茂，講得眉飛色舞，慷慨激昂，講得自己笑彎了腰，笑岔了氣，可止住笑，豎起腰，順過氣，再抬眼去瞧領導和各位，才發現座中誰都沒笑，一個個嚴肅認真地瞧著你這個說笑人，臉色僵硬，苦大仇深，且眼裏全是憐憫。 只好自摑嘴巴，手又抽風似的不聽使喚，找不到嘴巴在哪兒。 過後細想，領導和同志們講笑話段子，你該笑不笑，你講段子笑話，人家又有什麼義務一定得笑給你看？你以為你是領導！
白吃白喝不能予人好處，喝酒沒有酒量，領導說笑話講段子不會跟著歡笑，自己的笑話段子又逗不樂人家，還丟人現眼，這吃飯革命的美事於我也就成為苦事，每次一上桌便如坐針氈，無異於大刑在身。 受刑不免痛苦，從此碰上有人請吃飯革命，我也就條件反射，未曾革命先害怕得要命，像有人要掘祖墳似的，打死我都不幹。 只得很沒出息地賴在家裏，吃老婆做的粗茶淡飯，一瓢飲，一簞食，人不堪其憂，吾不改其樂。 老婆不會下達指示精神，無需我貫徹落實。 我老人家長相不雅，面目可憎，她也熟視無睹，跟沒看見一樣。 不用喝酒敬酒，那點死工資勉強夠買油鹽購柴米，借錢打酒又沒杜甫的面子，酒債尋常行處有，走到哪裏都有借。 更不用講段子說笑話，天天守著自家河東獅，她臉上有幾顆麻子，嘴裏有幾根獠牙，早數得一清二楚，自己身上的幽默細胞已然跑光，哪還開心得起來？這倒也腸胃安然，耳根清靜，吃飯只是吃飯，不再是革命需要，僅僅是生理需要。 吃飯回歸其本來意義，也就不再是畏途，更不是飯刑了。 
次說文刑。 
我的觀念老化，總覺得言為心聲，寫文章跟說話和放屁一樣，皆因有話要說才說，有屁要放才放。 話不說喉嚨癢，屁不放屁眼癢，有什麼想法不行諸於文，難免技癢手癢心癢，甚至食不甘味，寢不成眠。 也就是說，寫文章跟非革命性吃飯沒啥區別，是一種生理和心理需要。 原來人生在世，最管不住的是自己嘴巴，小民心裏憋屈，也會說怪話發牢騷。 最忍不過的是自己屁眼，皇帝也要放屁，不放難受，忍屁成疾。 最放不下的是手中筆頭，識得幾個字就有寫作願望，不一定寫道德文章，在廁所裏書上我是張三爸爸，或我跟李四姐姐睡過覺，也是一種很過癮的寫作。 想讀中小學那陣，同學們最怕寫作文，我寫起作文來卻毫無懼色，勇猛得很，視作文如紙老虎，跟美帝蘇修一樣，根本不可怕。 偶爾謀得本無頭無尾的舊書，在裏面碰到幾個不太常見的新語怪詞或生僻古奧的字，當即默記於心，或抄到隨身小本子裏，再現買現賣寫進作文，驚得語文老師杏眼圓睜，覺得我的學問和文才世間少有，常把我的大作當名著和範文，拿到課堂上朗讀給同學聽，要求同學們反複學習，認真領會，融會貫通，長大後好有足夠的才華去解放全人類，最後解放自己。 每次都樂得我尿濕褲襠，離校後又到處尋覓舊書老書，下次再如法炮制，哄騙老師，恐嚇同學。 
寫作文寫到這個份上，以後想放棄寫作，恐怕沒人做得到。 我也就一輩子戒不掉舞文弄墨的惡習。 不論在學校當老師，還是在政府修志書，有時間就躲起來寫寫劃劃，否則就像失了魂似的，神不守舍。 後來憑此做上重要部門秘書，還當了副主任和主任，正好發狠往上走，卻怎麼也放不下手中筆頭，除了正常上班時間，八小時之外和雙休日、節假日都躲在家裏，弄我的文章，弄得不知今日何夕，不知爹媽是誰，更不知領導就是爹媽。 也不看看人家，眼裏只有敬愛的領導，白天黑夜，寒來暑往，緊緊圍繞在領導周圍，領導一刻不見如隔三秋，以至茶飯不思，相思成疾。 要說也不是不知道緊跟領導的好處，與領導走得近，領導高興了，賞你個好位置，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比寫什麼千古宏文神氣得多。 也清楚文章當不得飯，養不了家，立不了身，只能誤事誤身，害人害己。 可就是戒不掉這個心癮，仿佛吸多了白粉，不寫點就會手腳抽筋，口吐白沫，生不如死。 
