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寫作生活中，我一直感到很寂寞。和我幾乎所有的作家朋友，特別是我的詩人朋友不一樣的是，我從來沒有過真正的「導師」——從來沒有這麼一個人，我可以把正在寫著的作品拿給他看。更親密或者「更深厚」的關系，那就更別提了。
即使在我多年的婚姻生活中——這婚姻隨著我丈夫雷蒙德‧史密斯的猝死而於2008年2月終止——除了我的婚姻生活，我的寫作占據了我生活的另一個空間。我身邊的人讀我的作品——我的小說——時，我會感到很不安，就好像我打擾了他們對我的感覺似的，而我是不希望去侵犯這種感覺的。我認為，藝術家的生活可以和「藝術」生活分開——藝術家在生活不必在意的瓦礫中找到他們「藝術」的源泉。如果其他人也看到，或者說他們相信自己可以看到這一點時，誰都不會感到舒服的。
由於我的丈夫是個編輯和出版商，他都要被那些要發表在《安大略評論》或者《安大略評論新聞》上面的文章淹沒了，他要閱讀、核定、加評注，還要編輯。我不太願意用自己更像是作家幹的活占據他的時間。我確實叫他讀過我自己為《紐約書評》這樣的雜志寫的非小說文章和評論——無論如何，作為那雜志的熱心讀者，文章發表時他也會看的。
他很少看我的小說。「還在寫」的不看，出版以後的也不看。
也許，這是個錯誤。我願意承認，我生活中很多時候都是錯誤——然而：我可能過的另外一種更上等的生活又可能是什麼呢？有這種柏拉圖式的幻想嗎？
我的寫作生活中沒有重要的導師，也沒有「惡魔」——但我有過，現在#小說 也還有，迷人的作家朋友。很可能這些作家朋友影響我的方式太微妙，太松散，我只能用軼事的方式來考察一番。
對手。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去世的那一天——1977年7月2日——深深印入我記憶中。因為，第二天，唐納德‧巴塞爾姆很隨意地對我說：「高興嗎？納博科夫昨天死了，我們全都上了一個檔次。」他的上嘴唇惡作劇地翹了翹，非巴塞爾姆式的文章會把這描寫成：金絲邊眼鏡後邊，石頭色的眼睛現出欣喜的神情。
導師／惡魔不在場的時候（2）
（對此，我是怎麼回答的呢？很可能是帶著一種吃驚或是尷尬的微笑，還有點不同意的神情，嘟噥著說：「噢，唐，你不是那意思——對吧？」）
哦，不是！唐只是在開玩笑。
哦，是的。開的是玩笑，卻又是非常認真的？
我們在紐約的一家意大利餐館，在十一街西113號，離唐納德家只有幾個街區遠。我們和唐納德的妻子瑪麗安在他家裏喝過東西後，在這裏吃已經遲吃的午飯——瑪麗安是唐的第二任妻子，年輕，金發，迷人，似乎小心翼翼地愛著這個複雜、難伺候且難理解的男人。唐納德跟我的丈夫在一起比跟我在一起更自然、更有風度。和我在一起，他說話愛開玩笑，有點愛數落人，還伴以冷嘲熱諷。就好像唐不知道把我看成什麼人——至少，當#小說 面是這樣。關於文學的「道德」／「不道德」的特性，20世紀70年代的作家持有不同意見，或者說，也許幾個世紀以來都有分歧。我在《紐約時報書評》上發表文章，唐納德則在《新聞周刊》上發表文章，我們就這樣公開結下了一場「文學世仇」。這以後，我們有了友好的／滑稽的通信來往。（第二年，約翰‧加德納出版了他廣受爭議的辯論性著作《論道德小說》，一些季刊對之叫好，另外的則對之予以譴責。）為了作家之間的論戰，「喬伊斯‧卡羅爾‧歐茨」站到了認真講道德這一邊，而「唐納德‧巴塞爾姆」則站到了對道德玩世不恭的另一邊。在《紐約時報》的一次訪談中，受達達派啟發的巴塞爾姆曾說過：「碎片是我信任的唯一形式。」現在回想起來，那很有道理。可是，那時候正是在任何文學問題都會在任何文學報刊引起公憤的高峰時期，我覺得這話是靠不住的，或者說，不管怎麼樣，是處於即使不會被攻擊或者否定，也可能會被質疑的脆弱地位。後來，唐納德發表文章「攻擊」我，就如有人已經預見到的那樣。不知怎麼回事，結果是我們開始給對方寫信。我是經常去紐約的。不久以後，我們約定在我去紐約時見面。這樣，唐納德‧巴塞爾姆和我成了「友好的熟人」。不算朋友——因為我們很少因為友情見面，但我們確實見面了。於是，唐和我丈夫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顯然自在得多。
導師／惡魔不在場的時候（3）
