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張我的老夥伴馬克·高維主筆的小報上，赫然有這樣一條標題：
馬雷地區一典押商人昨天在寓所被殺。
下面的文章寫道：
「這兇殺事件很晚才被發覺，受害者名叫于勒·卡皮洛爾，外號薩繆埃勒老爹，生前在佛朗·布加喬爾街開典押鋪。據法醫初步鑒定，他是昨天白天或傍晚時分被一把他自己的裁紙刀捅死的。一位名叫莫里斯·巴杜的年輕大學生——他是極有身份的企業家之子——家住寺廟街，剛好去典押商家押物借貸，發現了這起兇殺案，時間為今日中午時分。他立即報了警。中央刑事科佛洛里蒙·法魯警長負責調查此案。搜查中發現受害者的保險柜、錢包和其他傢俱的抽屜中只有少量現金，因此錢可能是作案的動機；但報私仇的可能也不能排除。這把用來行兇的刀子的刀把已被人仔細擦拭過。但在作案現場仍獲取了幾組手印，有些指紋是很有用的……」
「有些指紋是很有用的」這句話令我不快。
我折好報紙，回到家裡。我從口袋裡取出從卡皮洛爾那裡盜來的鈔票；看了看。沒錯，這些鈔票與它們的合法主人一樣醜陋。我覺得自己很難向法魯解釋清楚這筆錢的來歷。尤其是，如果司法身份驗證處在佛朗·布加喬爾街把握取的「那些有用的指紋」當作我們談話的證據呢？我覺得我當時夠小心謹慎的了。但總會有疏忽的地方。要避免麻煩，就不能讓人懷疑這筆錢的來歷。我拿起電話，撥了一個朋友的號碼。他住在富人區，不到特殊情況，我是不願意打電話給他的，而現在我正處在特殊情況之中。
我很順利地向他借到了伍萬元現鈔。我一下子興奮起來，拿起《夕陽報》，點起煙斗，又看起關於卡皮洛爾不光彩下場的報道。然後我拿起電話，給司法警察局打電話。
「喂。內斯托·比爾馬，您有什麼事？請快講。」沒過一會兒，話筒里傳來法魯的聲音。
我仔細聽著他的聲音，以便從中抓到一點不易察覺的細微變化，聲音與平時一樣，仍然是那樣粗獷。
「快說吧．」警長又說。
「別惱火，」我說。
「我沒發火，可我現在忙著呢。」
「啊？好吧。您可能受到更糟糕的熏陶。我在報上看到有一個人被殺了，他與我曾打過交道。」
「誰？」
「卡皮洛爾。」
「您認識他？」
「是啊。我有一次……嗯，這麼說吧，他是典押商人。」
「對，對。」
「您也許會在他的帳本或付帳本上發現我的姓名，我也不知道這玩意兒叫什麼？也不知道他有沒有這種本子。可您就不必為這大動腦筋啦。」
「當然。可是，我的夥計，您的名字並沒有在他的本子上。至少在我們翻過的本子上沒有看到。」
「這是一兩年前的事了。也許他隨時銷材料。」
「很可能。」
「還有，那個小夥子怎麼來訪的？」
他嚷道，「沒什麼特別的。已對您說過，我忙著呢！您還讓我浪費了好多時間。在辦案調查中，您經常在我大腿邊上轉。這一回，我搞這案子，您騙不了人。你別想在您的寶貝報紙的頭條新聞里總能看到內斯托·比爾馬的名字……放明白點！」
他掛上電話。我嘆了口氣，也象鬆了口氣。也許就是這樣。可是，這裡還混有另一種感情。我已掛上電話，而我的手難以從濕膩不堪的電話盤上移開。
我戴上帽子，來到街上。
我走到診所，從醫生那裡取走我借的伍萬元。下車后，我步行向寺廟街走去。
莫里斯·巴杜，就是向警察局報告于勒·卡皮洛爾被害的大學生，他的住宅如報紙所說就在小廣場后，與富拉啤酒店在同一條街道上。再回過來看看這幢房子：大門能通行車輛，門柱上掛著一串金屬牌，我在金屬牌上尋找巴杜這個姓，但卻沒找著。一位著名企業家的兒子……我溜進寬敞的內院。門房裡養著一盆花，還有一隻貓。看門人正起勁地看著言情小說，她看得全神貫注，對門口來往的人習以為常，對我根本不屑一顧，好象我並不存在似的，而我也不想向她打聽小巴杜住在哪裡。我看見門口有一個臉色蒼白、頭髮亂蓬蓬的、顯得很機靈的年輕人，他正在搬運紙箱，來回走著。我在一個看門人看不見的角落叫住了他。錢是好東西，我花了一百法郎，很順利地弄清了莫里斯·巴杜的房間。
我上到頂層，在門環上敲了幾下，等著。
裡面沒有動靜，好象沒人。可這種安靜騙不了我經過訓練的耳朵。
我又敲門，終於有人問道：
「誰？」
「是巴杜先生嗎？」
沒有人回答，也沒有人問什麼，門突然開了，一個瘦小的身影出現在門框中。
莫里斯·巴杜並不是昨天我在雨中跟蹤的那個年輕人。這不僅因為眼前這個人戴著眼鏡，而且他的整個姿態和身材同打電話的人，或者說假定打電話的人根本不同。打電話的人身材高大，總之相當高大。不管怎麼說，他比眼前的這個大學生高大……
「什麼事？」他問道，樣子很兇。
「我能進來嗎？」我說。
「進來？」他嘀咕著說，「幹什麼？」
「我是記者！」
「您是哪個報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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