這話說得略顯誇張了點，可寫作也能成癮成癖，卻是千真萬確的，估計愛好寫作的人都有體驗。 我是說寫作也是件樂事，就如剛才所說吸毒一樣，吸毒沒樂子，不刺激，恐怕就不會有人上癮了。 可寫作會成為苦事，也是事實。 有時甚至苦不堪言，就像吊你半邊珠似的。 這當然不再是有話要說，有屁要放，而是沒話要說出話來，沒屁要放出屁來。 更有甚者，肚子裏沒崽，要你生出崽崽來。 沒崽怎麼生崽？先進行人工授精，用高效保胎藥保住胎，胎熟後再打催生針，硬讓你把崽生到地上。 給領導代筆為文，便屬沒崽生崽性質。 領導要做報告，先把初步想法透露給你，就是給你搞人工授精，借你腹懷他崽。 初稿成型，領導一次一次審查，要你反複修改調整，充實加強，那是往你肚子裏注射高效保胎藥，以免稿子流產。 領導要上台做報告了，稿子還定不了，領導一個電話又一個電話督促你，批評加鼓勵，威逼加利誘，那是給你打催生針。 稿子終於到了領導手上，被拿到主席台上抑揚頓挫大聲念完，那是你所懷領導的崽順利分娩，呱呱墜地。 也有文章成稿後，領導還是不太滿意，再讓你修改已來不及，做報告時沒念上幾句便棄稿不用，想怎麼說便怎麼說，那不是授精卵出了問題，就是保胎藥和催生針打得太猛，肚子裏的崽發育畸形，鼻歪嘴斜，缺足少腿，領導不肯認你崽為他兒。 還有反反複複弄上十天半月，一稿兩稿，基礎很好；三稿四稿，問題不少；五稿六稿，一槍斃了，最後稿子難產，連印都沒有成印的機會，那是你懷了葡萄怪胎，落得胎死腹中的悲慘結局。 
做過刀筆吏的人都有類似體會，這樣的文章還能寫出樂趣來，恐怕就真是天才怪才了。 我不是天才怪才，才視此類寫作為文刑。 受刑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即使要動刀進行剖腹產，剖出的崽是我自己的，也是個莫大的安慰。 過去我曾把代領導筆所寫稿子歸類整理，收進櫃子，有事沒事拿出來欣賞一番，陶醉一陣，覺得今生雖一事無成，官不像官，民不像民，卻也著作等身，且都通過領導的金嘴，灌輸給了地方和部門領導，產生了應有的效果，也值得安慰。 只是有一天稿子題目下領導的大名忽然引起我的注意，才意識到這些大著跟你本人其實關系不大，就像社會上那些代孕媽媽，你根本就沒有做母親的權力。 仿佛被燒紅的烙鐵烙著一般，我又被上了一回刑。 
還有一種文章的寫作，也跟受刑差不多，那就是寫表揚稿。 表揚使人進步，批評使人落後，今人上進心強，表揚稿的需求量也就非常大。 你是單位的筆杆子，不僅要給領導寫報告，還要寫作跟領導報告性質差不多的表揚稿，借媒體版面和黃金時段，表揚表揚領導和單位。 這當然是很有必要的。 有表揚內容還好，如實寫來就是，死不了你幾個腦細胞。 問題是領導和單位的工作平平，你得挖空心思，無中生有，沒成績編造出成績來，沒典型制造出典型來，這就有些麻煩了。 像我這種死腦筋，一講假話就面紅耳赤，心裏發虛，編起領導和單位虛假成績來，就像自己幹了見不得人的壞事樣，無地自容，寫表揚稿實在遭罪。 表揚稿被報紙和電視發表，想起自己編的假話到處散布，真如口吞蒼蠅，不是滋味。 我從事文秘工作十多年，領導報告不寫得寫，究竟在我工作職責範圍之內，媒體上的表揚稿卻上得極少，就是不太想吃蒼蠅，敗壞腸胃。 
所幸四十歲之後，再不用寫報告，也不必表揚領導和單位，終於減刑出獄。 不想又有朋友找上門來，要我為其大著大作作序或弄評論。 這當然是看得起我，否則也不會給我露臉的機會。 作序和弄評論雲雲，說穿了也是寫表揚稿。 不是說朋友的大著大作不值得表揚，是我一表揚人家，心裏就老大不自在。 孩子自己的棒，文章自己的好，自己的好文章正愁沒人表揚，或自我表揚時間都不夠，又哪有心情去表揚人家？也怪我陰暗心理向來嚴重，老覺得表揚人家，是在間接否定自己。 這之間的邏輯關系也不複雜，抬高人家，無異於貶低自己；大漲人家志氣，肯定是在大滅自己威風。 這樣的虧本生意，我才不會去做呢。 有時盛情難卻，不得不表揚表揚人家，總是弄得自己痛苦不堪，像被人放過血一樣。 下次有人再請我作此類文章，索子套在脖子上，我都不答應，寧肯上絞刑，也不上文刑。 
