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應該還記得這個名字曾經出現在1992年的「深圳認購證事件」。當時他叫呂建新，是一個好奇而勤奮的文學青年，在那個事件中他寫了一個長篇紀實報道百萬股民「炒」深圳》，是當時國內對深圳事件最生動的描述。也是在那次股民騷亂中，呂梁經受了股市的洗禮。他成了深交所裏的常客，注意力便再也沒有離開過。在深圳混的日子讓呂梁天天都很亢奮，但是他卻沒有賺到多少錢，不久後他又回到了北京，跟在幾個大散戶後面炒股票，此外還不斷地寫股市評論文章。他的賺錢運氣似乎不太好，一開始賺了上百萬元，他又轉去做期貨，結果就砸進去了，玩了兩年下來，竟欠下了上千萬的債務。不過，在股評方面他卻表現出超人的天賦，早年的文學創作幫了他大忙，在文字粗劣、理念膚淺的股市評論中，他總能以充滿漏*點和思辨的文字吸引人的注意力。他很早就看透了中國股市的灰暗，他曾寫道，「由於上市公司質量的普遍低劣，使得股民根本無法選擇到真正有價值的股票，這就給市場運作帶來了極大的空間，中國股市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故事會』。」他的很多觀點深受證券投資界不少人的認同，他漸漸地在這個圈子裏贏得了不小的名聲。1996年起，呂梁索性搞起了一個k先生工作室，一邊以k先生為筆名寫股評，一邊還指導人炒股票。至於為什麼起這麼一個怪名字，他的解釋有兩個：其一，股票的行情圖又稱k線圖；其二，k是「king」的第一個字母，暗示他是「股評之王」。在這個「故事會」裏浸淫多年，他一直在等待一次大顯身手的機會。
年的秋天，k先生呂梁終於等來了他「命中注定」要遇到的那個人。一個叫朱煥良的股市大散戶來找呂梁求救。這是一個早年在建築工地上開大裝卸車的「粗人」，前些年靠倒騰股票賺了不少錢，竟成了上海和深圳股市上最早的億萬富翁之一。1996年前後，他看中了深圳一只叫康達爾（股票代號0048）的股票。它原本是深圳寶安區的養雞公司，香港的活雞市場大半是靠它供應的，業務穩定而效益尚可，1994年上市後不溫不火。朱大戶在二級市場上悄悄購進康達爾的股票，小半年下來居然囤積了數千萬股，占到康達爾流通盤90，朱大戶為此花了2個億，其中一大半是他全部的家當，還有一小半是高息拆借來的。正當朱大戶想卷起袖子大炒康達爾的時候，1997年，香港突遭「禽流感」襲擊，全島殺雞禁雞，康達爾業務全線癱瘓。它的股價自然也坐上了滑滑梯，從最高的15.40元一股猛跌到7元多，跌幅超過50。朱大戶的兩億元全部深陷在裏面動彈不得。他沮喪地跟人說，「在1997年，除了那些被殺的雞，我大概是全深圳最不幸的了。」
兩個負債累累的人和一只「瘟雞股票」，就這樣走到了一起。呂梁同意與朱煥良聯手坐莊，他靠自己在股市中的名氣和15的融資中介費，在三個月內融進了4個億。接著就開始自倒自炒康達爾，一位名叫龐博的操盤手日後描述說，「呂梁的指令下達得很細，細到從早晨的開盤價到多少錢中盤倒倉，在哪幾家營業部倒倉多少。為了操作隱蔽，倒倉不能太快，也不能慢，拉升時要注意日漲幅不超過7～8，要維持圖形好看，生怕別人發現，把股票做上去。」與此同時，呂梁在報刊上頻頻發表文章，為股市的回暖大聲唱好，順帶著拼命推銷已經完成「重大重組」的康達爾。正在這樣的時刻，兩年來如懶熊癱地的股市真的突然雄起了。「5R第一股評家」聲譽達到了頂峰。在一切都那麼嬴弱和灰色的資本市場上，人們太需要一個讓多方取勝的預言家，並樂於相信這樣的預言家。有了飆升的大勢做掩護，呂梁拉抬康達爾股價的行動變得肆無忌憚，股價一路上揚，從接手時的7元多，到7月份已經躍至40元。到年底，康達爾在深市漲幅最大的前20只股票中名列17，全年漲幅111，全然一只高科技大牛股的形象。12月，經深圳市工商局批准，康達爾更名為中科創業。
