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玫瑰瘋狂者第玫瑰瘋狂者

安娜一遍又一遍地說，她並不能最後確定，甚至請羅西也不要就此斷定她的懷疑。
但是羅西卻完全可以肯定，這件事正是諾曼幹的。
諾曼就在這裏，他已經失去了健全的心智。
諾曼殺害了安娜的前夫，彼得·斯洛維克，而且正在四處尋找她。
7
他透過餐館的櫥窗玻璃往裏面看時，只需再過四秒鐘就能遇上他妻子的目光，但是被他錯過了。
在離開熱茶餐館五個街區遠的地方，諾曼轉身走進一家叫做「五元店」的打折商店，商店的廣告牌上寫著：「本店所有商品一律不超過五元！」廣告語印在一幅做工拙劣的亞伯拉罕·林肯的肖像畫下面，林肯長滿大胡子的臉上露出了微笑。
對於諾曼來說，這幅肖像畫酷似一個曾經被他逮捕的勒死妻子和四個孩子的家夥。
准確地說，這個商店離自由之城租賃抵押店只有幾步之遙。
他買了一副遮陽鏡和一只棒球帽，打算今天偽裝一下自己的外表。
作為一名有十年經驗的老牌偵探，諾曼堅信偽裝這種玩意兒只有在偵探電影、夏洛克·福爾摩斯探案故事以及萬聖節狂歡這三種情況下才派得上用場；在白天尤其不起作用，化裝就是化裝，偽裝就是偽裝，一眼就能被人識破。
他最新結識的朋友彼得·斯洛維克最終向他承認說，他把他那位流浪街頭的妻子羅西送進了新時代的妓院——一個叫做姐妹之家的地方。
這裏的姑娘們對鬼鬼祟祟地圍著這座城堡晃悠的捕食者特別敏感，對於這些女孩兒來說，妄想狂不僅僅成為了一種生活方式，它已經完全變成了一門藝術。
棒球帽和墨鏡使他實現了這一目的——他為這個黃昏所計劃的一切，用他當偵探後第一個搭檔戈登·薩特維特的話來說，就是「玩兒一個小遊戲」。
戈登也喜歡強制他的年輕助手，每當需要偽裝之前都告訴他們說，現在來做一種叫做「舊膠鞋」（意為老偵探）的遊戲。
戈登臃腫不堪，身上發出臭味，不停地嚼煙葉，是個長了一口大黃牙的酒囊飯袋，諾曼從第一眼看見他時就鄙視他。
戈登當過二十六年警察，九年偵探，但是他始終沒有找到過感覺。
而諾曼找到了。
他討厭跟這種人談話，但有時必須跟他談，甚至在黑暗中進行偵察時還要與他配合。
他工作時有一種特別的感覺，多年來這種感覺一直伴隨著他。
它使他順利地完成各種案子，並使他得到提拔，這些案子把他變成了一個媒體爭相報道的「有出息的家夥」。
就像對所有有組織犯罪的調查那樣，在那次調查中，調查人員一直追蹤的主要線索慢慢消失了，而這件緝毒案與其他案子的區別就在於，諾曼是這件案子的負責人，這也是從事警察生涯以來第一宗由他負責的案子。
在找不到線索的情況下，他毫不猶豫地做了所有警察都不可能或者不願意做的事情：他選擇了直覺，把他的前程全部托付給了這種感覺，一切都按照直覺的啟發去做，毫不畏懼地勇往直前。
對於諾曼來說，世界上不存在什麼「小遊戲」，只有多聲部合唱。
當你感到困惑時，去找跟這個案子有關系的一切地方，把你的內心全部打開，甚至不要放棄任何似乎沒有價值的瑣碎想法，以及大量不成熟的假設，在你這樣做的時候，你就好像坐在一只慢慢劃動著的船艙裏面放長線釣大魚，不停地重複著扔出去、收回來的過程，等待著魚兒上鉤。
有時什麼收獲也沒有。
有時你只能釣到一根樹枝或一只舊膠靴，或者連餓極了的烷熊都不肯吃的某種魚。
但是，有時你也能釣到很好吃的魚。
他戴上棒球帽和墨鏡，拐上了哈裏森大街，直奔杜漢大街而去。