不肯表揚人家，自然也會設身處地替人著想，輕易不請人表揚我。 我已出版小說十多種，大都由自己寫序，自作多情，自我表揚，自吹自擂，自鳴得意，自己給自己上刑。 唯一的例外是我的中篇小說集《局長紅人》。 成書前出版人讓我找找王躍文，請他寫幾句話。 當時《國畫》出版不久，王躍文正紅得發飆，能逼他寫幾句話，自然求之不得，至少多賣幾本書絕對沒問題，攤到誰還不做夢要笑出聲來？卻又考慮與王躍文也有些交情，請他寫表揚稿，讓他無辜上刑，於心不忍。 見我不肯去找王躍文，出版人暴跳如雷，只差沒跟我動手了。 好在他們也出過王躍文的書，只好直接去找他。 王躍文拉不下面子，咬牙切齒給《局長紅人》作了序，後又將此序收入他的隨筆集《有人騙你》，也不知能騙誰。 王序使《局長紅人》熱銷一時，我卻覺得讓王躍文平白受刑，很對不起他老人家的。 以後每次碰到王躍文，總是耳熱心跳，內疚不已，好像暗裏給他捅了一刀，刀口至今沒長攏來，還在淌血流膿。 後來他調往省作協，害得我連理事會都怕去參加，不敢面對被害人王躍文。 
如此畏懼表揚稿，主要是我的死腦筋轉不過彎來，總以為文章白紙黑字，好與不好，讀者一看便知，幹嘛非得有人金口玉牙給你表揚？唐宋八大家，加上我肖某人共九大家，其大著大作就不是誰表揚出來的，是讀者讀出來的。 陶淵明似乎從沒有請人表揚的興趣。 他一直不太習慣迎來送往那一套，接待水平老提不高，官才做到小小七品縣團級便掛冠而去，長年躲在江州鄉下，扶梨采菊，喂雞放鴨。 偶爾寫幾首打油詩，只是覺得好玩，又可消磨時光，並不想流芳百世，也沒有振興中國文學事業的雄心壯志，自然毫無請人寫表揚稿的必要。 何況也沒親戚在作協當主席，或在著名大學做文學教授，誰也不會把你的打油詩當回事，更別說弄個什麼魯迅文學獎或茅盾文學獎的，拿諾貝爾文學獎更是癡心妄想，老鼠想吃天鵝肉。 當時有個叫鐘嶸的，估計是作協主席或文學研究所所長之類的人物，構思了好久，准備弄部《詩品》，給詩人們搞個排行榜。 放話出去，家裏門檻都被人踩爛，惟獨不見老陶上門送書遞紅包，甚至電話都不肯打一個。 你陶淵明不就寫了幾首打油詩麼，有什麼了不起的？真是豈有此理。 鐘所長嘴巴一撇，僅將陶詩列為中品，視為不入流之作。 老陶無所謂得很，反正詩品跟什麼一級作家二級詩人三級槍手一樣，又不跟工資掛鉤，懶得理睬他姓鐘的。 誰知東晉以降，特別是到了唐宋，東晉文壇和鐘嶸之類評論家大力表揚，煞有介事推為上品的東西，讀者們全不買帳，卻捧起被他們認為不入流的陶詩，讀得津津有味。 想當年老陶若天天帶著紅包禮品，去評論家和作協主席家裏討表揚稿，沒寫幾首像樣的詩作，千年後的我們又知道他老陶同志到底是哪根蔥？
正因我這麼害怕表揚稿，才特別佩服某些文壇或別的什麼壇的領袖人物，誰發表了大作，出了大著，只要請他表揚，總是架式一擺，提筆就寫。 偶爾讀到過這類表揚稿，發現文中所言，與原作原著根本搭不上界，才意識到領袖們壓根就沒看過人家的大作大著。 沒看原大作原大著，竟然也洋洋灑灑，高屋見瓴，寫出那麼有水平的表揚稿，足見領袖們功力之深之狠。 領袖人物到底不是吾等笨人，絕對不會自找苦吃，自尋刑受。 不吃苦，不受刑，人家受到了表揚，自己拿到了豐厚潤筆費，各取所需，兩全其美，我除了佩服還是佩服，別的就不好多說了。 
再說會刑。 