為了操縱股價和玩更大的遊戲，呂梁先後與國內二十多個省市的120家證券營業部達成了融資關系，後者為了搶奪讓人眼饞的交易量和中介代理費用，瘋狂地為中科四處找錢，先後融資超過了驚人的54億元。就這樣，圍繞著中科創業形成了一條罪惡的龐大利益鏈。日後呂梁承認，「那些融資協議如果拿出來，連見證並簽了字的律師都是要坐監獄的。」可是，幾乎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決意鋌而走險，視法律為無物。這些人都學識淵博，精通法律條文，個個看上去道貌岸然，堪稱這個商業社會中的精英，可是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所有人都放棄了自己的職業道德底線。呂梁們玩弄股價到了多麼隨心所欲的地步。在這個意義上，呂梁之得逞，是中國金融界的一個恥辱。1如果說，呂梁是這年冒出來的「莊家新貴」的話，那麼，從新疆走出來的唐萬新則是一個更顯赫的「標本」。有趣的是，唐萬新的發家也是在7年前的那次「認購證事件」。當時，28歲的他花錢一下請了5000人從烏魯木齊坐火車到深圳排隊領取認購抽簽表，這些人每人一條小木凳，排隊一天領50元勞務費，一排就是3天，領到的抽簽表換成原始股，讓唐萬新大賺了一筆。從此，唐萬新迷上了「來錢最快」的股市。他和大哥唐萬裏等人注冊成立了新疆德隆實業公司，專門從事資本市場的股票運作。他們在新疆、陝西等西北諸省大量收購國有企業的原始股和內部職工股，要麼將之倒賣給新疆的金融機構，要麼等到上市後甩賣套現。有一次，他們以1000萬元的價格受讓「西北軸承」的1000萬法人股，數月後出手淨賺3000萬元。如果說，股票倒賣讓唐萬新初窺資本市場殿堂的話，那麼，他在國債市場的試水則讓德隆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原始積累。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財政部出台了國債承購包銷政策，在相當多的年份裏，大部分國債都是由數十家證券中介機構包銷的。數年累積，漸漸地便形成了一個非官方的國債流通市場，而武漢的國債場外交易所是當時規模最大、交易最活躍的一個平台。1994年，唐萬新通過國債回購業務，先後違規融資3億元。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善於發現和膽大包天讓一代人迅速地暴富。
莊家「惡之花」
跟那些鼴鼠般的莊家們不同的是，年輕的唐萬新有自己的商業理想。在他看來，全球的產業結構正在發生一次巨大的衍變，中國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很多傳統產業都存在迅猛放大的機遇，但是由於體制及觀念的落後，絕大多數中國企業的。模偏小，投資分散，沒有競爭力。因此，通過資本經營的方式，將之進行優化整合，盤活存量，將是中國式經濟騰飛的希望所在。唐萬新的理念與比他年長24歲的南德集團牟其中非常相似，在當時頗得很多經濟學家的青睞，認為是資本經營的「最高境界」。跟只善於誇誇其談的牟前輩不同的是，唐萬新真的進行了大膽的嘗試。1唐萬新的第一步是收購企業。被張維迎和梁定邦等人詬病過的股權分置制度為莊家們的灰色運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由於所有的國有上市公司都握有一部分沒有流通的法人股，對其獵獲的成本遠遠低於從二級市場的股民手中一點一點地吸取。