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激蕩三十年第激蕩三十年

在中央高層和社會改革力量的推動下，一場大規模的產權清晰化運動如期而至，它將於1998年進入高潮期。 在這場影響深遠的產權改革運動中，蘇南模式的終結是一個很有典型意義的重大事件。 在過去20年的企業史上，以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模式與以私營經濟為主的溫州模式是兩大企業成長路徑。 後者遭遇無數質疑和磨難卻始終曲折地壯大，前者則在無數的推崇和扶持下，漸漸落入了體制滯後的困局。 
跟「溫州模式」一樣，社會學家費孝通是「蘇南模式」的概念提出者，他在1983年發表的小城鎮•再探索》一文中寫道，80年代初，江蘇農民沒有把社隊企業分掉，而是通過工業保存下了集體經濟實體，又借助上海經濟技術的輻射和擴散，以鄉鎮企業為名而繼續發展，我稱之為「蘇南模式」。 很多學者用西方的經濟學名詞將這種模式稱為「地方政府公司主義」（localstatecorporation）。 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5年，它依靠其公有制性質和較國有企業靈活的運行體制以及「船小好掉頭」等優勢，迅速成為全國最先進的企業模式。 在溫州模式被不斷打壓的時候，蘇南模式卻因其純正而顯赫的集體性質大放光芒，這裏也因此成為中國鄉鎮經濟最活躍和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然而，到90年代中期之後，集體經濟的弊端漸漸顯露和嚴重起來，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政企不分。 蘇南模式的特點就是党、政、經、社四合一，很多著名的企業都是由一個行政村整體翻牌過來的行政性公司，廠長經理與鎮長、鄉長是可以相互兼任的，這種狀況直接導致了企業經營目標的多元化，企業一旦做大就成了一個「怪胎」。 二是「產權空心化」。 「人人所有，人人沒有」的產權特征使得原本靈活的企業漸漸染上了「國企病」，出現了「廠長負盈不負虧」、「窮廟富和尚」等現象。 以直言而著稱的經濟學家董輔在考察蘇南之後，很直率地說，「說白了，蘇南模式就是二國營。 」三是企業「政績化」。 「幹部經濟」直接導致了「政績經濟」，蘇南各地為了拉抬國內生產值，大規模地搞重複建設和惡性競爭。 四是效益大幅下滑，業績作假成風。 多年以來，蘇南模式以根正苗紅而成為全國典範，其改革效應關乎諸多官員的升遷烏紗帽。 於是，為了讓「經濟數字」年年上升，作假之風盛行蘇南。 上海文匯報》曾在1995年6月24日專門發表文章不要再刮「浮誇風」》，揭露蘇南地區正在進行數字大戰，有些縣市統計的工業產值有近一半的水分，作者頗帶嘲諷意味地建議，應該向那些吹牛的蘇南幹部征設「牛皮稅」。 學者惠海鳴則披露，一些被樹為「全國典型」的蘇南企業盡管效益滑坡，卻每天還要接待各地的參觀取經者，「為了接待參觀者，寧願機器空轉。 那些典型企業，紙糊燈籠樣樣好，但人一走，窟窿很大，有的能放進一頭牛，有的甚至能放進一座小山頭。 」
蘇南模式的體制困局到90年代中期已經顯露無遺，除了極少數企業靠特殊的機緣完成了產權改制之外。 1無錫的紅豆集團便是極少數的先行者之一。 1993年，那個自比為「私生子」的周耀庭獲得當地政府的默許，開始將企業進行股權改革。 他說，「一開始有人勸我多弄點股份，最好超過50％，但是我擔心這樣的話，企業的集體性質就變了，風險太大，所以最後我只要了39％。 」這39％還是徹底地改變了紅豆的命運。 到2007年，周耀庭驚喜地發現，剛搞產權改革時，他的企業規模在無錫排34名，而14年後，前面的33名都不見了。 大多數企業仍然深陷在日漸暗淡的光環中。 江蘇鄉鎮企業的增長速度明顯低於體制更為寬松和靈活的浙江。 吳敬璉教授評論說，「在20世紀末的經濟波動中，它不僅沒有起帶頭作用，反而落在了後面。 」從1995年起，蘇南一些幹部和企業家開始悄悄往溫州跑。 