不知誰這麼智慧超群，發明了會議這麼個好東西，實在讓人敬佩。 從小我就喜歡開會，尤其是聲勢浩大的鬥爭大會。 記得每次鬥爭會上，高音喇叭裏總會播放那首聲情並茂的《不忘階級苦》。 那是那個時代最最著名的流行歌曲，比起現在的《情人》《雙截棍》、《老鼠愛大米》、《你是我的玫瑰花》來，會唱的人不知多了幾萬倍。 旋律也優美得不得了，至今音猶在耳：天上布滿星，月牙兒亮晶晶，生產隊裏開大會，訴苦把冤伸……歌聲中地主戴著高帽，帽上寫著打了紅叉的地主本人芳名，被隆重推到台前，跪在磚頭上接受批鬥。 批鬥到關鍵處，口號聲浪翻波湧，此起彼伏，什麼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無產階級專政萬歲，一撥高過一撥。 小將們和人民群眾喊一聲口號，地主就會應上一聲：我罪該萬死，我遺臭萬年！高帽跟著往前一啄一啄的，滑稽得很。 有時用力過猛，帽帶系得不牢，高帽會脫離地主狗頭，掉到高高的台下，逗得人民群眾哈哈大笑。 小將們也會大笑著帶頭高呼：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惡狗地主狗頭落地！
除了鬥爭大會，還有批判會。 批判會要進行思想批判，那是大人們的事，我們人小沒什麼思想，批判也白批判了，這種會議還沒資格參加。 直到上中學，該有些思想了，才開始光榮地正式參加批判會。 一般是在學校裏批判老師。 平時老師們凶神惡煞，教訓起咱們革命學生來毫不留情，這下輪到我們反過來批判他們了，想想就樂。 見老師們威風掃地，低著認罪的頭，被批判得體無完膚，我們就得意得不行，真想沖上前去，將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只是咱們農村出身的孩子，學齡沒到就被父輩摁著頭拜過孔聖人，背過人之初性本善，上學起蒙又在父輩督促下，趴到地上跪過老師，說是活著的孔聖人。 對老師們也就心存敬畏，口誅筆伐時難免有心理障礙。 真要上前打翻老師，再踏上一只腳，腦袋裏的孔聖人立馬作起怪來，頓時勇氣銳減。 不過再怎麼的，批判會太夠刺激，有參加絕對不會落掉的，至少比關在教室裏快活得多。 
可惜中學還沒畢業，就不再容易享受這麼可樂的鬥爭會和批判會了。 後來讀師專，做上老師和國家幹部，日思夜想還能碰上幾次這樣的會玩玩，也一直未能如願。 倒是要經常制造和參加些別的會議，諸如工作會，辦公會，形勢會，報告會，研討會，見面會，碰頭會，座談會，協調會，代表會，不一而足，三天三夜別想數完。 有個科學辦法，就是可根據會議規模或與會人數，將種種會議簡單分為大會中會小會。 大會講聲勢，萬人千人參加，想沒聲勢都做不到。 中會講規格，出席會議的主要領導級別越高，會議規格也就越高。 小會講內容，人事問題，經費問題，項目問題，都在小會上定奪，內容最重要。 所以有人總結，會議越小越重要，越大越不重要。 又說小會解決重大問題，中會解決一般問題，大會不解決任何問題。 所以能參加小會的是核心領導，參加中會的是重要領導，參加大會的已不是領導，是廣大幹部職工和人民群眾。 比如一地的書記會和常委會絕對是小會性質，是要解決大問題和關鍵問題的，常委擴大會議和市委委員會議屬於中會，只能解決一般問題和普遍問題，到了人數眾多的副處以上幹部大會，只不過宣布小會和中會決議，已沒什麼問題要解決了。 部門的党組會和局長會是小會，要敲定局裏的大事要事；党組擴大會和中層以上幹部會是中會，討論一般性的問題；幹部職工會是大會，根本就不是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是讓領導班子集體亮相，表明這是一個團結的班子，戰鬥的班子，能帶領幹部群眾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強有力的班子。 