也許唐把我當成「友好的對手」——他可能把所有的作家，特別是他同時代的作家，都當成了「對手」——就是斯坦利‧埃爾金、約翰‧加德納、諾曼‧梅勒和很多（男性）作家那種男子漢好鬥的方式。我們在一些公開的比賽中是「競爭對手」，這一點使我感到很不自在。所以，我總是發現自己有點尷尬地／或者說表示和解地嘟噥著某些話，經常是像「噢，唐，你不是那意思——對吧？」這一類的話，希望能夠改變話題。
和像唐納德‧巴塞爾姆這樣有主見的人在一起，你#小說 很難輕易改換話題。只要唐希望談論那個話題，你會帶著解剖者那茫然無措的神情，一直停留在唐的話題上。由於唐的散文小說都是從滑稽離奇漸漸變成夢魘，從漫畫進入超現實的層面，唐在這種准社會場合的個性，很可能是玩世不恭的暴徒的個性，很倔強地把自己定義為局外人、邊緣人、市場上的「輸家」,和其他書賣得更好，或者他認為是這樣的其他人形成鮮明的對比。我和我的丈夫一被迎進巴塞爾姆那褐色石頭造的房子——我一對他的新小說集《業餘愛好者》那些我認為是非常肯定的評價表示祝賀，對它成為暢銷書表示祝賀——他就帶著嘲諷的微笑糾正我，告訴我《業餘愛好者》不是暢銷書，說他的書中沒有一本是暢銷書；他書的銷量「根本」不如我的；如果我對此表示懷疑的話，我們可以打個賭——賭一百美元——然後去查查事實。我很快就敗退了，婉言拒絕了打賭——毫無疑問，我想用我通常那種尷尬／和解的方式，希望能改換話題。
可是，唐還不想改換話題。讓每個人——雷、我、他的妻子——都感到尷尬的是，唐馬上拿起電話，撥了號碼，把聽筒遞給我，要求我和他的編輯說話——他給法拉、斯特勞斯與吉魯特出版社的羅傑‧斯特勞斯打了電話——問他唐納德‧巴塞爾姆實際上是否出過暢銷書。於是，為了和這個玩笑達成一致，我問了羅傑‧斯特勞斯，唐是否出過暢銷書。對我來說，這有點沒有必要。我那時還不認識羅傑‧斯特勞斯。在我生命的那個階段，我幾乎聽都沒聽說過這個人。他告訴我說沒有，唐沒有出過暢銷書。
我帶著哀怨問道：「他沒有？從來沒有？我以為……」
導師／惡魔不在場的時候（4）
好幾年以後，我才見到電話裏另一端的那個人。他就是傳奇人物羅傑‧斯特勞斯，屬於紐約最出色的出版商之一。羅傑冷淡地說：「沒有。他從來沒有。請把電話給唐，我要和他說話。」
當然，很難說唐納德‧巴塞爾姆是我的「導師」——我很清楚，他很少讀我的作品，很可能一本都沒讀過，只讀過小說集中的短篇小說，像《歐‧亨利獎得獎短篇小說》，或者像《哈潑斯》和《大西洋月刊》這些雜志。那上面有我們倆的小說。（我的小說發表，那是很久以後的事，發表在《紐約客》上，但不是很經常。在這雜志上，巴塞爾姆極端「試驗性」的短篇小說已經成了定期發表的東西，和對手約翰‧厄普代克精心創作的「傳統」短篇小說分庭抗禮。如果唐現在還活著，看到喬治‧桑德斯已經以他熟練的、精心策劃的、受巴塞爾姆啟發的美國哥特式超現實主義短篇小說霸占了他在《紐約客》的版面，他將會多麼沮喪呀……）至少在我面前，就像那很不舒服的七月裏炎熱的那天，我們在維利奇吃午飯的時候一樣，唐納德確立了自己某種烈士的地位——才華橫溢、打破舊習的試驗派作家，同時又是我們中間最堅強的作家，這似乎是很重要的。他的書銷量本該很好，賣#小說 得卻不盡人意。和唐納德‧巴塞爾姆的社會交往，是嚴格以巴塞爾姆的條件來進行的。
我寫這篇文章時是2008年12月。如果唐還活著——他是1989年因癌症去世的——他就有七十六歲了。巴塞爾姆的鋒芒很可能到這時候已經減退了。很可能連納博科夫都不會被當成對手，而只是同仁、兄弟或者朋友了。
朋友。談到我來自西部的老鄉——也成了紐約人的約翰‧加德納，我便用更友好、更放松、更友善的措詞。他在他的文學雜志《MSS》上發表了我一篇早期寫的題為《希爾太太之死》的短篇小說。他還把我當成像他一樣的「主要美國作家」之一，這使我有點不好意思。即便如此，那也不能說約翰‧加德納就是我的「導師」。約翰是唯一會很嚴肅認真地讀我的作品的作家朋友，我既對此感到受寵若驚，又感到忐忑不安。有時候，約翰似乎很把我的書當回事，幾乎就像對他自己的書一樣。他的榜樣似乎是上了年紀的、善於說教，還有點令人生厭的托爾斯泰意味：藝術必須是道德的。另一個榜樣可能是熱忱的改革家馬丁‧路德。因此，約翰把責備、評論、批評我當作自己的責任——他特別批評了我的「悲觀主義」——我「悲觀的生活觀」。把我列入他稱之為「道德小說」的堂吉訶德式的寫偉業的作家行列，正是約翰的希望——參見傳道式的《論道德小說》（1978）。比如，我的下一部小說應該是約翰年輕的女兒可以讀的，而後會留下「生活是值得的」這種感覺的書——約翰這麼爭辯著。他很嚴肅地堅持他的觀點，把幾乎沒動過的食物盤推到一邊（還滴著血的、厚厚的牛裏脊肉），一杯接一杯地喝著蘇格蘭威士忌。