所以，無數莊家便瞄准了各地上市公司的國有資產主管機構，從他們的手中收購法人股，這樣的交易成本自然較低，而且不會受到任何的監管。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中國股市這種獨一無二的股權架構給了投機客們以空間。唐萬新便是通過購買法人股的方式，先後成為新疆屯河、沈陽合金和湘火炬三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組成了德隆系所謂的「三駕馬車」。
唐萬新的第二步便是按自己的商業理念對這三家老牌的國有企業實施戰略重組。在外界看來，這種重組似乎非常宏大而迷人。以湘火炬為例，這家企業原本只是一家生產「火花塞」的老企業，唐萬新提出「大汽配」戰略，先是收購了美國最大刹車系統進口商mat公司及其9家在華合資企業75的股權，從而獲得了美國汽車零部件進口市場的一定份額，然後控股陝西一家汽車齒輪企業，成為該行專業的國內龍頭企業。緊接著湘火炬接連發布公告，與東風汽車、陝汽集團、重汽集團等發生各種重組、合資行為。到2004年，湘火炬擁有五十多家子公司，成為中國齒輪、火花塞、軍用越野車三個行業的最大規模企業，同時還是空調壓縮機第二大生產廠家、汽車刹車系統的最大出口商等。新疆屯河原本是新疆建設兵團旗下的水泥工廠，唐萬新將之向「紅色產業」轉型，先後收購和新建了第二大番茄醬生產商之一。沈陽合金原本是一家鎳合金專業制造企業，每年只有四千多萬的銷售收入，德隆入主後，連續收購了蘇州、上海、陝西等地的多家電動工具制造企業，使之成為全國最大的專業生產商和出口商。唐萬新對自己的整合理念自視極高，認為是「天下第一」的企業戰略。一些經濟學家也頗為贊賞，與唐家兄弟有過密切交往的經濟學家鐘朋榮便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還很少有人能做到他們這樣的高度」。
德隆要完成這系列的購並，需要大量的資金，錢從哪裏來？那就要靠坐莊炒作。德隆的坐莊技巧其實非常簡捷，唐萬新通過不斷地釋放利好消息和整合重組概念，將股價一步一步地抬高，然後從中倒手牟利。從1996年起，德隆旗下的「三駕馬車」就撒開雙蹄，股價日日上漲，到「5•19行情」來臨，德隆系更是「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在中國股市上一路狂奔，創下讓千萬股民瞠目的飆漲紀錄。到2001年3月，人們看到的事實是：湘火炬經過三次轉配股，1股變成4.7股，經複權後計算，每股股價從7.6元漲到85元，漲幅1100；合金股份經過4次轉配股，複權後的股價從每股12元漲到186元，漲幅1500；新疆屯河也經數次送配股，複權後的股價為每股127元，漲幅1100。一個莊家控制的3只股票，5年之內全數狂漲10倍以上，舉國顧盼，再無一人，德隆因此創下「天下第一莊」的顯赫名號。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股不在優，有德則名，價不畏高，有隆就靈」，幾乎成了中國股民想要賺錢的不二法門。根據精通財務分析的香港教授郎鹹平的計算，到2001年3月，德隆莊家從這種坐莊活動中總計獲利52億元。
唐氏戰略在商業邏輯上最大的漏洞是，傳統產業的盈利能力並不可能在短期內爆發，其對金融板塊的反哺能力十分弱小，在效益最好的年份，「三駕馬車」的淨利潤之和也不過2.4億元，遠遠算不上是「效益奇跡」。因此，實業整合出現的績效並不能夠支持金融擴張所需要的資本流量。而為了讓德隆系的股價維持在一個高位上，唐萬新不得不另外去構築一個昂貴而隱秘的融資平台。