一個人如果一輩子只能參加大會，肯定沒混出什麼名堂。 能參加中會，應該算是人物一個。 若有資格參加小會，那就不僅是人物，已是人中之龍。 我一輩子都夢想著做人中之龍，卻怎麼也做不上去，只能做做小人物，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不必將自己混同於沒混出什麼名堂的普通老百姓。 證據是我幸福而光榮地參加過單位的中會，比如中層以上幹部會議，甚至局務會和党組擴大會議之類。 那是有會議記錄的，不信可去查記錄，上面有我的大名。 開始參加這種中會，我很是興奮，覺得也是單位中層領導了，人前人後可人模狗樣一回了。 後來才發現參加這種會議不過給大領導打和聲，什麼決議人家早在小會上確定好了，叫你參加中會，是你有兩只耳朵，不是你有一張嘴巴。 慢慢我就對參加這種中會失去了耐心，眼睛敬仰地望著侃侃而談的核心領導，思想卻老開小差，思念幾十年前的初戀情人，悄悄愛她愛了大半輩子，連她豐腴的小手都沒摸過，我真他媽不是東西。 偏偏當領導的格外熱衷這種會議，一開數小時，也不管吾等陪會人腰椎突出，痔瘡複發，痛楚難當，如受大刑。 我的腰痛和痔瘡就是那時落下的，每每發作，便被折磨得齜牙咧嘴，比沒摸過初戀情人的手還悲痛萬分。 從此誰逼我去參加這類會議，我就跟他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以上這些會議怎麼也算務實會，確有實事要會要議。 還有不少可開可不開，不開沒事開過壞事的務虛會。 比如老幹座談會，完全可更名為老幹牢騷會。 不開會老幹們分散各處，各發各的牢騷，影響只那麼大。 一開會，老幹們的牢騷集中一處，個個怒火中燒，罵娘拍桌子也就在所難免。 罵娘罵得最有勁的，拍桌子拍得最響的，一般是原主要領導，從前天天在堡壘中戰鬥，根本戰鬥不過來，沒法關心老幹待遇，這會兒終於有時間與戰友們團結起來，跟現任領導爭老幹待遇了。 跟原領導過去的情況一樣，現任領導也總是很忙，尤其是一把手，難得出面召開這種老幹會，全權交給分管政工和老幹工作的副手，老幹們愛罵娘就罵他的娘去。 不用說，被老幹們罵得狗血淋頭的分管領導，一定會比受刑還難受。 受刑痛苦還可嗷嗷叫上幾聲，在老幹們面前，再難受再痛苦，還得裝出笑臉，好像你那麼賤，沒人咒你，你就不清爽，不快活。 
還有一種務虛會，叫作品研討會。 畫家出了本畫集，書家出了本書法作品集，作家出了本散文或小說集，甚至搞通訊報道的出了本新聞作品集，都要喊一班人攏來研討研討。 所謂研討就是說好聽的話，讓作者舒服兩個小時。 說好話的人可以不翻你的集子，只翻你不薄的信封，也可說出幾大筐好話來，好像你的東西好到天上去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我聽不得這些美麗卻空洞的吹捧，特別替作者惋惜，花錢買人口水，還不如買幾瓶純淨水放家裏，天熱時可解渴。 偏偏有作者受用，我更會為他感到難為情。 尤其是輪到我發言了，不說幾句好話，辜負作者期望，胡言亂語一陣，又覺得是在哄騙自己和作者，既自欺又欺人。 我是木榆腦袋，不想自欺，也不願欺人，不得不自欺欺人一回，人家沒卵事，我卻難堪難過難受不已，又相當受回大刑。 為免遭刑罰，此類生產假話大話肉麻話的研討會，我能不參加就不參加，不管信封有多大。 