他們放下身架，研究起那種陌生的、在過去還被他們嘲笑過的「非驢非馬經濟」。 很快，股份合作制被引入蘇南，在宜興、無錫等地被嘗試。 到1997年，隨著產權改革浪潮日漸被中央認可，對蘇南模式的反思日漸成為主流的聲音。 10月，江蘇省委書記陳煥友在江蘇省委九屆七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上說，「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蘇南模式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突出表現在所有制結構比較單一，政企權責不分，企業產權不明晰，原有的機制活力逐步減弱。 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已漸為舊體制所『同化』，活力銳減，而且許多地方領導仍抱住蘇南模式不放，片面強調集體性質的公有制，阻礙發展非公有制經濟。 」陳煥友的這番講話被國內傳媒迅速傳播，在江蘇乃至全國引發地震般的轟動，被認定是江蘇官員第一次對蘇南模式進行公開的反思。 褒貶之聲一時四起，陳煥友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以致他不得不在幾天後的江蘇經濟高層論壇上「辟謠」，聲稱自己從未要否定蘇南模式。 盡管如此，環繞在蘇南模式上的政治性光環開始日漸散去。 其後幾年反思文章層出不窮，蘇南模式從開始松動到真正走到終點，將經曆數年的陣痛與曲折，到2002年底，在蘇南地區有93的鄉鎮集體企業通過各種方式「改制」成了私營企業。 
「世界不再令人著迷」
蘇南模式的終結，意味著集體經濟的一次脫胎換骨，在更廣泛的時空跨度內，它標志著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試驗的合作社制度及後來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層經濟組織中的徹底淡出。 一種更為市場化的、以產權人格化為特征的企業制度終於成為主流的企業成長模式。 
亞洲金融風暴的襲來，給中國企業變革帶來的另一個意義深遠的影響是，它徹底擊碎了人們對日韓財團企業模式的膜拜，1在金融風暴中倒下的韓國著名大財團還有全韓第第第第第第34大企業代龍集團等。 尤其是被視為仿效標杆的大宇集團的窘境讓決策層重新思考大企業的培植思路。 1在1996年剛剛形成的「抓大」戰略「意外」地改弦易轍了。 
當時的「抓大」思路是，「由國家主導，重點扶持若幹家優勢企業向財團模式發展，使之成為有國際競爭能力、代表中國實力的巨型公司」。 可是日韓財團在金融風暴中暴露出的脆弱，讓中央政府對這條路徑徹底失去了信心。 連大宇這樣的企業都無法抵抗國際金融資本的襲擊，那麼中國的「類大宇」企業們能夠逃脫出這種命運嗎？於是，一種新的「國退民進」的新戰略出現了，它的基本思路是，國有資本從完全競爭領域中大面積退出。 在一份報告中，專家們建議國營企業應該從164個競爭性行業中「堅決撤出」，同時在上遊能源性行業中強勢地形成壟斷格局，這些行業包括——鋼鐵、能源、汽車、航空、電信、電力、銀行、保險、媒體、大型機械、軍工等。 在這些領域，政府將竭力排斥民間及國際資本的競爭，通過強化壟斷來保證國營企業的既得利益，作為國營資本的所有者，其角色不是減弱而是更為增強。 
這個中國式轉軌在1997年十分微妙地出現了。 很顯然，這是一種與上一年完全不同的「抓大」戰略，在隨後的十多年裏它一直被堅定地執行著，並最終把中國帶進了一個國家商業主義的時代。 一個留在1997年的懸念是，如果金融風暴沒有爆發或遲兩年爆發，後來的中國公司將呈現一派怎樣的氣象？