徒步旅行三英裏去尋找姐妹之家不是件難事，諾曼可以用這段時間來清理一下自己的頭腦。
當他到達251號的門口時，腦子裏面應該像一張白色印相紙，隨時准備記錄任何一個外來的影像，讓它們跟自己的預想吻合起來。
花了不少錢買來的那張地圖就放在他的後褲兜裏，他始終沒有拿出來使用過。
來到這座城市還不到一個星期，他已經把地形、方位清清楚楚地印在了心裏，甚至比羅西還要清楚，這種能力不是經過訓練得到的，它是一種天賦。
昨天早上一覺醒來，他就感到手、肩膀和腹股溝都疼痛難忍，下巴疼得張不開嘴，醒來後的第一個哈欠使他經受了極度的痛苦。
他極其震驚地意識到，他對彼得·斯洛維克——那個城市猶太男孩的所作所為可能是個錯誤。
錯誤到底有多嚴重，現在還很難說清，因為在斯洛維克的房子裏發生的一系列事情構成了他的汙點，當他站在白石旅館報刊櫃前時，他覺得不應該有關於那件事的報道。
自從十幾歲起，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已經不言而喻地成為他生活中嚴格遵守的信條。
他在報刊櫃買了一份報紙，在乘電梯回房間去的路上瀏覽了一遍。
沒有任何關於彼得·斯洛維克的消息，但是諾曼感到令他寬慰的消息並不多。
號手的屍體不一定這麼快就被發現，並在一大早出版的報紙上刊登出有關消息，他很有可能仍然躺在諾曼藏匿的那個地方。
由於屍體已經相當模糊，他在離開之前曾經對它進行了一番修飾，然後才塞進了地下室的熱水器後面。
但是像號手這種終日從事公益性活動並有著許多磁鐵般靠得住的朋友的人，不會長期不露面而不為人發現。
有人會擔心，還有人會去他那個小而舒適的耗子洞裏尋找他，最終將會在熱水器後面有令人不快的發現。
今天早晨的報紙在都市新聞第一版上刊登著昨天早晨所沒有的新聞，一行赫然醒目的標題寫著：城市社會工作者在家中慘遭殺害。
按照文章所述，旅行救援處只不過是號手的一項業餘活動……而且他的生活並不困難。
按照報紙上的說法，他有一個非常富有的家庭，他淩晨三點鐘在長途汽車站送那些離家出走的妻子們去那所叫做「姐妹之家」的妓院。
對於諾曼來說僅僅證明了一件事——這個人如果不是工資太低，那就一定是位性機能失調者，無論如何，他是個典型的空想社會改良主義狂人，整腎忙於拯救世界，以至於沒有時間為自己換件褲頭。
旅行救援處，救世軍，撥打求助電話，波斯尼亞解救中心，俄羅斯救助協會，還有兩三個「婦女事業會」。
報紙上沒有詳細列出最後這幾個機構的名稱，但是諾曼已經知道了其中的一個，那就是姐妹之家，也就是那個女同性戀者的樂園。
星期六號手有一個紀念性服務活動，報紙稱它為「紀念大會」。
可敬可畏可悲的耶穌呵！
他還從報紙上獲悉，斯洛維克的死亡可能與他服務過的某一個機構……其實和任何機構都沒有關系。
警察將會檢查他的私生活（他們總是想象，像號手這樣有一個活動出租房屋的人應該有自己的私生活），而且他們也不會忽略目前越來越多見的「無動機謀殺」的可能性，也可能這只是一個偶然路過的精神變態者，找一個房間進來，只是為了找些東西磨磨他那發癢的牙齒。
以上這些消息沒有任何一條透露關於姐妹之家的婊子們。
對於這一點，諾曼如同對自己的名字一樣知道得一清二楚。
由於工作關系，他對於臨時住處和避難所有著豐富的經驗。
住在姐妹之家裏的女人們表現出極端的小心。
小心？見鬼去吧。
現在智力障礙這個詞已經有了新的標准。
諾曼昨天在圖書館裏泡了一整天，他找到了許多與姐妹之家有關的東西。