一方面，他不斷在資本市場上發布讓人眼花繚亂的購並公告、誇大實業整合的績效，以此為穩定和抬高股價的炒作手段，另一方面，德隆創辦和控制了多家信托金融機構，同時在銀行、證券、金融租賃、保險、基金等多個領域，通過種種合法或非法的方式開展委托理財業務。日後的調查表明，德隆通過這些手段共融資250億元。這種灰色及不規範的運作模式，讓德隆漸漸衍變成了一頭規模驚人而無比危險的金融怪獸。根據計算，德隆每年用於維持高股價的費用需10億元，用於融資支付的利息需30億元，也就是說，起碼有40億元的資金才能保證德隆系的年度正常運作。這是一個讓人不寒而栗的數字，其融資成本之高，讓這個遊戲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慘敗的命運。
為了找資金，德隆幾乎已經到了竭盡全力的地步。在唐萬新的部署下，德隆將全國年銷售收入在5000萬元以上的1872家企業作為重點客戶，按地域分配給旗下眾多的證券金融機構，以地毯搜索的方式進行開發。當某企業需要一種綜合金融服務時，與德隆有業務代理或股權紐帶關系的銀行、信托公司、證券公司、租賃公司、保險公司就會分別找上門去，以不同金融機構的名義卻又是協作的方式展開服務。它們以委托理財的名義跟企業簽訂合同，這種合同都有兩份，一份是供監管部門檢查時用的，一份「補充合同」則注明德隆承諾的保底收益，是保密的。一般而言，德隆提供的保底收益為3～12，後來隨著資金鏈的緊張，最高時上漲到了18。為了「工作便利」，德隆還專門設計了一本金融產品手冊》，它是活頁式的，「需要用到哪家金融公司出面，對方需要哪種金融服務，我們都可以隨時替換」。
就這樣，唐萬新走上了一條無比凶險的不歸路。這是一個勇猛的賭徒，孔子所謂的「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就是指這樣的人。他有一句自創的格言是：「但凡拿我們的生命去賭的，一定是最精彩的。」他別無愛好，只喜打獵，經常開著一輛豐田越野車，遊獵新疆各地，據說越是凶猛的獵物當前，他越是莫名興奮，他在新疆裕民縣有一個農莊，會議室裏掛了一塊大匾，上書四字曰：「唯我獨尊」。
德隆的那些「真實的謊言」要到5年後才會被揭穿，在1999年的股市狂熱中，它顯得是那麼的光芒照人。8月，德隆宣布以1000萬美元購進前蘇聯太平洋艦隊的旗艦、不久前退役的明斯克號航空母艦，把它拉到廣州進行封閉式大規模修整與改造。它被停泊在深圳大鵬灣的沙頭角，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座以航母為主體的主題公園。這條新聞轟動一時，也是從此以後，德隆以中國民營企業的「航空母艦」自居，它宣布將在5年內「成為一家世界性的大公司，進入全球500強」。
在中國資本市場上，莊家這朵「惡之花」是一個制度性的產物。
首先，那些素質贏弱、因「解困」而上市的國有企業是莊家得以存活的第一要素。這些企業上市不久便再度陷入困境，因此淪為「殼資源」—「砧板上的肉」。其次，非流通股的存在讓莊家們能夠以非常低廉和灰色的手段輕易控制那些企。再者，監管機制的不成熟更是讓所有無法無天的炒作手法滿天飛。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中國股市最流行的名詞是「題材」，你只要敢於想象、膽大妄為，就可能成就一番「事業」。在這樣一個放縱的年代，金錢的誘惑以及資本的放大效應，讓無數人心甘情願地放棄所有的准則，中國股市因此成為最沒有道德底線的野蠻地帶。根據斯坦福大學劉遵義教授的研究，1999年和2000年前後，中國股市的股票年換手率達到400平均持股時間僅為3個月左右，而同期，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票換手率為86，平均持股時間1.2年，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的股票年換手率為30.2，平均持股時間達3年。資本市場投機色彩的濃重直接造成上市公司行為的扭曲，使中國股市的融資功能極度萎縮，基本上喪失了實業型公司借此壯大的可能性。