曆史沒有假設。 中國公司在財團式成長的道路上折途而返。 它造成的最直接的後果是，那些先前被列入500強培植名單的「種子企業」陷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因為根據新的國資退出原則，從事家電業的海爾和長虹、計算機業的北大方正、制藥業的華北醫藥以及造船業的江南造船廠等都不處在被政策保護的壟斷性行業，而這也正是當初它們被選中的原因，因此對它們的傾斜扶持便一一落空了。 我們即將看到的事實是，到2007年底，中國已有22家企業出現在財富》「世界500強」名單中，它們無一例外都是壟斷型國有控股企業，而10年前確定的6家「種子公司」，除了寶鋼之外，其餘5家企業都沒有按照「既定時間表」進入「世界500強」。 
在晦明不定的1997年，還是有令人興奮的商業事件發生。 值得記住的起碼有兩件，第一件當然還是出現在互聯網產業，丁磊、王志東和張朝陽三個年輕人把中國帶進了「互聯網元年」。 另一件也很有曆史意義，那個創辦了深圳華為公司的任正非搞出了一個「基本法」。 
盡管張樹新的瀛海威迷路了，但是在互聯網曆史上，1997年卻是一個科技狂潮的起點。 在領跑的北美市場，最顯赫的互聯網英雄是華裔青年楊致遠。 當年三季度，雅虎的市場價值升至28億美元，超過了炙手可熱、讓比爾•蓋茨都十分畏懼的瀏覽器大王網景公司，楊致遠從起家時的網頁目錄服務出發，大舉向滿足互聯網所有需求的綜合服務轉型，「門戶網站」成為第一個成熟的商業網絡概念。 在雅虎效應的推動下，美國最大的新聞門戶網站美國在線突破了1000萬注冊用戶的大關，電子商務領域的亞馬遜公司公開招股引起轟動，從事在線拍賣的ebay公司創建。 一個以網絡為主題的高科技投資狂潮由此掀起。 在中國，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了第一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確認全國共有上網計算機29.9萬台，上網用戶數62萬，www站點約1500個。 星星之火，已經隱約閃現。 
這年6月，26歲的丁磊在廣州創辦了網易公司，員工3人，注冊資金20萬元，辦公面積7平方米。 丁磊的想法很簡單，如果人們要在互聯網上聯系，那一定要一個自己的「房間」和「信箱」吧。 於是，他寫出了第一個中文個人主頁服務系統和免費郵箱系統，網站域名他想到用數字163來表示。 至於網易怎麼賺錢，他日後說，「如果當初就想靠做站點賺錢，我可能就把路走錯了，當時我一心想著靠寫軟件賺錢。 」丁磊無意中證明了中國互聯網產業的一個「真理」——「唯有免費才能生存」。 免費的網易郵箱和個人主頁讓它的注冊用戶快速增長，到1998年5月，在cnnic公布的全國中文網站排名中，網易名列首位。 9月，丁磊順勢轉型，將網易改造成了一個類似雅虎的門戶網站。 
月，29歲的軟件工程師王志東領導的四通利方獲得了來自美國華登集團、美洲銀行羅世公司及艾芬豪國際集團的650萬美元風險投資，這是中國互聯網獲得的第一筆風險投資。 四通利方創辦的中文網站最早是想賣王志東寫的軟件賺錢，為此，他搞了幾個問答論壇，沒有想到的是，技術論壇反應平平，而體育論壇卻異常火爆。 10月31日，中國足球隊在大連金州體育場參加世界杯亞洲十強賽，結果輸給了只有第六次沖擊世界杯失利。 第二天淩晨2點15分，一個叫老榕（真名王峻濤，他後來創辦了中國第一個b2c網站8848公司）的網友在四通利方體育沙龍上發了一個帖子大連金州沒有眼淚》，48小時內它被點擊閱讀兩萬多次，這是第一篇引起了公眾轟動的網絡文章，互聯網的草根特征和驚人的傳播效應第一次真實地展現出來，兩周後，發行量很大的南方周末》用一個整版的篇幅報道了這個事件。 到1998年夏天的法國世界杯足球賽期間，四通利方的體育論壇已經十分火爆，創造了日點擊310萬次的訪問紀錄，網站還拿到了18萬元的廣告收入。 不過就是在這樣的時候，王志東們還是不知道該把公司帶到哪裏去。 在一個產業胚胎剛剛成形的時候，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出口在哪裏，於是有時候，偶然的機遇或不經意的一瞥竟會成為日後成功的起點。 就在世界杯期間，體育文字編輯陳彤去北京國貿中心拜訪惠普公司。 在一間辦公室等朋友的時候，陳彤在一張桌子上隨手翻看一份公司內部刊物，無意間他讀到一段文字，說在美國，互聯網訪問量最高的是新聞頻道而不是其他。 回到公司，他向王志東提出了開辦一個新聞頻道的意見。 那是一個忙亂不堪的日子，誰提出一個創意誰就可以占到一個山頭，他很自然地成了新聞頻道的創辦人。 年底，四通利方宣布並購北美網站華淵資訊網，並更名為新浪網。 日後，它成為了中國網絡界影響力最大的第一新聞門戶網站。 