最有意思的是，安娜·史蒂文森在1973年以前曾經是號手的夫人，跟他離婚後，又恢複了婚前的姓名。
假如你不熟悉女同性戀者婚配禮儀的話，這看起來純粹像是雜亂無章的巧合。
他們成雙成對地出入，但是很少能夠同甘共苦，共駕一輛車，這種婚姻一般不能持續太久，因為一個總是往左，另一個總是往右。
他們不知道一個簡單的真理：被一個共同的政治理想促成的婚姻往往是不能正常運轉的。
號手的前妻並沒有把姐妹之家的地址選在破舊不堪的女子避難所附近，那裏貼著這樣的警句：「女人說給女人聽。」
一年前的《星期日增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說，史蒂文森女士已經打消了那種「男性不僅實行性別歧視，而且愚昧透頂」的想法，在這個題目下還引用了一位名叫格特·肯肖的女人的話。
「男人們並不是我們的敵人，除非他們證明自己是。」
她說，「但是假如他們仇視我們，我們必將仇視他們。」
報紙上登了一幅她的照片，是個又黑又胖的老雜種，她使諾曼隱隱約約想起了芝加哥橄欖球隊的黑人球星——「冰箱」威廉·派裏。
「你總想打敗我，寶貝兒，我會拿你當蹦床跳的。」
他經常這樣喃喃自語。
那家夥雖然有趣，卻和這事無關。
這個城市裏有一些男人和女人專門負責介紹並安排人們到這個地方來，它大約由其中一個女同性戀者，而不是某個委員會管理。
有一點他可以肯定，她們現在的處境和那個隱蔽的對手完全一樣，彼得·斯洛維克之死使雙方都處於高度警戒的狀態。
她們不像警察那樣擅長於推測，除非有事實能夠證明她們是錯的，她們會堅持認為斯洛維克謀殺案和她們有關系，特別是他生命中的最後八個月或六個月裏他所介紹過的那個人。
羅西的姓名已經從紛亂的頭緒中顯露了出來。
真不明白，你究竟為什麼要這麼做？他問自己。
以上帝的名義，為什麼要這樣做？要知道用別的辦法也可以找到你所要找的東西。
因為你毫無疑問是個警察。
為什麼要使他們害怕？那篇文章中提到的那個黑胖子，格特什麼的，很可能正站在那該死的會客室窗口，用望遠鏡觀察著每一個走過這裏的人。
答案就在這裏。
但是在他馬上就要接近它的時候又偏離了它，由幹線索太模糊以至於總是看不清楚。
他殺害小號手和勒死穿淺褐色緊身短褲的紅發妓女都是出自一個同樣的原因——有某樣東西從他的內心爬了出來，迫使他非這樣做不可。
那樣東西現在越來越頻繁地出現了，他不願想它。
最好別想。
這樣更安全些。
這時候，他已經到達了目的地；野貓宮殿就在面前，251號正對著他。
諾曼邁著悠閑的步伐，從容不迫地穿過馬路，走到杜漢大街雙號那邊，他知道任何監視者都不會懼怕一個遠遠地走在馬路對面的家夥。
他忍不住想象到，那個監視者一定是報紙上登出了照片、長得像只黑桶的家夥，左手提著一只實用的大工作包，右手舉著一只高分辨率的野外望遠鏡。
他稍稍放慢了腳步，提醒自己方萬不可大意，她們的紅色警報已經亮了。
這是一座用白色線條裝飾的建築，不完全屬於維多利亞式風格，它講述了世紀之交一位富有寡婦的故事。
這座建築從正面看好像很窄，但是諾曼正是在跟它差不多的那種住宅裏長大的，他幾乎可以肯定，它橫跨了整個街區，和後邊的大街相連。
由於到處都是這些該死的婊子們，諾曼提醒自己千萬要小心一些，不要改變這種從容悠閑的步伐，不要在第一眼看到它的時候就把它吞下去，而是要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味。