莊家「惡之花」
在1999年的股市，還活躍著幾個知識分子出身的、天性無比聰慧的青年莊家，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動物凶猛」讓人難忘。
在這年的股市上，號稱「中國第一文化概念股」的誠成文化的股價扶搖直上，它的當家人是有「神童」之譽的劉波。1964年出生的劉波早慧，14歲就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4年後，進入湖南中醫研究院拿到了碩士文憑，後又成為北大哲學系的博士生，師從著名文化大師季羨林學習東方哲學。之後，他便開始了自己的儒商生涯。劉波平日好穿對襟青布衫，「能穿布鞋的時候絕不穿皮鞋」，他的總裁辦公室滿架皆書，一室斯文。他還在北京長期包租了一幢據說是東北軍閥張作霖舊宅的四合院，在這裏，常常夜宴賓客，大有名士風範。在很多報章上，他都被視為「新儒商」的典範人物。
劉波的第一桶金就與文化有關—他策劃和出版了123冊的傳世藏書》。這套書由他的導師、國學大師季羨林主編，據稱該書共3萬多卷，計2.76億字，累計厚度為十餘米，「它匯集了國內外上千名資深專家學者，曆時6年才完成」。劉波開辦誠成文化公司，據說一共印了1萬套，市場售價高達每套6.8萬元，這一下子為誠成公司增出了數億元的「資產評估值」。劉波還把傳世藏書》的「發行代售費」轉給了建設銀行，由訂書者到建行交款，並由平安保險、太平洋保險做擔保。由此一轉，即便該書沒有賣出一套，都由銀行替他買了單，因而誠成文化的賬面利潤十分可觀。就這樣，靠傳世藏書》這個「鎮山之寶」，誠成文化在股市上自我炒作，十分風光。1999年12月，在股市行情大好的背景下，它發出了三個「重大的投資重組」公告：一是畫了一個金光四射的「大餅」，誠成與湖南大學共同組建「嶽麓書院文化教育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投資建設「千年學府論壇」、「出版發行中心」、「學生公寓城」、「湖南大學實驗學校」等項目。據稱，這些項目建成後，誠成文化將成為中國最大的教育投資公司；二是玩弄了一把電子商務的新概念，它宣布成立北京人文時空網絡公司，由傳統的圖書出版社轉入新興的網絡產業，宣布要建成「全球最大的華人網上書店」，成為中國的亞馬遜；1跟劉波驚人相似的是，比他大三歲的宋朝弟也是靠一本書打天下的。宋朝弟同樣是一個苦讀出身的高材生，他本科讀的是中國科技大學現代物理系，研究生考進了著名的清華大學激光物理專業。1991年，宋朝弟創辦科利華電腦有限公司，在清華大學西門外的一隅專做教育軟件。同年推出「csc校長辦公系統」。宋朝弟天資聰慧，專業能力強，他是第一個用賣保健品的方式來賣軟件的人。1994年科利華在北京軍事博物館舉行萬人測試活動轟動一時，宋朝弟因此被評為1994年「中國計算機產業十大風雲人物」。1997年1月，科利華被美國商業周刊》譽為中國軟件市場的「決定性力量」之一。學物理出身的宋朝弟自詡是「科技知識分子出身的新儒商」，他提出了「量子理論」和「大躍進理論」。這兩個理論認為，任何市場都不是一步一步開拓的，而是可以跳躍的。「信息時代，不能再局限於牛頓力學的思維模式——因為a，所以b，應當學會用量子思維去創造奇跡。」