也是在這一年的1月初，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生張朝陽也創辦了他的網站愛特信itc，他22.5萬美元的創始資金來自兩位美國教授，其中一位就是寫出了數字化生存》的尼葛洛龐帝。 網站一開始沒有內容，張朝陽就把數字化生存》先放了上去。 對於未來怎麼賺錢，他也一點沒有底，最初的想法是承攬網頁制作業務。 到12月，22.5萬美元就花光了，張朝陽只好再向投資人求救，磨破嘴皮好說歹說又拿到10萬美元。 1998年2月，張朝陽也跟丁磊一樣想到了在中國「克隆」雅虎，他搞出了一個中文網頁目錄搜索的軟件，連網站名字都模仿雅虎叫「搜狐」。 跟當時英文不好的丁磊和王志東比，「海歸派」的張朝陽有先天的國際優勢，他以尼葛洛龐帝的弟子自居，在國內和海外媒體上頻頻露面。 很快，他融到了英特爾和道瓊斯的215萬美元投資，10月，他以「中國代表」的角色被美國時代周刊》雜志評為「全球50位數字英雄」之一。 就這樣，這個陝西青年成了中國網絡經濟中的第一個英雄式人物。 
丁磊、王志東和張朝陽的集體出現，宣告了中國互聯網元年的到來。 在這個創始時刻，我們已經看到了門戶網站、搜索引擎以及風險投資等全新的商業概念。 更有意義的是，這些網絡公司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自覺地置身於全球化的背景之中，並有著清晰的產權結構，完全擺脫了過去十多年的所有制困擾。 這是一個沒有「制度原罪」的產業，是一次發生在陽光下的財富革命。 
「世界不再令人著迷」
一家企業把自己的戰略規劃命名為「基本法」，聽上去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做這件事的人就是後來被視為「企業家偶像」的任正非。 
這一年，盡管任正非的華為已經是一家規模不小的企業，但是在企業界，它幾乎沒有什麼知名度。 1996年，中關村四通公司的一位名叫李玉琢的副總裁打算跳槽到華為，四通總裁段永基問，「你准備到哪裏去呢？」李玉琢說，「是去華為。 」段永基驚詫地說，「華為？沒聽說過，沒什麼名氣吧？」
沒有名氣的華為在此時的電信行業卻已經露出它鋒利的鋼爪。 從90年代初開始，中國的電信市場複蘇，隨著程控技術的推廣，全國電信網絡面臨一次全面的更新改造，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商業機遇。 對於擁有自主程控交換技術的華為來說，這是千載一遇的機會。 在這個行業裏，諾基亞、愛立信等跨國公司具備絕對的競爭優勢。 任正非在起步之初，依靠「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從一些偏遠的城鎮電信局突破，迅速搶去了一塊大公司們還沒有來得及顧及的「蛋糕」。 隨之，華為與跨國公司們的正面戰爭便爆發了。 由「農村」而進入「城市」，華為遭遇了強大的競爭，很多中心城市和發達省份的電信部門不信任華為的產品。 便是在這時，任正非想出了一個外國同行做夢也不會想到的方法：他遊說各地電信局，由華為與電信職工集資成立合資企業。 1任正非與電信局成立合資公司的嘗試最早開始於1993年。 當時華為資金緊張，銀行又不給予民營科技企業貸款，任正非便說服17個省市級電信局合資成立了一家名叫莫貝克的公司，後者出資3900萬元，任正非承諾每年給予33的高額回報。 這個細節與沈太福案相比照，又是一則「有人免費、有人死去」的案例。 在華為的一份內部文件中，任正非如此闡述他的策略：「通過建立利益共同體，達到鞏固市場、拓展市場和占領市場之目的。 利益關系代替買賣關系；以企業經營方式代替辦事處直銷方式；利用排他性，阻擊競爭對手進入；以長遠市場目標代替近期目標」1與政府部門建立利益共同體的做法在當時很盛行，另一個著名的實踐者是三株集團。 1995年，吳炳新要求「各分公司在所在的省與衛生廳、工商局、醫藥管理局建立經濟共同體關系」，其具體做法是，「跟他們搞合作搞聯營，藥政部門每個月都要搞宣傳，你宣傳我出經費。 與工商，每年廣告法》的宣傳我都出錢，由他們去操辦，勞務費等打進去，讓基層衛生局做我們的代理商……」
