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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明白，雖然我沒有一些負債感，但卻又因此多了一份責任，一份不辜負朋友的責任。我如果不努力盡快改變現狀，只會給鐘離東帶來更多的麻煩，甚至因此拖垮他。對於花錢，我開始不像剛來時那樣毫無節制，而是變得謹慎了，甚至准備戒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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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想起了自己借給杜鵑紅的那三萬元錢，想起了她的來信。杜鵑紅呀杜鵑紅，我在北京放不下的仍是這個名字。當初唐姨知道我給杜鵑紅借款並決定自己承擔那份高額利息時，恨得直磨牙：「你這個傻瓜，我要是你的親姨，非甩你幾個耳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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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唐姨不是我的親姨，但在我心裏她比親姨還親。話又說回來，唐姨是我在一次舞會上結識的。後來接觸多了，便親密起來，可以說唐姨待我勝似親侄。我們的交情，早已勝過了那份血緣關系。就是我李湘輝與情人的銷夢，也能說給唐姨聽。在我心裏，我感覺她比自己的母親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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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不是說我母親不好。在我心裏，母親是一個偉大而平凡的農家婦女。她生活在一個三代同堂的大家庭裏，既要孝敬七十高鈴的公婆（也就是我爺爺奶奶），還要照顧我和姐姐、弟弟三個兒女，可謂重擔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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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農村還沒有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吃糧還得靠掙工分換取。重活生產隊不派我母親去，幹輕活時間長，掙的工分卻少。我父親當時是生產隊的會計，整天忙碌於生產隊的事，常常是早出晚歸，家裏的一大堆子事只能由母親獨自一人承擔了。母親為了全家能填飽肚子，一有空就到家裏的自留地裏鋤草、上豬糞。她琢磨著種些既長「頭發」又生「蛋」的菜來幫助家裏人充饑，如紅薯、南瓜等。嫩綠的紅薯殃、南瓜藤用來當菜吃；成熟的紅薯、南瓜摻面蒸當飯吃……有時為了給我們調口味，就把紅署切成丁和米同時倒進沸水鍋裏煮成紅薯粥，或把南瓜蒸熟後和些面做些南瓜蒸菜。我母親有個習慣，即飯菜做好以後，總要張羅一聲：「你們先吃飯。」我們便吃飯，我奶奶這時便顫顫顛顛地走過來對我母親說：「你快去吃飯，我來喂豬。」我母親這時才去吃那剩下不多的飯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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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把紅署和南瓜視為家人的「救命菜」。記得有一次，調皮的我到自留地裏轉悠，看見南瓜藤爬在紅薯殃上，擔心不利於紅署生長，便四回家拿來鐮刀，一袋煙工夫就結束了掛滿燈泡時的南瓜秧的命。一向外弱內強的母親，看見南瓜被砍得一片狼籍，心如刀剜，臉上的平和頓時全消，眼淚潸然而下，埂咽著：「這是……我們一家人的『救命菜』啊！」當我聽了母親這句發自肺腑的傷心話時，十分懊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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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足是個持家能手。她精打細算，靠賣雞蛋供我們姐弟三人讀書，靠積攢分分角角的錢換取油鹽。母親一生多磨難，含辛茹苦地把我們撫養成*人。如今，母寄已近花甲。每當想到那滿臉皺紋的母親，心中總是不能平靜。母親啊，在你身上至今仍延續著中國的美德：尊老愛幼。讓我感受最深的是，母親非常堅強。因為堅強，母親承受著生活的艱辛；因為堅強，母親對我們每一個家庭成員都關愛有加，讓我們苦中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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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頭腦裏，一會兒是唐姨，一會兒是母親，就像一幅幅美麗的畫面疊映著……我們無法說請對我來說她們誰對我來說占的份量大還是小，因為她們都是我最尊敬的人。我過去一向認為，我與杜鵑紅的恩怨，不能都怪唐姨這個「介紹人」，可以看得出，唐姨總覺得對不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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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唐姨解釋說，一個人活在這個世上，不要把金錢看得那麼重，成為金錢的奴隸。如果這樣的話，生活就缺少了自然的樂趣。面對我的固執，唐姨也只好默認，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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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今，我受到了錢的誘惑。真的，金錢不是萬能，但沒有金錢卻萬萬不能。如果有錢，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去一所大學續讀書，或者自己專心致志去搞自已的文學……但是，現在錢給我直接的概念是：為了生存！我現在是為自己謀生存而渴望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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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找到一份工作。看到一些不學無術的人，不論是工作，還是生活都是那樣輕松，那樣自在，我甚至懷疑自己這樣活著值不值得。有時我也想像海子那樣結束自己，這樣的話我也許會一舉成名。但我反而又想，這樣成名又有什麼意義呢？自己死了，什麼東西也沒有了，我李湘輝不能就這樣結束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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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想，人與人其實一生下來就不平等。你看，在鐘離東他們公司，有一個北京人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幹，就因為父親是高幹，公司裏接納了他，讓他專門守傳達室，每月工資卻2500多元，比鐘離東這個正牌大學本科生畢業的還要高。我當初也憎恨這種現象，憎恨社會上許多不平的現象，總認為這是腐敗。但憎恨也好，你說腐敗也好又如何？並不因為有人憎恨，這些腐敗現象就減少了，結果是反而增多了。這樣一想，反倒理解東方一笛的情緒和牢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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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在這個社會是不平等的。我想，大家本來都是一樣赤條條的來到這個世界，只存在性別的差別而已。可是，因為出生地和家庭背景的不同，在以後的人生舞台上，角色的扮演就大有區咧了。一個農民子弟，拚命地讀書就是想考出去，想把戶口搬到城市；可城市的娃娃呢，一生下來就是「城市戶口」，奮鬥的曆程與艱辛因此卻大大減少。臨到大學畢業，擇業時又因社會人際關系的不同，同樣的優秀人才卻又有不同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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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然，我還是贊同靠後天努力，靠自己奮鬥而改變這才是公平的。於是我自已，也正開始這樣的奮鬥，這樣的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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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精打采地在北京的長安街上溜達，滿腦子胡思亂想。不知不覺，來到了天安門廣場。廣場上人頭攢動。天空中那幾只遊弋的風箏，似乎想要飄得更高更遠，卻因為身下有根線牽扯著，它的命運只能在原來的位置上飄動了。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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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箏的命運一旦掌握在人的手裏，縱有更大的本領和抱負，也只能徒勞地掙紮。此時，我想起那家報社的那個人事部長，想起了那些只憑文憑和戶口上的人，我是不是風箏？他們把握我的命運嗎？我自己問自己。