到處都有他媽的婊子。
的確如此。
到處都是婊子。
他感到怒火開始在脈搏中燃燒，隨後心中出現了他所熟悉的、所有那些他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形象的總代表：那張信用卡。
她膽大包天竟敢偷走的那張綠色信用卡。
它的形象總是在離他不遠的地方搖晃著，它代表了他生活中所有的恐懼和強制性，代表了他的全部仇恨。
有時，當他躺在床上想睡覺時，母親那張蒼白無力的、狡黠的面孔，或者父親的聲音便進入了夢境：「過來，諾米。
我有事要告訴你，最好我們兩人靠近點談一談。」
這就意味著一頓毒打。
假如你的運氣好，遇到他喝醉了，他的手就會伸進你的褲襠中。
這些又有什麼關系，現在惟一重要的是街對面那座建築，他必須把握住這惟一的機會，每分每秒都不能浪費。
他已經來到了那座建築的大門口。
它有一個美麗的草坪，很窄，而且很深。
沿著門廊兩邊修建的兩塊漂亮的花圃中，一朵朵春天的花蕾正在含苞欲放。
每一塊花床中各有一個爬滿了長春藤的金屬柱，頂部有一個黑色塑料圓筒，圓筒周圍的長春藤經過了定型修剪。
諾曼知道那裏面隱藏著兩台攝像機，可以從不同角度拍出大街兩個方向的影像。
如果室內現在有人在監視，她只能看到一個頭戴棒球帽、鼻子上面架著一副墨鏡的小老頭，彎腰勾背地在兩個顯示器之間走來走去，像黑白照片一樣清晰，他那六英尺三英寸的個頭在粗心大意的監視者看來要矮得多。
大門的頂端還有一台攝像機，門上沒有鑰匙孔，因為複制一把鑰匙極其容易，如果手頭有現成的工具，撬鎖也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不對，他發現了一個密碼鎖，他猜測後院肯定還會有更多的攝像機。
當諾曼走過房門時，他冒著被監視者懷疑的危險最後又掃視了一眼庭院。
庭院的菜園中，有兩個穿短褲的野貓正在往地面上插一根長長的細棍，他猜想是番茄架。
其中一個有著橄欖色的皮膚，腦袋後面紮著又長又黑的馬尾辮，精力十分旺盛，大約有二十五歲左右；另一個更年輕一些，可能還不到二十歲。
她的頭發染成了兩種顏色，左耳貼了一塊邦迪，身穿一件無袖熒光襯衫，左邊二頭肌上還刺著紋身。
諾曼看不清那個紋身是什麼內容，但是根據他多年來當警察的經驗，很可能是某個搖滾組合的名稱，或者罌粟花的圖案。
諾曼想象自己突然不顧攝像機的存在，沖過大街，抓住那個打扮成搖滾歌星模樣的小野貓；看到自己的大手在那細細的脖頸周圍撫摩，直到停在她的下巴底下。
「羅絲·丹尼爾斯，」他向旁邊那個精力充沛並紮著和羅絲一樣的馬尾辮的人說，「把這只母貓給我立刻帶走，否則我會像擰小雞一樣擰斷她的脖子。」
這才叫過癮。
不過幾乎可以肯定，羅西已經離開了這裏。
他在圖書館的調查結果證明，自從1973年利奧和傑西卡·史蒂文森建立了姐妹之家以後，約有三千多名婦女利用過這個機構提供的服務。
她們住在這裏的平均時間是四個星期，然後很快就轉移到其他機構中，變成一只繁殖後代的種馬或者傳播疾病的蚊蠅。
離開這裏時，代替畢業證書的是每人一只硬梆梆的人造陰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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