華為的合資模式率先在四川取得成功。 1997年，四川電信管理局由工會出資，與華為公司組建四川華為公司。 到年底，華為在該省的業務合同就從上一年的4000萬元猛增到5億元，一下子漲了12倍。 作為合資方，四川電信分到了25％的豐厚利潤。 四川模式當即產生了連鎖效應，在一多年的時間裏，華為先後與天津、上海、山東、浙江等省市組建了9家合資公司，其主要業務就是把華為的設備賣給合資的電信公司，這一模式讓華為轉眼之間成了各地電信局的「自家人」，自家人采購自家人的設備便儼然成了最合理的事情。 電信局的設備采購費用是由國家財政出的，而產生的利潤則可以分一部分給內部的職工，這實在是讓各地局長難以拒絕的好想法。 對於華為來說，合資模式讓它成為電信市場的壟斷型供應商。 在河北省，華為的業務從零一下子做到10億元，在山東省，則從原來的2億元銷售額猛增到驚人的20億元。 從四通跳槽到華為的李玉琢出任過合資合作部的部長，是華為合資工程的主要操盤手。 他回憶說，當時有的電信局甚至拆了其他公司的設備，改裝華為的機器。 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裏，華為陡然坐大，成為國內增長最快、暴利率最高的電信企業。 1997年，華為的銷售額實現41億元，同比增長60。 
為了組建這些合資公司，任正非日夜奔波於全國。 他個性內向，脾氣暴烈，不喜與人交流，但是與電信部門的談判卻無往不利，其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他開出的合作條件實在讓人難以拒絕。 在後來的很多年裏，他一直拒絕接受任何采訪，屏蔽了自己與傳媒界的任何關系。 而在電信行業，無論是省部級官員還是一個小縣城裏的局長，只要是能夠給華為帶來業務的，他都來者不拒，親自接待。 他說，「我只見給我市場的人，因為他們是我的衣食父母。 」對於競爭，他則說得更為直接，「華為的核心競爭力，就是客戶肯選擇我們的產品而不是別人的。 」
從一開始，華為的合資模式就受到同行的攻擊，它被質疑是「不正當競爭」。 任正非曾經試圖在每一個省都組建合資公司。 但是由於告狀的國內外企業實在太多，到1999年之後，任正非被迫整編這些合資公司，但事實上，華為的市場目標已經實現，合資公司的使命已然完成。 它成為全國電子企業中成長最快的黑馬企業。 
如果僅僅靠這種頗為可疑的商業模式，任正非和華為很可能並不會走得太遠。 在一個轉型的時代，法制的滯後以及對灰色行為的寬容讓無數企業家獲得了超越式的成長和驚人的利益。 而這中間隱藏著的種種毒素也同樣讓這些人無法從這種非正常的商業邏輯中掙脫出來。 任正非跟同時代的企業家相比，他的超人之處是，在從事不無爭議的原始積累的同時，他也正在進行一場堅決的自我救贖。 從三年前開始，他聘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春波等人為華為起草一個企業戰略規劃。 它參照當時的香港基本法》，很有想象力地被命名為華為基本法》。 任正非要求吳春波等學者弄清楚三個問題：華為是誰？華為從哪裏來？華為要到哪裏去？1997年3月27日，八易其稿、103條的華為基本法》通過最後一次審稿。 日後，它被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制定的第一部企業管理大綱。 