年1月，宋朝弟用他的量子思維好好地「跳躍」了一回。他突然開始叫賣一本學習的革命》的外版書，他宣布：「學習的時代到了!我們下決心要讓全中國有1000萬人去讀學習的革命》，讓1000萬人認識到自己在觀念和方法上有問題！」科利華宣布將在100天裏滾動式投入1個億大做廣告。為此他還請出著名導演謝晉在中央台當代言人，請複旦大學校長、科學家謝希德作序推介。這種近乎瘋狂的賣書大運動在當時幾乎沒有人看得懂，一股澎湃的輿論熱潮不由分說地把科利華和宋朝弟推到了新聞的聚光燈下。事後證明，在舉國皆狂的同時，發動者宋朝弟可能是最清醒的一個，因為在賣書的同時，他完成了兩大商業任務。
其一是順著「學習」的熱浪，他把科利華的學習軟件和校長辦公系統賣到了全中國的小學、中學和大學。其二則更為隱秘，在推廣<學習的革命》之前，科利華已對上海股市上一個「垃圾股」阿城鋼鐵不斷吸籌（股票代碼600799）。隨著學習的革命》的狂炒以及中央台廣告的投放，有關科利華即將收購阿城鋼鐵的消息則在股市上喧囂塵上，該股票連拉漲停，股價在40日內足足漲了3倍。宋朝弟在投機性極強的中國股市上一擊得手。他日後得意地向媒體承認，「賣學習的革命》就是收購戰略中的關鍵一步棋。」2000年，在福布斯》中國內地第十，it界第一。
盡管智商頗高的劉、宋兩人的空手遊戲已經玩得很是漂亮，不過，跟年紀與他們相近的紹興農家子弟宋如華相比，他們還算不上1999年最大的「高科技玩家」。
宋如華1962年出生在浙江紹興縣的一個小山村，家境貧寒，7歲喪母，考上大學之前還沒有看到過飛機的模樣。在大學讀書的時候，他給自己定過一個「八不原則」：「一不出國，二不經商，三不抽煙，四不喝酒，五不唱歌，六不跳舞，七不看電影，八不逛公園」。就憑著一股苦讀勁，他以優異成績畢業後留校任教，因教學認真，他被破格晉升為副教授，並被授予全校唯一的「機電部青年教書育人特等獎」。1992年，受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熱浪感召，宋如華下海創辦托普電子科技發展公司，托普的英文是top，是「頂峰，頂尖、卓越」的意思。宋如華對同伴說，「我們要做就做最頂尖的，我們的目標是比爾•蓋茨。」
剛開始經商的時候，宋如華曾經騎著三輪車在成都城裏四處倒賣電腦，所以他後來自豪地說，「我是全中國唯一踩過三輪車的大學教授。」4年後，他靠出售稅務軟件賺了不少錢。1996年秋天，他參加了科技部組織的印度考察團。在「南亞矽穀」班加羅爾，他看到了大批軟件公司的集群和崛起。回國後，他對同事們說，「我們要搞一個西部軟件園。」
他先是跑到成都附近的郫縣紅光鎮，此地在「大躍進」時聞名全國，是四川省第一個「畝產超千斤」的「放衛星公社」，1958年3月16日毛澤東曾親自視察，一時成為全國學習的典型。1997年3月，宋如華在這裏選中了一片100畝大小的菜花田，豎起一塊「西部軟件園」的大木牌子。就這樣，在將近40年後，「紹興師爺」宋如華在紅光鎮又放出一顆「大衛星」。恐怕連宋如華自己也沒有想到，他的這顆「衛星」居然有如此的耀眼光芒。就在托普開了一個小型的新聞發布會後，熱烈的掌聲就從四面八方洶湧而來。當時，全國各省市正掀起一個信息化建設的高潮。年初，四川省將信息產業列為重點發展的「第一產業」，然而各市縣卻罕有拿得出手的項目。宋如華的「西部軟件園」剛一宣布，頓時就讓人眼睛一亮—軟件公司的集群、產業化的發展理念、「西部」概念的提升—哪裏去找一個更讓人興奮的宏偉概念？地方政府一下子就嗅出了其中的「政績氣息」，不支持托普簡直就是跟自己過不去。而中央的部委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在經濟發展整體滯後、一向不被重視的西部地區突然冒出一個「信息產業集約發展的典型」，哪有不扶持的道理。就在宋如華把木牌豎在菜花田裏的兩個月後，西部軟件園就被列入全國四大「首批國家級火炬計劃軟件產業基地」之一。