還有一種叫追悼會的會，能不參加我也不參加。 倒不是兔死狐悲，人總有這麼一天，沒什麼大不了的。 主要是追悼會的氣氛不對，讓人別扭。 一些有身份的人死後，會弄個治喪委員會什麼的，追悼會主持人得將治喪委員們的名字及身份挨個念上一遍，好像委員們的官位越高，死者就越有面子似的。 只是我聽去，卻覺得不是治喪委員名單，而是組織部的任命文件，仿佛有意要氣氣死者：你不是為官帽奮鬥了一輩子嗎？聽到沒有？治喪委員們個個都官帽在頂，你卻只能在名字後面加上曾任什麼什麼的字樣，竟然沒有一頂能戴著鑽棺材。 追悼會一項最重要的議程就是做悼詞。 做悼詞的人都是有份量的，一般是死者生前的同僚，彼此身份差不太多。 比如死者是單位書記，做悼詞的人往往會是局長。 兩人鬥了大半輩子，這下書記死了，局長高興都高興不過來，卻還要把悼詞做得悲痛萬分，緊要處甚至聲淚俱下。 略知底細的人明白這哪是悲痛，純粹是在幸災樂禍，那淚水更不可能是悲痛的淚水，明明是喜悅的淚花。 蓋棺論定，悼詞絕對字字溢美，句句贊頌，好像死者比拿破侖更英明，比華盛頓更偉大。 拿破侖和華盛頓這樣的明主偉人到底不多，悼詞難免有些讓人生疑。 說不准事實正好相反，只不過說著好玩兒的。 當然人死為大，不會有誰跟死者過不去，較真去核實悼詞裏的內容。 寫悼詞和做悼詞的出發點肯定也是好的，一是通過歌頌死者，給後人樹立光輝榜樣，二也是逗死者開心，如果他還有聽覺，說不定會突然站起來，抱拳感謝大家給予他那麼高的評價。 悼詞能讓死者高興，我這個旁人卻覺得挺黑色幽默的，很替死者感到不安。 死者真是賢人，善莫大焉，那麼功德自在人心，還用得著在悼詞裏大吹大捧嗎？若無德無能，沒任何建樹，這麼瞎吹一氣，豈不是正話反說，挖苦嘲諷死者？照我的膚淺理解，這可是對死者的大不敬。 
也許是這個原因，每次參加追悼會，我都恐慌得不得了，害怕自己死後，也會被人這麼戲耍娛樂一番。 若真是這樣，還不如開棺戮屍，那只是肉體上的摧殘，不是精神上的打擊。 人死後屍體戮不戮總會腐爛的，精神一時半會兒還有可能不死，尤其是我這種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寫出驚世之品傳世之作的偉大作家。 所以我已莊嚴寫下三不遺書，死後不成立治喪委員會，不開追悼會，不做又假又虛又肉麻的掉詞，一把火燒掉完事。 如果違背這三不遺囑，硬把我弄到追悼會上去，供人挖苦嘲弄，開心取樂，惹出我的火性來，我可能會翻臉不認人，憤然從水晶棺裏爬起來，撕毀治喪委員會名單，追打寫悼詞和做悼詞的人，叫大家都沒面子，下不了台。 （本文選自《領導也是人》一書，作者：肖仁福。 群言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尷尬人·
官場說白了就是一個權力場。 官場中有兩樣東西永遠圍繞著權力轉，這就是人和事。 為駕馭好手中權力，當權者必須用好人，同時做幾件像樣的事。 於是有人琢磨人，有人琢磨事；有人只琢磨人，不琢磨事；有人只琢磨事，不琢磨人；有人既琢磨人，又琢磨事。 琢磨人得人緣，琢磨事得事功，琢磨人又琢磨事得勢。 善於琢磨人的人是聰明人，把人琢磨透了，就找到了向上爬的梯子。 善於琢磨事的人是能幹人，事幹好了是政績，只是凡事往往跟利益有關，事幹得多，容易惹出麻煩，事與願違。 善於琢磨人又善於琢磨事的人是魔鬼，可以通吃，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什麼都不琢磨的人，要麼沒人沒事可讓你琢磨，想琢磨也琢磨不上，要麼則是官場混混，混一天算一天。 
官場中聰明人和能幹人不少，魔鬼也經常可以碰到。 魔鬼到底不是常人，此處姑且不論。 只說過去我在實職部門當差，難免要跟能幹人打交道。 這些能幹人裏有財政局長，也有管財政的政府領導。 別看財政局長和管財政的政府領導財權在握，被奉為財神爺，白天有人求，晚上有人請，其實他們也自有一本難念的經。 這是管家婆的角色，為維持政府的正常運轉，為讓轄區的幹部職工拿到基本工資，吃得上飯，穿得上衣，做管家婆的必須付出超乎其他人的勞動和艱辛。 比如政府常務副市長，要常務這常務那，別的人上天入地都難得找得到他，財政局這個地方卻常常不請自來。 