在華為基本法》中的第一條，任正非就明確提出，「華為的追求是在電子信息領域成為世界級領先企業。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任正非十分嚴苛地設定了專業化的發展戰略，「為了使華為成為世界一流的設備供應商，我們將永不進入信息服務業。 」此外，華為基本法》還確定了兩條十分驚世駭俗的原則，一是實行員工持股制度，「普惠認同華為的模範員工，結成公司與員工的利益與命運共同體。 將不斷地使最有責任心與才能的人進入公司的中堅層。 」作為企業的創始人，任正非大量稀釋自己所擁有的股份。 據他自己透露，「我在公司中占的股份微乎其微，只有1％左右。 華為70％的管理層和員工擁有華為的股份。 」二是在技術開發上近乎偏執地持續投入，任正非堅持將每年銷售收入的10％用於科研開發，這在中國著名企業中是一個無人可及、無人敢及的高比例。 
正是這些原則使得默默無聞的華為蛻變成一家前程遠大的中國公司。 
第四部1998年～2002在暴風雨中轉折莊家「惡之花」
國有企業的爛賬以及鄰國經濟的蕭瑟還有小姐們趨時的妝容這些不穩定的收據包圍了我的淺水塘——翟永明，潛水艇的悲傷》，1999年年，一個令人百感交集的百年世紀終於走到了它的「末點」。 人們記起四百多年前，一個叫諾查丹瑪斯的法國醫生的那個預言，「1999年7月，天空中太陽、月亮和九大行星將組成「十字架」形狀，這時候，恐怖魔王從天而降，蒙古大王重新出現，戰神以幸福的名義主宰世界……」這個不無恐怖的景象顯然並不會出現。 
這年是新中國成立50周年的大慶之年。 美國財富》雜志十分機敏地宣布，將把一年一度的財富》年會放在中國上海舉辦。 時間是國慶大典前的第一次把全球性年會選在中國舉辦，它的主題非常符合人們的想象——「讓世界認識中國，讓中國認識世界」。 江澤民總書記已確定屆時與會。 
從宏觀經濟來看，中國的表現也讓人充滿期待。 東南亞各國還沒有從金融風暴的眩暈中清醒過來，俄羅斯經濟再度爆發危機，南美的巴西也出現了嚴重的財務危機。 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裏，中國可謂「一枝獨秀」。 上年推出的各項刺激經濟的措施逐漸見效，消費市場重新活躍，房地產市場的複蘇對各個產業的拉動效應漸漸呈現出來，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周期到來了。 
誰也沒有想到，景氣的噴發是從股市開始的。 
月19日，星期三。 一個看上去不會發生任何新聞的平常日子，中國股市已經持續委靡了七百多天。 而在11天前，美國導彈還「誤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引發了一場驚人的外交事件，中美關系再度跌至冰點。 1就是在這一天，滬深兩市分別悄然上漲51點和129點，收於1109點和2662點。 領漲的是帶有網絡概念的股票，如東方明珠、廣電股份、深桑達等。 這根平地升起的陽線起勢突然，繼而淩厲，一拉就是32天。 這期間，央行宣布降息，證券法》開始實施，一向謹慎的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要求大家「堅定信心，規範發展，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 向陽鑼鼓聲聲敲，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上證綜指一舉沖到1700點，漲幅超過50。 「5•19行情」自此形成。 2資本市場向來是宏觀景氣的「晴雨表」，而在中國，這個「晴雨表」卻常常投影在扭曲、詭異的哈哈鏡裏。 在「5•19」行情」中，湧現了幾個令人難忘的大莊家。 
呂梁似乎是第一個「預言」到了大行情的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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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蕩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