莊家「惡之花」
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托普成為中國西部最響亮的高科技企業，各項扶持政策、稅收優惠政策和社會榮譽接踵而至。一個尚在空中的「西部軟件園」讓宋如華茅塞頓開，他突然發現，中國商業的遊戲規則實在是非常神奇，有時候，你辛辛苦苦做好一個產品，不如在某個夜晚喊出一個新概念，財富的聚與散往往隨著大勢的搖擺而動。他意識到，財富鐘擺已經搖到了自己的面前，此時不及時伸手，將遺恨終生。他對同伴們引用美國管理學家湯姆•彼得斯的全球暢銷書追求卓越》中的一句話說，「如果你不相信我們正在開啟大時代，你一定是個白癡。」1為了支持托普，四川省省長親自牽線，把一家上市不久便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四川自貢市長征機床股份有限公司當做「殼資源」送給了宋如華。跟當時很多國有上市公司一樣，川長征在1995年上市後，僅一年多後就報虧損，每股權益從上市時的0.26元降為0.01元。宋如華把收購川長征演繹成了一出高潮迭起、充滿血腥氣息的資本大戲。它被認定為中國民營科技企業「借殼上市」第一例，赫然是一個足金百分之百的炒作題材。宋如華更不斷拋出新概念，一會兒是「托普將進入國家100強企業之列、成為中國三大軟件研發基地之一」，一會兒又宣布將把川長征做成「中國信息產業第一股」。於是，在股市莊家和傳媒的推波助瀾下，一家奄奄一息的機床工廠頓時披上一件金光閃閃的「高科技外衣」，讓人不可小視。與此同時，宋如華適時地組建了證券部，它被設在托普公司總部的頂樓，一般員工均不得進入。就在他的翻雲覆雨之下，股價一日三漲，扶搖直上。在宣布收購的1997年12月，川長征的股價為每股第二年的4月13日，股價已創下24.58元的曆史新高，漲幅達400％，市盈率近1900倍。宋如華在高層會上得意地宣布，「我們今年賺了倆個億」。這個早年純樸好學的青年教授也自此徹底轉型，從實業家變成了資本大玩家。
也就是在1999年，宋如華決定借著西部軟件園的轟動性效應，把軟件園模式「複制」到全中國去。他的方式極其強勢而讓人難以拒絕：與地方政府洽談，宣稱將投入1億元以上的資金，在當地建設一個宏大的軟件園，承諾在若幹年內引進上百家軟件公司，使之成為該省或該地區最大的高科技園區。8月，托普宣布投資1億元，在鞍山修建東北軟件園。僅一個月後，宋如華在自己的家鄉浙江省紹興市落下第二枚棋子。以後，江蘇常州、南京、無錫，浙江嘉興、金華、台州，山東威海以及上海南匯等，一個接一個的托普軟件園相繼開建。每在一地，當地政府最高領導必蒞臨開園儀式，眾多媒體熱烈報道，托普儼然成為點燃各地高科技產業熱情的「火神」。到2002年前後，托普在全國數十個省市開建了27個軟件園，平均不到兩個月新建一個，占用土地超過1。2萬畝。宋如華靠一個「軟件園概念」，竟成為企業界最大的「it地主」。
此刻的宋如華已沉迷在資本遊戲中而不能自拔。在他看來，商業其實是一個供人任意玩弄的「金錢木偶劇」。還是在1999年，向來對新事物頗為好奇的宋如華發現互聯網熱浪正席卷而來，他自然不該旁觀。年初，他以12萬美元的代價買到了chinese.com的域名。很顯然，這是一個top級的域名，誰都能掂量出其中蘊藏的商業可能性。很快，托普宣布投資6億元建設面向全球華人的「炎黃在線」。宋如華狠砸廣告，一時間，全國的各類報紙上都刊出了炎黃在線的「紅色風暴」，廣告詞只有很醒目的一句：「讓我們一起搞大。」