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吃皇糧的人越來越多，多如過江之鯽，常務副市長負責發放皇糧，不是鬧著玩兒的。 別看這些年經濟高速發展，每年GDP增長水平都在兩位數以上，可不知怎麼的，政府還是入不敷出，經費永遠都是短缺的。 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市縣幾級政府，領導們最發愁的就是幹部職工的吃飯錢，連續數月發不出工資的情況司空見慣。 什麼數字都可估計加統計，多拍幾下腦袋就可拍出來，唯獨幹部職工的吃飯錢得一分一角落實到工資表上去，金庫裏缺錢，腦袋拍爛了都沒用。 被逼無奈，只好成立工資發放中心，把預算內外的錢統統集中攏來，先保障工資發放，有餘力再做其他安排。 各地工資報表往上級財政報送時，政府一把手還要在上面簽字，得對工資發放的真實性負責。 還有硬性規定，地方發不出工資，党政一把手必須到上級党委政府那裏去說明原委，不得有絲毫含糊。 
這好像有點聳人聽聞，可事實確是如此。 這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大環境不無關系。 政府職能是按計劃經濟模式設置的，機構越精減越大，人員越分流越多。 稅收體制和財政體制也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成本高，效益低。 計劃經濟模式下的政府要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自然只能在夾縫中尷尬度日。 
我寫過一部叫做《裸體工資》的中篇小說，裏面的主人公何鐵夫就是這夾縫中的尷尬人。 何鐵夫自然是能幹人，不能幹也就做不了分管財政的常務副縣長。 常務副縣長工作壓頭，天天要琢磨事，不可能老去琢磨人，難免費力不討好。 何鐵夫也知道自己處於利益格局的矛盾中心，才處處小心謹慎，如履薄冰，希望借主持政府工作的良機，過渡到正式的縣長。 想實現這個可憐的願望，至少要能維持縣裏的局面，也就是說要養得活縣裏吃皇糧的幹部職工，穩定縣裏大局，否則一切免談。 何鐵夫為此使出了渾身解數，在財政局長的配合下，將縣裏的細帳算了又算，親自找有稅源的企業討稅，想方設法打省財政廳主意，爭取定額補助，以充實縣裏金庫。 何鐵夫還真有一手，企業爭取不來的定點生產指標被他爭取到手，人家請不動的財神爺被他請到了縣裏，別的縣領導平息不了的風波他一出面就能平息下來。 他還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民本思想還留在他的骨子裏，縣裏幹部教師工作辛苦，連那幾個可憐的基本工資都拿不到手，自己寢食難安。 當然何鐵夫也不是完人，迫於無奈，也得行賄，也得在比自己大的官員面前說些得體的奉承話。 
不用說這些都是為了工作，為了縣裏幹部教師那幾個裸體工資。 照理這樣的角色升任正式縣長，應該沒有太大問題，何況何鐵夫已在主持政府工作。 可最後他還是栽了，在就要成為正式的縣長的時候。 栽的原因很簡單，他違規動用了一筆不該動用的資金，給幹部職工發了工資。 這當然是事情的表面，深層原因還是何鐵夫沒琢磨透人，最後被自己最信任的合作夥伴使了花槍。 不過為使何鐵夫或者說為使作者我本人不至於太尷尬，我讓何鐵夫最後喝到了紅顏知己左舒青給他斟的紅葡萄酒，也算是一個小小的自我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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