導師／惡魔不在場的時候（5）
對這個問題，還有約翰‧加德納的其他告誡，我是怎麼回答的，我一點概念也沒有。
雖然約翰承認很欣賞我的小說《人間樂園》、《奢侈的人們》、《他們》、《奇境》——雖然他在《紐約時報書評》的頭版就我的後現代哥特式小說《金發女郎》發表了一篇深思熟慮、寬宏大量的長篇評論，而且總是在聚會的場合公開稱贊我，而同樣在這些場合他會淘氣地／惡意地譴責我們的很多同僚——約翰似乎總是對我感到很失望。我就像是個衛星，在設法逃避一顆強有力的行星的萬有引力——這就是以人間#小說 的約翰‧加德納體現出來的美國的托爾斯泰。
長期以來，我對詹姆斯‧喬伊斯戲謔式實驗方法的偏好不亞於對D.H.勞倫斯那決不妥協的悲劇性人文主義的偏好，也不亞於對弗朗茲‧卡夫卡荒誕的超現實主義的偏好。因此，我不太可能會被我來自巴達維亞這西部地區後定居紐約的老鄉所影響。我不可能由別人來告訴我該做什麼，更不用說為什麼必須這麼做了。我也不理解約翰攻擊那些稍稍比他年長一些的後現代同輩人的那股熱情。他們中有一些是，或者說曾經是，他的朋友——約翰‧巴斯、羅伯特‧庫弗、斯坦利‧埃爾金；我從來就不理解一些競爭對手的尖刻，他們傷害約翰比傷害別人還更厲害。在約翰最需要支持的時候，這些本該成為朋友或是支持者的人都成了他的敵人。
另一方面，我也不十分理解救世主式的人物——威嚇人的托爾斯泰，正派的馬丁‧路德。我從來就不理解為什麼像約翰‧加德納這樣獨特的人會這麼想影響別人。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經常是在喧鬧的晚上，約翰喝醉後東倒西歪地、很雄辯地說著冗長的獨白，或是和某個敢於向他挑戰的人爭辯。這時候，我就會想起亨利‧大衛‧梭羅平靜且很理性的話：我從來沒發現比孤獨更友善的夥伴。為什麼會有這種欲望，你認為他們必須那樣思維，就命令他們那樣去思維呢？對我來說，這似乎是徒勞無益的，也是愚蠢透頂的。
多年來試圖讓別人改變自己的觀點、說教、中傷別的作家，引發了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對約翰的集體對抗。這他可能也預料到了。約翰招致的負面聲名也是他情緒低落的原因之一，對此我毫不懷疑。這最終導致他酗酒，還有喝著酒騎車——不顧一切地騎摩托車，最終讓他喪了命。事故發生在1982年，在賓厄姆頓外的紐約北部地區一條砂石鄉間道路上。
導師／惡魔不在場的時候（6）
去世的時候，他已經兩次離異，正要跟一個比他年輕得多的女作家結婚。她曾經是他在紐約州立大學賓厄姆頓分校的學生。
我還記得剛聽說約翰去世時的情形。我應邀去普林斯頓公共圖書館朗讀作品，主持活動的圖書管理員告訴了我這個令人震驚的消息：「約翰‧加德納死了。」我一點也沒認為這個「約翰‧加德納」可能是另外一個約翰‧加德納，一個寫流行神秘小說的作家。我馬上就知道了這個約翰‧加德納就是我來自西部的現居紐約的朋友。而且我知道，或者說似乎知道，約翰的死（四十九歲）被證明既是事故——也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他一意孤行的結果。
如果約翰‧加德納喝酒沒有那麼厲害，如果他沒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尤金‧奧尼爾筆下那些注定要毀滅的人物那樣忍不住就要喝酒的話，假如他沒有在酒精的作用下瘋狂地誇大自己的形象——看到自己的命運之神漸漸變大，寫下了「偉大的美國小說」，「改變了」他那個時代的「意識」的話，他現在的生活又會是怎樣的呢？我最深刻的記憶是約翰擁抱我，緊緊地擁抱我的情形。這是約翰習慣性的見面禮，也是約翰習慣性的告別禮。我記得，約翰帶著威士忌酒味吻我的面頰——斑白的頭發淩亂地垂掛在有點厚實的寬肩膀上，打著手勢的手髒兮兮的，像是無指手套似的。我記得他眼裏的亮光，還有他悶燒著的煙鬥發出的刺鼻味道。「喬伊斯，你知道，我們和勞倫斯一樣出色——也許比他還出色，對不？勞倫斯、喬伊斯、福克納——我們和他們平起平坐，或者說將來會和他們平起平坐。你知道這一點，對嗎？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