其實，宋如華始終沒有搞明白，炎黃在線到底該「搞大」什麼，網站一開始被定位為「橫跨全世界五大洲的華人聚集社區」，接著轉型為「全球華人商業網站」，然後又宣告將成為「零售行業的解決方案專家」。就在熱鬧的概念炒作下，宋如華又悄然找到了一個「殼資源」。它是江蘇省常州市一家叫金獅股份的自行車制造工廠，企業上市兩年後效益急劇滑坡。購並之前，宋如華一行到工廠考察，看到的是齊腰高的荒草，一派破敗景象。隨行人員開玩笑地說，「今後的金獅股份會有兩高，一是股價高，一是茅草高。」果如其言，200第一大股東，股票隨之更名為「炎黃在線」，成為中國股市上第一家以網站名稱命名的上市公司，股價由此持續攀升，從最初的不到10元一直漲至33.18元的高位。在互聯網領域中失去的巨額廣告費和商業自尊，宋如華從資本市場上一把搶了回來。1以上三人均以高學曆青年才俊的身份亮相商界，其清新風采自然與先前草莽出身的鄉鎮企業家們頗有不同。而且，他們都以「儒商」自居，風流倜儻，讓人寄托無限期盼。然而，在一個放縱的資本遊戲中他們相繼沉淪了。他們遵奉的信仰似乎來自早年美國華爾街的那句名言—「把自己變成野獸，也就擺脫了做人的痛苦」；他們三人各自的行徑或誤於「烏托邦」或跡近欺世，在商業伎倆上則表現得鮮廉寡恥和毫無商業道德。及其劣跡敗露，在公眾輿論層面造成了不小的混亂，有人甚至用「企業家＝知識分子＋流氓」這樣的公式來為這些企業家「定型」。1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喧囂的90年代》一書中曾經講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毀滅的種子是什麼？第一個就是繁榮自身。」此言幾乎應驗於所有的商業領域。發生在1999年中國股市的所有「非理性繁榮」，都將在日後經受考驗，然而在當時，人們對此毫無察覺。在那一年，與股市狂飆互為呼應的是另一個同樣具有泡沫特征的互聯網經濟的興起。
互聯網的龍卷風是從大洋彼岸的美國無比強勁地刮過來的。主要以互聯網公司股票構成的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從1991年4月的500點一路上漲，到1998年7月跨越了2000點大關，之後猛然走出一波痛快淋漓的跨年大行情，在1999年12月逼近5000點，市場的繁榮把人們對互聯網的熱情推到了沸騰的高度。美國戰略家加裏•哈梅爾像先知一樣地宣稱，「當下正是改寫遊戲規則的千載良機。」他在5年前出版的競爭未來》一書中描述過的景象正在成為現實：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放松管制、全球化、私有化以及新技術正在使產業邊界變得毫無意義，國與國競爭、企業之間競爭的假設邊界已經變得模糊不清，任何商業體的生存疆域顯得動蕩而不可測。
所有人都寧願相信哈梅爾是對的。在互聯網誕生之前的所有產業中，後發的中國公司都已經沒有了「創造未知」的可能性，在每一個制造業領域，我們都處在產業的末端，以能源消耗、環境破壞、勞動力盤剝為特征的「世界工廠」的命運從一開始就冰冷地設定在中國發展的道路前方。只有在互聯網的世界裏，中國公司找到了打破疆域和重建遊戲規則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盡管極其微小，但是它確乎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